新经济社会学的方法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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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事实，要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考察，社会事实能够而且只能用其他社会事实加以解释。对社会事实的完整解释必须包括因果考察和功能分析。其研究程序应该为：理论—假设—推论—检验。
总之，涂尔干（杜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论特点是实证主义，他开启了社会学实证主义的传统，将社会学确定为一门科学
新经济社会学的目的就是要对经济社会关系现象提出比专门化的经济理论或社会理论所能提出的解释更为令人满意的解释，这种解释只能通过整合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以建立一种足够分析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框架才能达到。相反，如果只是继续建构某种更为专门化的理论，那么，最大限度也只能得到一种可欣赏的努力—— 一种新的非包容性的甚至是对立性的理论的建设，而这种努力对增进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增加对事物统一性的认识必然收效甚微。
正是在这种科学哲学观念的引导下（我承认这种观念在此次反思之前并非十分清晰），我在《迈向》一书中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便是，通过新的整合来建构 “一种解释力很强的经济社会理论”。如前所述，建立一种既能集中反映本土经济社会问题又能提供整合所需的要素的基本概念，即交易秩序概念，在理论整合中极为关键。而在从这一概念中解析出那些用以解释经济社会问题即交易秩序何以建立和不断扩展的原因的个体因素（它包括动机、交易）和结构性因素（它包括规范和秩序目标）之后，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一种足以分析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及其互动关系的路径即方法论。在我看来，采用单一的旧的方法论（无论是个体主义方法论还是集体主义方法论）都无法满足我心目中的理论整合的要求，因为它们都难以将微观分析（个人行动）与宏观分析（社会结构影响）有效地结合起来。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发展出一种能够整合两大传统方法论的综合的方法论模式，即我所称的“行动—结构互动理论”。那么如何能获得方法论整合呢？我的做法是，在行动与结构的互动关系链之间设置一中间项，即“双重动机”假设。“双重动机假设包含了这样一种假定，作为‘社会人’的个人动机是由价值动机和利己动机组成的；双重动机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并且由此决定着个人的行动。”正如我在书中予以仔细证明的，以相互作用为其形态的双重动机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因而它能够把源于利己动机的个人选择与通过价值动机的社会结构的约束有机地联系起来。设置双重动机假设解决了行动—结构互动的内在机理问题，从而真正实现了方法论的新综合。把这一综合的方法论运用于研究交易秩序的建构和扩展，则使我们获得了一个从个人的双重动机出发研究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及其互动关系的完整的理论框架。
设置双重动机假设，在理论整合中具有核心作用。因为，正是设置了该基本假设，才使我们得以建立一种新的综合的方法论。而正是借助于这一方法论的创新（包括具有整合性的基本概念的创新配合），才使我们在广义的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空间里，建立起了一种能将横向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以及纵向的社会规范约束与个人理性选择结合起来的分析框架。显然，建立新的双重动机假设具有某种创造性，然而，它也绝非是一种没有传统的创新。例如，常为人们所引用的韦伯的有关“理念与利益”的关系的论述即含有一种人的双重动机的存在及其相互作用的简单图景。此外，桑巴特、帕累托和熊彼特都论述了表现在一个行动中的理性要素与精神要素的混合。我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把分散在许多思想家著作中的某种未必清晰和稳定的思想在双重动机的概念下作了一种必要的形式化的处理。
双重动机假设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它是否能得以证实呢？对于这一问题，我的看法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能为脑生理学的研究所证实。脑生理学的研究可能为双重动机假设提供某些证据，但因其带有某种科学猜测而未必能完全证实该假设。然而，这并不十分关键。一个理论或假设是不可能完全被证明或证实的。其存在的意义也不是通过证实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经验应用的检验来确定的。有些理论假设如“经济人” 假设，虽然总能得到某些经验的证实（这是一种常见的维护方式），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它是真的和不可替代的。事实上，对经济人假设同样有着种种的经验证伪和反驳。如果漠视这种反驳或抱着旧假设不放（包括专门为它设置某种特设性条件），其结果只能是付出“降低理论的科学地位的代价”。相反，若能正视科学的可证伪性， 就会乐于用可产生更好的可检验的理论假设来替代它，以推进科学的发展。因此，从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的观点来看，对双重动机假设的最好的检验，不是它的被证实程度，而是它在经验应用中的可检验程度，即它是否能提高解释和预测的令人满意程度。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格兰诺维特所代表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方法论上有何特点，以及我们所提倡的方法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防止和弥补其方法和分析的限制。如前所述，格兰诺维特的“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并不致力于研究广义的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并由此建构一种新的综合的经济社会理论，而是仅仅转向所谓的“经济学失败的方向”，即以一种新的社会学视角——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研究经济行动和经济秩序。他把这一研究取向看成是能取得与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平等“对话”的可成功的道路。为了取得这一新的社会学视角的合法性，格兰诺维特提出了一个一般化的“经济行动嵌入（embed ）于社会结构”的假设。该假设是从卡尔·波兰尼（K. Polanyi）在研究原始社会经济形态时提出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特定概念中推延引申而来的。这被看成是格氏的一大创造，尽管我认为这种“创造”与波兰尼的根本哲学思想相抵触，因为波兰尼要着重比较和证明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市场交换的经济是非嵌入的。他力图说明的是经济力量日益分化和强大所可能产生的对社会乃至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破坏。
格兰诺维特从“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一般化假设中，建立起了经济社会学从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经济行动的新视角，从而造成了经济社会学的转向，即从广义地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转变为只研究社会（在此又只分离出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的影响。这一转向意在“纠正”现代经济社会学力求综合漠视分析的倾向，然而，它所引致的理论建构和经验分析又带有怎样的方法论缺陷呢？
首先，“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假设未能得到逻辑和经验的确证。如上所说，该假设直接引申自波兰尼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概念。然而，在对其进行一般化的过程中，格氏并未能像帕森斯证明其著名的“经济是社会的一个功能子系统”这一命题那样作出严格的逻辑证实。诚然，在波兰尼的著作中，原始社会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现象是能得到充分的经验证实的，但是，在他看来，这一概念是无法推延至现代社会的，因为现代社会最显要的事实是，市场交换已成长到足以从社会中分化出来并且对社会产生日益深重的影响。这样，波兰尼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的范围内获得了对经济影响社会的认识（可以把它看成是“社会嵌入于经济”的观念），另一方面，又由此否定了现代社会中“经济嵌入于社会”的可能性。再则，在波兰尼的思想中，无论是“经济嵌入于社会”还是“社会嵌入于经济”，都是特殊的而非一般化的。格兰诺维特所做的则是将波兰尼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特殊性概念一般化，同时否认“社会嵌入于经济”作为任何特殊性或一般性概念的可能。显然，这只不过是格氏在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目的的视角罢了，它与经验事实似乎无关。然而，在我看来，符合经验事实的统一性的研究视角比只求符合自己目的的研究视角更重要。事实上，我们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能够清楚地看到“社会嵌入于经济”的事实。这就是，物质生产是人类和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物质生产决定着人类的生产关系，并且它们共同决定着人类的其他社会活动——政治的、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活动。当然，从马克思有关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架构来看，他并不否认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之间是存在相互作用的。这里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形式上的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无独有偶，我们在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安德岛岛民的互惠交换圈（库拉交换）的研究中，看到了某种具有实质性的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以经济为主题观察，经济交换嵌入了社会因素；以社会为主题观察，社会交换又嵌入的经济因素。⑨显然，更可能得到逻辑和经验证实的是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假设，而非单方面的“经济嵌入社会”的假设。众所周知，研究假设不同，其研究的出发点、范围和结论也会相异。以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或相互作用为假设，会将经济与社会关系完整地纳入经济社会学的视野范围，并且能够对不同社会阶段的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或相互作用的程度和方式作出研究。相反，以经济嵌入于社会为假设，则只能将社会对经济的影响纳入分析范围，而不能将经济变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纳入分析范围。这不仅会破坏和降低对经济社会问题的统一性的认识，而且也大大缩减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空间。
其次，嵌入性分析或社会网络分析未能把对人的行动的目的性（理性选择）分析与对社会结构影响的分析有效结合起来。从“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 的假设中引申出了一种研究经济行动的新的视角，即从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的影响的角度研究经济生活中的行动和秩序。新的社会学视角的确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方法论。方法论涉及到对研究的出发点及对行动者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规定。因此，格兰诺维特也力图为他的“嵌入性分析”确定方法论。格氏的做法是努力在“过度社会化”和“不充分社会化”方法论（我以为，用“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ed ）和“不充分社会化”（under－socialized）的概念来置换“集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概念并不准确。个体主义方法论就其实质来说，是不承认人需要丝毫的“社会化”的；相反，集体主义方法论就其实质而言，会根本反对社会化有“过度”的可能）之间寻求一种折衷的行动者假设，即假设行动者既不是外在于社会环境像原子和个人那样进行决策和行动，也不是固执地坚守其已有的社会规则与信条开展活动，而是嵌入于具体的、当下的社会关系体系中并作出符合自己主观目的的行动选择。由于假定行动者是有目的的，因此，格氏主张保留理性选择的假设；同时，因为人是嵌入在具体的、正在进行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因此，必须在人的理性选择中加进非经济动机和非经济因素尤其是社会结构因素对人的行动的影响。那么，如何将非经济动机以及外在的社会结构因素加入或结合进理性选择的假设呢？也就是说，如何使理性选择与社会结构影响相容，或者如何使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呢？格氏并没有给出解答。他无意在方法论上多下功夫，而是急于把这种未获坚实基础的嵌入性分析用于对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了。
而一旦对实际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这种未能真正实现方法论整合的嵌入性分析，便不可避免地滑向分析的集体主义方法论（或他所谓的“过度社会化”的方法）了。由于嵌入性分析缺乏联接行动与结构互动关系的中间机制的设置，决定了其难以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纳入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从而也决定其不可能选择从个人行动出发研究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路径。相反，既然作为研究前提的是“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假定，那么，从外在的社会结构出发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便十分自然了。而这种研究路径便只能是集体主义方法论了。集体主义方法论所固有的诸如难以解释社会结构起源及其变迁、过分强调社会的作用以及漠视个人自由和选择等弊端也就在他的实际研究中显露出来了。
与其相关的是，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可能由于缺乏一个有着坚实基础的统一的理论体系，而面临难以将具体的、离散的经验研究归结起来的困难。西方新经济社会学注重经验研究，似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功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漠视经验分析的批判；二是其在研究方法上受社会网络分析和经济人类学影响甚大。社会网络分析基本上是一种对人际关系结构进行经验性描述的方法。实证派的经济人类学注重“参与观察”，强调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和假设，而不是在实证研究之前就提出问题和假设。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同样认为，应当摆脱建构总体性的经济社会学理论的方向，而更多地去关注一些具体的、不确定的经济现象。
注重经验研究无疑构成了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的学术特色。然而，如果过分强调和保守这种特色，就可能带来极大的理论代价。正如20世纪上半叶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派）由盛而衰的历史所昭示的那样，过度迷恋经验研究，会带来对本学科的“基本问题”思考不足。有关涉及学科的研究领域、基本概念和方法论等基本问题讨论不足，必然妨碍该学科统一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而缺乏一个成熟的和稳定的理论体系，人们将逐渐发现许多社会事实和数据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概念工具来说明。人们将在各种与经验直接相联的小理论的彼此冲突或残缺不全中，感到无所适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困境。事实证明，任何一门学科若只满足于从其他学科中获得基本概念或假设，以便迅速推延运用到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去，那就迟早会发生整体性的理论危机。
最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方法上的一个缺失，便是只求实证分析而漠视规范分析。例如，嵌入性分析强调具体的人际关系网络在产生信任和经济秩序方面的作用，但是，在对其个案进行实证分析时，新经济社会学家似乎总是回避研究两个涉及规范分析的问题，即行动的外部性问题以及“什么才是最佳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是要提出，当事者运用特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以从事对己有利的活动时，是否给他人或社会带来了外部影响尤其是负外部影响？后一个问题是指，当我们考察正式结构（法律、组织、制度）和非正式结构（人际关系、伦理道德等）对经济行为（如信任和秩序）的影响时，我们如何判断和选择哪一种要素或哪一种要素的配置是最佳的？这种涉及价值判断的规范分析对于完整地理解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它也是形成科学的公共政策的基础。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毫不涉及上述两个规范性问题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所谓实证分析得出“是社会关系而非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导致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和秩序”这一中心结论，显然是片面的，也是难以经得起经验检验的。
社会学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答：社会学在方法论上注重社会调查，文献研究、数据的统计分析与模型建立。在理论上研究一种社会现象的社会基础。比如说法律社会学，研究法律建立、存在、修改的社会基础，政治社会学研究政治现象背后的社会基础。有些社会现象背后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就是最本源的，质朴的，最一般的规律。
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评析
答：3．达尔文主义贯彻了唯物论的哲学思想，更具现实性。达尔文主义坚持进化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并不必然导致更高等事物的出现。由于引入了不可逆的时间因素，考虑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多样性、持续性和变动性，达尔文主义是一种动态的更接近经济现实的经济学方法论。以机械决定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被认为是...
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有哪两种
答：问、文献考察等方法。虽然社会科学在方法、技术的运 用上有其特点，但它在理论构建、证据搜集、证据分析 与评判、理论检验等方面所运用的方法，与自然科学方 法并无本质区别。实证主义者把自然科学方法论作为自 己的基本原则，把自然科学当作科学的范例，在他们看 来，社会学是符合科学的逻辑的。在实证...
《社会学》学的是什么?
答：孔德发明了社会学一词。“社会学”是一门新的学术范畴。它横跨经济、政治、人类学、历史及心理学。它的意义在于寻找混合了人类知识及哲学的源头。 “社会学”一词是由孔德(Auguste Comte)首创的,他试图使用一种物理学的方法来统一所有的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心理和经济学,从而建立经得起科学规则考验的学科,原本...
请问社会学三大理论流派是什么,其各自的特点和区别又是什么?
答：20世纪60年代后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反自然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代表人物是移居美国的奥地利哲学家和社会学家A.舒茨和倡导民俗学方法论的美国社会学家H.加芬克尔等人。在舒茨之前,德国社会学家A.菲尔坎特曾尝试用现象学方法研究社会。但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现象学社会学的学术思想来源是德国哲学家E.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
杜尔科姆社会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
答：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事实，要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考察，社会事实能够而且只能用其他社会事实加以解释。对社会事实的完整解释必须包括因果考察和功能分析。其研究程序应该为：理论—假设—推论—检验。总之，涂尔干（杜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论特点是实证主义，他开启了社会学实证主义的传统，将社会学确定为一...
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观点
答：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学的方法论的主要观点有四个：一、理解与理解的社会学。韦伯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理解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韦伯把人类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把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作为社会学的两大任务。二、因果多元论。
中国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方法论探索
答：首先， 应继续坚持历史科学基础上的实践建构之路。其次，需要确实为此而防止研究中以“科学化” 之名， 行“去历史化” 理论实质之企图。归根结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践构造活动之路，归根结底，旨在冲破资产阶级科学主义思维束缚之牢笼，而又始终能够在于最终解除解释学语言束缚之牢笼。 要点是根据中国...
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作为经济学分析模式
答：”布劳格的这一说明以马克卢普的论述为根据,后者曾引证说:“熊彼特是进行这种区分的第一个人,或者至少创造了这样一个必要的词来表达这种区分,因为他说过,是他提出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名字”。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通过‘政治上的个人主义’、‘社会学上的个人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对比分析阐明了...
新制度学派的具体表现
答：新制度学派对旧制度学派的发展突出的表现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 其具体表现如下： 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是制度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在对此问题的理解上，新旧制度学派有其明显的差异性。凡勃伦把制度归结为思想和习惯，并用受这种心理和精神支配的一般制度来代替社会经济制度。思想和习惯是逐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