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公子相离之后,重拾折扇 仕途傥荡风流 缘遇相伴之人 结怨释解,更莫相憎,一别是什么意思？
文学是作家运用形象思维，通过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构成一幅完整的生活图画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
，并表现作家的思想情感。其根本特征就是用形象反映生活并表现作家的思想情感。那么形象的涵义与特点是什么？
“形象”这个词，一般有两种用法，从修辞学的角度说，凡是语言具有鲜明、具体、生动的表现力，就可以说语言的形象性强，或者说这是一种形象化的语言。
高尔基说过：“艺术的作品不是叙述，而是用形象、图画来描写现实。”这里所说的“形象”并不是指语言文字的具体生动，而是指作家根据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所创造出来的具体的、生动的、可感的社会生活图画。因此，更确切地说，文学形象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经过提炼、加工而创造出来的，渗透着作者思想情感的，具体、生动、真实的，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图画。作品中的形象包括人物、景物、场面、环境和一切有形的物体。
文学的特点从两个方面把握：（一）个别性、生动性、可感性。（二）文学形象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一）个别性、生动性、可感性：文学作品是按照事物个别的实际存在着的那种具体形态来反映生活的。生活中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个别的，因而是具体的、生动的、可感的。文学作品抓住客观事物的这种具体可感的特征，把它生动地描绘出来。因此，具体生动的可感的性质就成为文学形象的基本特征。文学形象只有具备这个特征才能像生活本身那样生动，给人具体深刻的印象和感受。如果只是写出一些抽象的概念，而不是描绘出一幅幅真实的生活图画，那就不成其为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以反映人的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因此人物形象是文学形象的核心。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像生活中实际存在着的活生生的人一样，有着自己独特鲜明的个性，声音笑貌，言谈举止，风度气质和思想情感。总之，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具有高尔基所说的那种“惊人的浮雕般的描写”，作家“刻划的形象巧妙到这样的程度，你会感觉到仿佛他的主人公的肉体的存在；他仿佛站在你的面前，你想用手指去触摸他。”写人状物要栩栩如生，叙事抒情历历在目，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高度的真实性，文学形象的这种具体、生动、可感的性质是它最基本的特点之一。
（二）文学形象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学形象的个别性、生动性、可感性，是文学形象外在的、感性方面的特点；同时，文学形象也反映了生活的客观内容。这些形成文学形象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文学形象既然是实际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因此又必须带着作家的主观因素。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描绘
，来表现他对生活的认识理解和评价，表现他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一般说来，文学形象从产生的时候起就是作家的思想情感、审美观念与客观事物外在形式和内在本质的统一物。成功的文学形象不但是现实生活的生动再现，而且要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活的本质意义作出揭示。审美意识和情趣是形成文学形象的重要主观因素。而美就在于人的本质力量表现为能够使人愉悦和欣赏的形象。优秀的作品应该创造出美的形象，给人以美感享受
综上所述，文学形象就是以现实生活为源泉，经过作家的提炼、集中和创造，以具体、生动、可感的形式，饱和着作者思想感情和审美观点，而再现于作品中的具有美学意义的生活图画。通过形象反映生活的面貌和本质，表现作者的思想情感，也是文学区别于科学的基本特征。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坯胎萌芽到生长成熟的漫长过程，直到周代蔚为大观。先秦文学奠定了我国两千几百年文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诗经》和《楚辞》耸立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座巍峨的高峰，史传和诸子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中国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文革新运动，无不以先秦诗文作为师法的楷模和品评的标准，缘于先秦文学自身的特点：
第一是创始性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文学伴随着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产生，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至周代而蔚为大观。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一应俱全，散文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应用散文已有明确的分界。
史传散文的记言记事由分离到融合，产生了文诰、编年、国别、谱牒等多种体例。诸子散文由简短的语录体发展为论辩文，进而形成专题论文，完成了论说文的体制。应用文中包括典、谟、训、诰、誓、命以及书信、盟誓、祝文、祝辞、箴、诔、铭文等各种文体。
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
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经学角度来说，先秦时代是出产“元典”的时代，儒、道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原始经典都出自这一时代；
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
这种创始性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作家所特有的开拓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注重独立思考，勇于标新立异，恰与后世辗转模拟、东施效颦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第二是综合性
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
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
《论语·先进》说孔门弟子子游和子夏长于文学，“文学”便是泛指古代文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其中文学之士著书立说，游说之士摇唇鼓舌。
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诗经》和《楚辞》本是文学创作，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史料价值和思辨色彩。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等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先秦时代的诗歌、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从原始歌谣到《诗经》、《楚辞》都是如此。
《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的“葛天氏之乐”，有舞蹈道具和动作的描述，乐章的章名概括了诗歌的内容，显然是诗乐舞的综合表演。《诗经》作品大多重章叠句，原本是适应音乐和舞蹈反复表演的需要。《墨子·公孟》中也说：“儒者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诵《诗三百》”，可以歌唱、舞蹈、弦奏、吟诵，正说明《诗经》具有综合艺术的特征。《楚辞·离骚》的末节、《九章》中《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篇以及《招魂》的末节都有“乱曰”，“乱”既是内容的总结，也是标识音乐的末章。《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神巫歌基础上的创作，祭神巫歌是表演巫舞所唱的歌，其中每篇并无“乱曰”，但末篇《礼魂》就是《九歌》前十篇通用的乱辞。由此可见，楚辞也具有诗乐舞相融合的特点。
明确综合性的特点，研读文学便要紧密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力避盲人摸象。
第三是实用性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
或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第四是随意性
随意性指作家不受局限，放言无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自然是尽人脑所能想，尽人口所能言。产生文字的殷商时代也无所束缚，尽管对天神无限崇拜，还是有武乙之辈敢于射天。
周代崇尚礼制，思想有所束缚，然而《诗经》中的民歌用朴实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对大人君子作无情的嘲讽，对男女爱情作坦率的表白。经过筛选润色的《诗经》尚有真实感，可以想见未能入选的诗歌更是实话实说。
先秦无人模拟《诗经》，蕴酿二、三百年之后，楚辞以全新的面貌上诗坛。后人每以《诗经》为比照评论《离骚》，或认为《离骚》兼具国风、小雅之长，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不同于《诗经》；或认为屈原独依诗人之义，依托五经以立义；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分剖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算是一种折衷的总结。以同于《诗经》为褒，以异于《诗经》作贬，是囿于汉代作家尊经学重模拟的怪圈，而忽视了先秦作家的随意性。屈原是最有个性的诗人，《离骚》是最有个性的诗篇，宣泄自己的满腔愤懑，一吐为快，他完全没有也不必“徵圣宗经”。
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
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
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