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对中国音乐教育做了哪些贡献？
正是在明末清初这段时间，伴随着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相对自由的活动，西学即欧洲的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一次活跃与高潮。
在天文学方面，欧洲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不仅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天文历算方面的书籍，而且引进、制造了一批天文仪器，如地球仪、天体仪、望远镜，等等。如汤若望在明末、清初先后编成《崇祯历书》和《时宪历》。后者就是一直沿用到今天的阴历。还编著了《古今交食考》《测食说》《恒星出没》《浑天仪说》等天文著作。比利时籍的传教士在清朝供职期间，更主持设计制造了6件大型铜制天文仪器，有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本经仪、象限仪和纪限仪，安置在北京观象台。并由南怀仁绘图陈述，收入了《灵台仪象志》。在介绍欧洲先进的天文学说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另一位传教士，是法国的蒋友仁。1761年，蒋友仁将手绘的《坤舆全图》进呈乾隆皇帝。此图附有说明，介绍了伽利略和哥白尼的地动说及行星运动说，指出哥白尼学说“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蒋友仁的《坤舆图说稿》手抄本，经中国著名学者何国宗、钱大昕润色，刻印流传，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德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是关于平面几何学的系统性著作。由此传入中国一种崭新的逻辑推理方法，也大大丰富了中国几何学的内容与表述方式。原书15卷，当时只译出了前六卷，刻于1607年。利玛窦同李之藻合译的另一部数学著作《同文算指》，是我国最早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从加减乘除到开方，中国和西方的算术第一次融会在一起。由于简便易行，经过后来的改进，得到了普遍的推广。1634年编成的《崇祯历书》中，也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数学方法，将西方平面三角学、球形三角学传入中国。汤若望也编写了《几何要法》和《新法算术》等数学著作。在17世纪的中国，计算工具共有4种：珠算、笔算、筹算、尺算，后三种都是从西方传来的。
当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时候，正值明朝末年。国力逐渐衰微的明帝国，面对关外崛起的满族(1636年建国号大清)，自然地对西方先进的火器极感兴趣。葡萄牙人最早将西洋火炮从澳门带到北京，当时人称“红衣大炮”。因为葡萄牙被称为“佛郎机”，所以又称“佛郎机炮”。这些“佛郎机炮”在对满族军队作战中发挥了威力，被封为“红衣大将军”。汤若望来华后，也奉命铸造火炮。在皇宫旁特地设立了一个铸炮厂，两年时间就铸造了20门大炮。最大的可容40磅的炮弹。汤若望还口授了《火攻絮要》，就是专门传授火炮的图样、制作和应用的著作。清朝早在立国之前，就十分重视西洋火器。他们的“红衣大炮”，也被封为“大将军”，随部队行军作战。清朝初年，为了平定“三藩之乱”、防备台湾郑成功武装力量的需要，仍然重视西洋火器的制造。南怀仁就曾奉命督造神威大炮，著有《神威图况》。
当大清帝国的统治逐渐巩固之后，统治者的兴趣与注意力逐渐转向传教士们带来的欧洲新鲜奇巧的工艺品，如自动机器和钟表，等等。康熙时在清官服务的法国传教士陆伯嘉，专造钟表与物理器械；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杨自新，曾献给乾隆皇帝一只自行狮，能走百步，发条藏在狮子腹内；后来又制造一狮一虎，能行三四十步。传教士汪达洪制造的两个机器人，能手捧花瓶行走。他还改造过一个英国奉献的机器人，使他能书写满蒙文字。
同天文、数学一道传入中国的，是西方的地理学。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地球的全貌，使中国人大大开阔了视野。利玛窦编绘的世界地图，后来曾多次改进刻印，有多种刻印本。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的《职方外纪》一书，有世界地图在前，介绍文字在后，是第一部对中国全面介绍近代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意大利人卫匡国著有《中国新地图集》，被欧洲人称为“中国地理学之父”。康熙时期，委托传教士雷思孝、白晋、杜德美等人对全国进行普遍性测绘。测绘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当时测量工具简陋，只能以绳测量。随时随地观察天体，用三角法测量，以规定经纬度。经过10年努力，终于完成了《皇舆全览图》。它是当时世界上西什库天主教堂工程最大、制图最精确的地图。这幅中国地图，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更准确。后来，在乾隆年间，传教士宋君荣、蒋友仁等在中国学者的合作下绘制成一幅亚洲地图，称为《乾隆内府铜版地图》，或者《乾隆十三排地图》。
欧洲传教士还把西方生物学、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为了求得自己的进身之阶，欧洲传教士们还常常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与技能为皇室和王公大臣看病。如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等人，就曾用金鸡纳霜(即奎宁)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外科医生罗德先还为康熙皇帝治好了心悸症和上唇瘤；安泰不仅随皇帝巡游，成为侍从御医，而且平常为教友看病，往往门庭若市。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还将一部法国医学著作、根据血液循环及最新发明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并附有满文说明的插图。
传教士们还把欧洲的建筑技术与风格带到中国来。他们在各地修建欧洲风格的教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年间开始修建的我国著名的皇家苑林——圆明园，就有欧洲式的建筑。圆明园的附园——长春园的一部分，是仿法国宫殿风格设计建造的。这一工程，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奉乾隆皇帝之命主持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协助郎世宁设计的西洋楼建筑群，中西合璧，规模宏大。蒋友仁擅长设计和工程机械的技能，特别肩负着设计“水法”(即喷水池)的任务。他设计的喷泉式水钟，用十二生肖代表十二个时辰，会轮流按时喷水。在西洋楼远瀛观南端的观水法，是乾隆观看喷水景色的地方，现在还能看到当年放置宝座的台基和石雕屏风，以及欧式的门。建成之后，大受乾隆皇帝的赞赏。
郎世宁不仅在西洋楼建筑群的设计和修建中对西方建筑术的传入中国有着重要贡献，而且还将西方绘画艺术带到中国来。这位意大利传教士，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早在来华之前，已颇有成就。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就完成了热那亚一座修道院的壁画，显示了成熟的技艺。郎世宁把文艺复兴以来先进的欧洲艺术成就带到中国。他随身带来一批西方艺术典籍，来华后据此编写教材，传授艺徒。据说他曾同一位中国官员合作，编写了一本教授绘画技艺的书。郎世宁到中国，大受清朝统治者的喜爱，成为一名宫廷画家。在清廷长期工作期间，他将西方透视、光暗表现等科学技法传授给中国画家。郎世宁在中国的绘画艺术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善于融会贯通，以西法作中国画。在西方精于写实、透视的基础上，郎世宁吸收了中国的传统画法，不仅花鸟造型富于生气，各种马姿尤为精彩，人物风度服饰也相当中国化，但面部则用西方立体光暗表现。例如，郎世宁一生的力作之一《马术图》，高2.23米，阔4.26米，已突破中国卷轴的范围，实际上是西方巨幅油画的形式，但笔法全是中式。这幅巨作描绘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首领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实况，以阿睦尔撒纳等11位被接见的蒙古首领居中，乾隆骑马位于右侧，文武大臣簇拥于后，左面则绘以表演马术的骑兵。这幅画的构图也和中国传统的“天子居中”的宫廷接见图完全不同，是以侧面展开，由右至左，实际上是运用了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表现圣母和圣婴耶稣接受东方贤者礼拜的构图形式。此外，郎世宁还经常与清朝的中国宫廷画家合作，如《乾隆雪景行乐图》，就是他与唐岱、陈枚等人合作而成。图中树木坡石皆用中式画法，而人物头像则用西式画法，建筑则运用透视法，整幅画构图气魄浑宏，用笔工整，着色尤为华丽，是一幅宫廷画佳作。
1860年以後，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地来到中国从事宣教工作。随著传教的深入开展，一些教会学校应运而生。
一.早期教会学校在中国发展的状况
传教士在华开办教育的初期，教会学校主要集中在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香港和澳门，通常为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规模很小，程度均为小学。
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估计在这一时期，教会小学有50所，入学人数在1000人左右。最早的教会学校可以追溯到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R.S.Brown）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到1875年左右，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约有350所，学生有6000人，仍以小学为主，但教会中学也开始出现。
从1875年起，由于西方国家在华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同时中国人自己办的实业也开始发展，中国近代化需要大批的人才。在这种大环境刺激下，教会学校急剧发展。到1899年，教会学校达到约176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到1900年，在华的几乎所有重要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在开办学校的差会及传教士中，来自美国的最多，其次是英国。
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
二.传教士对中国留学活动的推动
近代的留学潮是先从教会学校中开始的，后来中国官派留学生，特别是赴美留学生的派遣，也大都与传教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是马礼逊学堂的3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他们是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带到美国的。1846年9月布朗准备回美国休假,他决意要带几名高年级学生赴美深造。当布朗在课堂上说，想去美留学的同学可以站起来时，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著黄宽和黄胜也站了起来。由于这3位学生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传教士还决定在他们留学期间给他们的父母寄赡养金，为期不少于两年。
1847年4月容闳等到达美国纽约。随后，布朗保送他们进了麻省芒松读高中。除黄胜因病回香港外，容闳和黄宽都在该校学习了两年，于1850年毕业。接著，黄宽前往苏格兰，考取了爱丁堡大学，读了7年医科，于1857年毕业回国，成为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容闳则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回国。
继男子留学后，女子也开始留学。中国近代最早的女留学生也是由传教士携带和资助的。1870年，浙江宁波一位叫金雅妹的6岁孤儿，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往日本求学。1881年，17岁的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学医。四年后，金雅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继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4年在福州教会医院的资助下赴美国留学，在1894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1892年江西女子康爱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
教会大学建立后，到国外留学的学生更加增多，像上海圣约翰大学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赴欧美留学。中国官方往海外派遣留学生是从1872年开始的。
清政府派出的首批留学生虽然与传教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基督教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最早向政府要员提出往国外派遣留学生是容闳。当1854年他成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人时，就产生了选派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和愿望。
1862年，他由朋友介绍，成为曾国藩的幕僚。1870年容闳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天津教案时，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
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的基础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12款。该奏摺获准后,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传教士的教育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以容闳日后的教育活动延续下去。
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在出国留学的学生中去美国的人非常少，这是因为美国政府的“移民律”限制了赴美人数。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所得的半数，共计1160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每年派100名学生赴美留学，直到赔款退清为止。
为了培训赴美留学人员，清政府于1909年6月专设了游美学务处负责考选学生出国留学，并于1911年在北京建立了清华留美预备校，这所学校从开办到1929年结束，共计派遣留美生1279人。
三.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
中国近代最早的女子高等院校大多是由基督教会开办的。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廿世纪初，教会开办的女子大学早在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女子高等教育之前便出现了,这就是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该学校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除了专门的女子教会大学外，其它的教会大学也开始陆续招收女子入学。到1920年，实行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有岭南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等。
十九世纪廿年代初，教会大学的女生共有115名，占整个教会大学入学人数的百分之六。教会大学女生的人数虽少，但却代表了中国教育迈向近代、迈向世界的脚步。
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这些知识女性首先冲破了封建枷锁的束缚，自立于社会。从教会大学毕业的女生主要在医药界、学术界、宗教界等领域工作。
在教会女学的冲击下，国人也开始逐渐重视女子教育，由国人开办的女子学校在少数大城市相继出现。深受传教士影响的梁启超于十九世纪末率先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女子学校，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由国人主办的女学。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四.基督教在中国开办的高等教育
中国的教育史远远长于西方国家。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或与传教士有关。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
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
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给在华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包括教育事业以严重的冲击，许多教会学校被义和团捣毁，不得不停办。义和团后，传教士一方面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大批的教会学校。在苏州、南京、广州、福州、成都、武汉等地，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
1901年,美国卫理公会在苏州开设了东吴大学。1905年，在华的两家美国宣教差会美南浸信会和美国浸礼会合作在上海开办了浸会大学，该校于1909年正式开学。1929年浸会大学改名为沪江大学。美国卫理公会、北长老会和基督会于1910年在南京创办了南京金陵大学。1915年在福州，六个基督教差会：美国公理会、卫理公会、归正教会和英国公理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开办了福建协和大学。1916年美国长老会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准备，在广州开始了岭南大学。在华中地区，美国圣公会、归正教会、英国伦敦会和卫理公会于1924年在武昌创办了华中大学，1910年，在西南地区，四个基督教差会：美国美以美会、浸信会、加拿大卫理公和英国公理会在成都联合开办了华西协和大学。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
从开办大学的基督教差会看，美国占了绝对的优势。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有美国传教士的参与，故中国的教会大学受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较大。
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教育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教会大学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
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引发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教会大学的建立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使中国人自己举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正是在教会大学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官办和私办大学开始建立，如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等。
教会大学的出现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这一事实是我们所不能，也不应忽视的。教会大学建立以前，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大约处于西方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水平，即以古典文史学问为主的水平。早期在华基督教大学的学术水平则与西方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水平相当，而到廿世纪初时，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则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种高等教育发展的飞跃同基督教在华开办大学是分不开的。
□作者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研室主任，现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读博士班，著有《传教与教育》、《世界宗教史略》等书。
生存就是将很多音乐，还有乐器带到了中国，让中国对外国音乐学习到了一些新的东西
古代主要是几个帝王吧，唐玄宗啦，还有汉代推广了乐府，教坊等专门为宫廷音乐培养人才，唐玄宗甚至还亲自讲课，而到了近代，就是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沈心工呼吁了开创中小学音乐课，然后刘天华改进了中国民乐进行了民乐的教育开端，还有萧友梅开创了国立音专，开始了专业音乐教育的开端，这几个都是音乐教育的开端人物。后来还有黄自等著名音乐家都致力于教育事业
沈迦:西方传教士如何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轨迹
答：你如何看待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由传教士带来的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沈迦:晚清的时候,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或者叫基督教文明的国家,跟我们传统的中国大陆,最早就想寻求一种合作,其实鸦片战争的核心就是要做贸易,英国并没有想侵占中国领土。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廷确定打不过英国,然后坐下来谈判,签订了一系列的...
西方传教士来华历程及其对中国影响
答：从此,中国通用西历。这对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的转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通力合作,进行大规模的全国地图的测绘,采用了经纬图法、梯形投影等先进方法,制成了《皇舆图》。它是当时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地图制作。其次,中国学者对西学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汇通中西”取得了...
西方的钢琴最早是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答：汤若望是明、清之交这一历史时期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传教士。他于1622年来华，1630年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制造天文仪器，并由于精通音乐而受到崇祯皇帝的恩宠。1644年，满清入住北京，汤若望又以其渊博的学识受到清朝统治者的赏识。据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的记载，在1640年，有一次 精通天文学的...
综合分析外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报业的作用与影响
答：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报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技术，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下是他们在中国近代报业中的作用和影响：1.介绍了西方思想和观念：外国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思想和观念，例如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等。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具有革命性质，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美国传教士在中美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是什么?
答：中美贸易交往始于1784年“中国皇后”号通中国,两国的文化交往则始于19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来华;从这时起,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美国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在西方各国中居领先地位。早在1810年,美国就建立"美国海外宣道理事会”(American Boardof Commiss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ABCFM),并在1830年首次派遣传教士来中国...
20世纪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路径
答：随着“西学东渐”的广泛深入，以及师范教育兴起的直接推动，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从西方教育到西方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再到教育学，由以传教士为主体再到以国人为主体的历程。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教育学的诞生、初建，...
综合分析外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报业的作用与影响
答：他们在传扬宗教的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和信息,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促进了教育事业和报刊事业的发展,在客观上对长期处于封建文化禁锢下的中国民众来说,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后期传教士的宗教色彩趋渐淡薄,而政治、经济色彩则日渐深厚,殖民色彩也日益浓厚,沦为了西方...
在清朝时期,那些来到我国的传教士,到底带来了什么?
答：中国在历史上，除了唐朝时期非常开放以外，大多数朝代对外不是特别开放，尤其是到了清朝时期，闭关锁国政策让中国越来越落后，当时大清朝也有很多传教士，他们的到来也的确改善了清朝人们的生活，但是也给当时的人们带去了灾难。清朝因为必过锁国政策错过了世界工业革命，所以经济文化教育上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的实质是什么?
答：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