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流传下来的老话儿、老习俗有哪些？
易中天:什么是经典 我们为何读经典
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著作。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所以我们读书一定要读最好的书，最好的书是什么呢?就是经典!
世界各民族都产生过一批非常优秀、杰出的思想文化经典，这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知道，应该了解，应该阅读。
但是，大家往往会提出一个问题来，现在社会已经发展到今天了，我们还读那些老古董，它有用吗?有!
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关心的问题是永恒的问题，比方说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永恒……这样一些问题永远回答不完。
比如说，先秦诸子中，我们可以从孔子那里读到一颗爱心，构建和谐;在孟子那里读到一股正气，平治天下;在墨子那里读到一腔热血，救助苦难;在韩非那里读到一双冷眼，直面人生;在老子那里读到生活辩证法;在庄子那里读到艺术人生观;在荀子那里读到科学进取心――在孔、孟、墨、韩那里，我读到了人生态度，在老子、庄子、荀子那里我读到了人生智慧。
尽管孔子、墨子、老子、孟子、庄子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释迦牟尼等等产生在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民族，远隔千山万水，也没有什么来往，但是他们却有惊人的相似。
我认为，第一点是对待人、对待人类社会与人类精神文明的理性态度;第二个就是对人的生存、人的生活、人的幸福的终极关怀。相比当时其他国家的思想家，中国的思想家更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人与人的伦理的、道德的、政治的、艺术的关系，更注重社会的稳定、安定、和谐。
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就是因为能从经典中，读人，读人生，读智慧，读社会。
在经济全球化、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潜下心来，多读经典，特别是多读中国的经典，于己于国，都大有裨益。 (易中天)
早在2500年前，孔子就说了一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道出了做人的真实意义。
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用自己的心推及别人；自己希望怎样生活，就想到别人也会希望怎样生活；自己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就不要那样对待别人；自己希望在社会上能站得住，能通达，就也帮助别人站得住，通达。总之，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推及他人,去理解他人,对待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简单地说就是推己及人，它和中国民间常说的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等等，指的都是一个意思。
为什么有人会如此友善地考虑到其他人呢？
真正的原因是：你种下什么，收获的就是什么。
播种一个行动，你会收到一个习惯；播种一个习惯，你会收到一个个性；播种一个个性，你会收到一个命运；播种一个善行，你会收到一个善果；播种一个恶行，你会收到一个恶果。
你有权利非公平地对待其他人，但你这种非公平的态度，将会使你「自食其果」。而且，进一步说，你所释放出来的每一种思想的后果，都会回报到自己身上。因为你对其他人的所有行为，以及你对其他人的思想，都经由自我暗示的原则，而全部记录在你的潜意识中，这些行为和思想的性质会修正你自己的个性，而你的个性相当于是一个磁场，把和你个性相同的人或情况吸引到你身边。
确切地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文明。一个人真正成为文明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因为这是很高很难做到的要求，所以我们目前的社会总是在反复提倡「精神文明建设」。
我国产生过众多的推己及人的先贤，「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和「己达达人」的崇高典范。大禹接受治水的任务时，刚刚和涂山氏的一个姑娘结婚。当他想到有人被水淹死时，心里就像自己的亲人被淹死一样痛苦、不安，于是他告别了妻子，率领27万治水群众，夜以继日地进行疏导洪水的工作。在治水过程中，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经过13年的奋战，疏通了九条大河，使洪水流入了大海，消除了水患，完成了流芳千古的伟大业绩。之后，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大禹治水》的民谣：
大禹治水十三年，一心为民解灾难。
实地观测搞调查，团结勤快听意见。
三过家门而不入，废寝忘食沥肝胆。
河道疏通水患灭，灌溉农田万民欢。
到了战国时候，有个叫白圭的人，跟孟子谈起这件事，他夸口说：「如果让我来治水，一定能比禹做得更好。只要我把河道疏通，让洪水流到邻近的国家去就行了，那不是省事得多吗？」孟子很不客气地对他说:「你错了！你把邻国作为聚水的地方，结果将使洪水倒流回来，造成更大的灾害。有仁德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这就是成语「以邻为壑」的由来。
从大禹治水和白圭谈治水这两个故事来看，白圭只为自己着想，不为别人着想，这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错误思想，是难免要害人害己的。大禹治水把洪水引入大海，虽然费工费力，但这样做既消除了本国人民的灾害，又消除了邻国人民的灾害。这种推己及人的精神，多么值得我们钦佩和效法。
「推己及人」这种替别人着想的道德情怀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有着广泛的影响。据说国际红十字会总部里，就悬挂着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语录，体现了人类对美好人际关系的向往。
中国有句俗语：「人和万事兴」。推己及人的嘉言懿行，正是实现「人和」的润滑剂。愿我们所有的炎黄子孙，都能时时处处推己及人，使五千年灿烂文明之花，开得更加艳丽芳香。这一点推广开来，对于整个社会，意义是很了不得的，那样就经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实现了全球的和谐、共荣。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
等等一些……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泰伯》：“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宪问》亦有此语。其旨“欲各专一于其职”（刘宝楠《论语正义》）。也是儒家一贯的处世态度。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后孟子又言“位卑而言高，罪也”；《中庸》也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均与此文相近。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正义》引解：“虑之不远，其忧即至，故曰近忧。”《荀子·大略》云：“先事虑事，先患虑患。先事虑事谓之接，接则事犹成。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困，困则祸不可御。”而人宜远虑历为儒家所重。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此即施“仁”于人。西汉董仲舒作了发挥：“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春秋繁露·仁义法》）《吕氏春秋·举难》又曰：“故君子责人则以仁，自责则以义。责人以仁则易足，易足则得人，自责以义则难为非，难为非则行饰。”朱熹注曰：“责己得厚，故身益修；责人薄，故人易从，所以人不得而怨之。”（《论语集注》）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孔子名言。《论语》凡四见，旨同而文小异。《学而》载：“子曰：‘不患人这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为不必担心别人不知我，该担心的是我不知人。《里仁》作：“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上句意同，下句意为：该担心我有什么可为人知道的。《宪问》作：“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又作：“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朱熹注：孔子“于此一事，盖屡言之，其丁宁之意亦可见矣。”（《论语集注》）王夫之注：“能夺我名而不能夺我志，能困我于境遇而不能困我于天人无愧之中，不患也。”（《四书训义》）
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包咸注：“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举人也。”王肃注：“不可以无德而废善言。”意谓不因某人之言中听而举荐他，也不因某人有缺失而鄙弃其言。孔子这种稳重、全面的举人之术、听言之法为后世所重。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孔子此即言仁。《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又言恕。孔子常以“恕”释“仁”。朱熹《集注》：“恕，推己以及人也。”也即子贡所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公冶长》）以后儒家都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实施“仁政”。
小不忍则乱大谋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朱熹《论语集注》：“小不忍，如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又说：“妇人之仁，不能忍于爱；匹夫之勇，不能忍于忿，皆能乱大谋。”（《朱子语类》卷四五）近人杨树达又分不忍有三义：“不忍忿”；“慈仁不忍，不能以义割恩”；“吝财不忍弃”（《论语疏证》）。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意为人能把道廓大，而不能用道来廓大人。王肃注：“才大者道随大，才小者道随小，故不能弘人。”熹注：“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论语集注》）董仲舒天人对策中也引此句，言治乱废兴在于己。今人杨伯峻认为与愿意不合。
当仁不让于师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当仁”有两解：一为面临仁德；一为担当实现仁道之重任。朱熹注：“当仁，以仁为己任也。虽师亦无所逊，言当勇往而必为也。盖仁者，人所自有而自为之，非有争也，何逊之有？”（《论语集注》）“师”字一般训解为“师长”。近人钱穆训为“众人”。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为政》：“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知也”之“知”，同智。朱熹注：“子路好勇，盖有强其所不知以为知者，故夫之告之。”（《论语集注》）《荀子·子道》所记可为佐证：子路盛服见孔子，孔子曰：“今女衣服既盛，颜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谏女矣。”又说：“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又《儒效》篇云：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子罕》：“子曰：‘三军要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安国注：“三军虽众，人心不一，则其将帅可夺而取之；匹夫虽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夺也。”朱熹引侯氏曰：“三军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帅可夺而志不可夺。如可夺，则亦不足谓志矣。”（《论语集注》）《礼心·缁衣》篇亦曰：“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
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阳货》：“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皇侃疏：“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师人必当温故而知新，研精久习，然后乃可为人传说耳。若听之道路，道路乃即为人传说，必多谬妄。所以为有德者所弃也。亦自弃其德也。”近人钱穆说：“道听，听之易，途说，说之易。入子耳，即出于口，纵闻善言，亦不为己有，其德终无可成。”（《论语新解》）《荀子·大略》：“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道远日益矣。”与孔子反对道听途说之义相近。
道不同，不相为谋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史记·伯夷传》引此言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老庄申韩传》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近人钱穆之释有两说，一为“君子亦有意见行迹之不同，然同于道则可相与谋。惟小人贼道者，有善恶邪正之分，斯难于相谋矣。”一为“道指术业，如射与御，各精其重，不相为谋也。”（《论语新解》）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形成是由孔子完成的。儒家的管理思想曾经与中国和东亚的经济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发挥过强大的力量。但是，随着近代西方的经济扩张，西方管理思想逐渐淹没了儒家管理思想。儒
家管理思想甚至沦落为受批判的对象。
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在《儒学在全球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定位问题》一文中清晰地描述了这种状态：
“在本世纪初，随着经学的解体和西学的播撒，人们对儒学的认知与定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原来内在的自我身份的认同变成了外在的客观描述与研究，儒学的神圣性不复存在，反倒成为检讨与批判的对象。”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大压力下，儒学不但被逐出了现实生活的空间，而且逐渐从历史的光环中收缩和退隐，以至于没有多少人再注意到它曾拥有超越民族和国界的过去，儒学的普遍主义品质成为久被遗忘的话题。”
“而到了今天的后儒家时代，儒教在传统上所特有的‘三大制度上的据点’：家庭、学校和国家，并没有丧失其功能，而是出人意料地发生了转化，重又显现出勃勃生机。由此我们要说，儒学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尤其是东亚的。只有把儒学放在世界文明的大视野、大格局中，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其现实意义也才能够充分地显现出来。”
“正象亨廷顿所指出的，‘华人领袖无论想要为独裁主义还是为民主制辩护，他们都从其共同的中华文化而不是从引进的西方观念中寻求合法性’。（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东亚的成功，凸显了地区传统的重要性，而最具有普遍价值特征的儒家文化又被推拥到了前台。”
正因为如此，从史学意义上的评判走向现实应用意义上的批判，是对儒家源头——孔子管理思想批判的根本性转变。它的意义不在于历史定位，而在于继承和发扬。
由孔子完成的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体系(或称为治理思想体系)，秉承中华远古的管理传统，融入了孔子的独到创见，终于形成了独立的儒家管理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在东方的经济发展中，长期发挥了独特的促进作用。也由于体系自身的 缺憾，在后期，尤其是程朱理学阶段，这些负面因素恶性膨胀，导致后期的儒学失去了活力，成了僵死的教条，以至于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被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的情景，我们不可能只停留于面向过去、局限于东方社会来批判孔子管理思想的得与失，做出历史主义的评判；我们需要的是面向未来、立足于普世价值，现实主义地 继承和发扬孔子的管理思想，使儒学管理的现代转换工作顺利进行，与全球化的潮流相适应，为人类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强有力的精神力量。
第一章 孔子管理思想的形成及其缺憾
孔子管理思想是儒家管理的根基。它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包含了最有价值的管理学基本原理和管理哲学范畴，也体现出了它的先天不足和缺憾。
孔子管理思想源于对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思想“允执其中”的继承。《尚书·大禹谟》记载的十六字心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表述了中华管理文化的主流传统。它的主旨是允执其中。而实现执中的方法是“执两用中”。中式管理的传统就是执两用中，持中致和。“允执其中”是变易达到和谐的通路，这要借重于“执两用中”的思维工具易卦模式。
《易经》由阴阳两端的符号化开始，用两端的中间组合：“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构造出了一种用以描述事物中间状态的结构图式系列及其哲理。帮助人们执两用中，持中致和。但这种结构图式系列工具相当复杂，一般老百姓很难理解和使用。这就使《易经》长久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而难普及于世。也就是说，使用易卦模式执两用中达成持中致和的社会成本过高，难以实现。
孔子则把古代的智慧集中用到一点上来，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办法（《中庸章句》），用一套社会成本较低的中庸之道来达成持中致和。
所谓中庸，庸者，用也，“中庸”也就是用中。 《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治中也。”礼的基本作用是治中，中庸思想要求人们“无过无不及”地用中，而所守的中就是“礼”。中庸就是谨守礼制，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不改不易。经过这一番苦心的改造，使民众易于信守。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古代圣贤所教导的“允执厥中”被孔子转换成了比较简单的礼、义 、和等信条，用于教化万民，达成社会的和谐。《论语·泰伯》记载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出了孔子认为百姓可以使他们按指引的道路走，不可能使他们都知道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的本意。明确地宣示了孔子将古代流传下来的“允执其中”的智 慧改造成让老百姓照着做的“中庸”信条的良苦用心。孔子的智慧是：老百姓掌握“执两用中”实在太难，只好取其次，给老百姓“中庸”的信条，老百姓遵循“中庸”的哲理，依循“守礼”、“重义”的路走就得了，简单易行。“易则易行，易行则有功”，孔子的这一改革，的确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道德伦理和礼制规范人们的行为，确实有利于管理。这比要求老百姓搞明白“执两用中”的道理，而且学会应用的社会成本实在要低得多，也行得通——应该说，孔子找到了现实可行的一种治理方案，虽然不是没有负面作用的最佳方案。
这样，在经过孔子改造之后所形成的中庸思想框架里的中道和执两用中，重点也就不在于思维方法，而在于礼制、道德伦理和修养方法了。执中成了简单的守中道、守礼制。在此变化的过程中，思维方法也就逐渐僵化了，从哲学方法向侧重儒教信条的方向蜕化，也就逐渐丧失了活力。这是孔子成功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以致到了末世的儒学大师朱熹手里，道统就蜕化成“唯理是从”的死守信条的宗教式教义了。 理学大师朱熹说：“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朱熹：《中庸章句集注》）中即理也，孔子的守“礼”，已经被泛化为守“平常之理”，执中也就被诠释成了守“理”，遵守教条死理。中华哲学的活的灵魂也就灭失得一干二净了。曾经有过积极作用的儒家思想，从此也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以理杀人”，阻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腐儒，而终被五四开始的革命运动的大浪所淘汰。
老子最早看透它的弊端。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其大意是：上乘的德不依据世俗的所谓德，依此而有了真正的德。下乘的德不失却世俗的所谓德，依此就没有了真正的德。上乘的德依从无为的法则，因而没有什么是它不能做的。上乘的仁做了也没有什么作用。上乘的义做了尚有些作用。上乘的礼做了但民众不肯响应，只好揎袖出臂强牵引之迫民众就范。所以人君失却了道尔后以 德为治，失却了德尔后以仁为治，失却了仁尔后以义为治，失却了义尔后以礼为治。因而礼是忠信的微薄，动乱的始端。自以为能先知的，是抓住了道的光芒，而这正是愚笨的始源。因此大丈夫应当居于道的厚实之处，而不居于它的微薄之处；居于道的敦实之处，而不居于它的光环之中。所以去掉那个而取这个。老子对借助于礼、义、仁来进行治理的方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抓住了枝末而没有抓住根本。管理的根本在于无为而无不为，遵循规律来治理。管理上的 舍本求末将带来无穷的祸害。不幸言中，末代儒者的处境，正好是深陷灾祸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总之，中庸思想是对中华传统执中思想的修正。中庸思想让传统的执中思想的哲理和方法退居二线，如孔子所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章句》），明白地说是“用其中于民”，而不是民众自己“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主语变了，由圣人代替了民众，圣人来思考，来“允执其中”，而后用在民众身上，民众只需紧随其后就可以了。对于中庸思想，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让这些正道和定理不偏地得到遵守，并且“不易之谓庸”，信守而决不改变。庸，也平常之谊，使之成为平常的状态。中庸思想的核心，就是礼制、道德伦理教化的普及。这虽然是很现实有效的治理方案，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执中思想了。过分地依赖于圣人，而忽视以“执两用中”为核心的管理哲学的根本性作用，是孔子管理思想体系的根本性缺憾。
对于这个缺憾，孔子心知肚明，或视之为“大过”，晚年也极力弥补。《论语》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汉书·儒林传》称，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帛书《要》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帛书《要》篇记载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指明孔子晚年注重易的研究，关注 其中的“德义”哲理，希望以易哲学来填补管理思想体系的缺憾。《周易》也就终于成了儒家的经典之一，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但是，甚至于《论语》、《史记》关于孔子学《易》的记载都受到后世一些儒家学者的怀疑，可见孔子填补儒家管理思想体系缺憾的努力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地融入儒学体系，真正获得成功。历史的现实是，继承和完善传统的管理哲学，是由老子的《道德经》所完成的。因此两汉实施有缺憾的儒学治理所导致的危机，使得综合儒、道，“内道外儒”成为魏晋时期的风尚。《魏书·逸士传》云：“得道于圣人，则黄、老是也；治世之圣人，则周、孔是也”。 “内道外儒”，由充分继承和发扬《易》的形而上学的老子哲学补充儒家管理哲学建树之不足，才实际上成了完善儒家治理体系的现实方法。
第二章 孔子的管理思想体系
以今天的普世价值看问题，孔子的治理思想具有三个向度：求真、向善、爱美。三者一体，以真善美的统一来追求人类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其内里，还具有以“命”为核心的生存哲学,以“仁”为核心的境界哲学，以“中”为核心的行动哲学 ，以“道”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这正是它的普世价值，最值得传承和最值得不断加以完善的管理思想。
第一节 孔子的治理框架：治道
孔子的组织治理的理论框架，也就是治道具有以下极为简约的三个向度：
第一向度：礼。
以“礼”为核心理念，用礼制、礼乐追求组织体制的合理化。
激发人们的逻辑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人们能够自觉地从理智上求真。
其要旨是追求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规律性，以富于人文精神，合乎人性的礼制和礼乐来规范组织秩序；用礼制约束人，用礼乐营造敬业、敬人的组织氛围。
孔子的治道强调“正名”，要求做到“名正言顺”，各司其职，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如今所说的总裁像个总裁， 经理像个经理，市长像个市长，船长像个船长，工程师像个工程师，医生像个医生，教师像个教师各自与其组织角色、职务相称，也就是其“实”与其“名”相符合。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防止“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角色或职司的紊乱，用完善的层级制度和制度的文化氛围约束组织成员。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这就是说：“用礼制来约束之，犯错误的人就少了。” 孔子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必然造成治理体制的紊乱。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礼乐的关键性作用在于形成一种敬的组织氛围，敬重自己的组织角色或职司，敬重上司，尊重下属，使组织秩序井然，能成大事。可见孔子治道之首，即制度化的组织治理。而决不是人们 所附会的随意性极大的所谓“人治”。
现代管理的实践也表明，构建组织治理体制和制度，以及营造敬业氛围，具有基础性作用。
第二向度：义。
以“义”为核心理念，用义、恕追求利益获取的正当化。
激发人们的价值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人们能够自觉地在意志上向善。
孔子说：“惠则足以使人。”这是说利益和好处能够驱动人去做事。孔子还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利益的正面作用是充分肯定的。并非一概排斥利益。而且如《论语》所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符合道义的贫穷和不符合道义的富贵同样都是可耻的事。但是孔子明确地指出：“放于利而行，多怨。”就是说：放任一味追求利益而行动，就会招致更多的怨恨。因此才有必要区别追求正当利益和唯利是图：“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强调“见利思义”，取正当利益，而远不正当的利益。教导人们实行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要做到：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不正当利益损害别人的利益，自己不愿意别人这样做，自己也就不应该这样做。这就是“义”所表达的价值观。“义”本作“义”， 《说文》曰：义，己之威义也。古者威仪字作义。今仁义字用之。郑司农注：今时所谓谓义为谊。义，善也。从羊者，与善美同意。《中庸》则曰：“义”者，宜也。“义”就是受道德制约而有度的“利”，这样获取的利才是善的。对此，孟子发挥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王何必言利。”是着重指出组织内唯利是图，必然使组织陷入危险的境地。因此必须以有约束的“利”，也就是“义”来替代毫无约束的“利”。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确立“用正当的方法获取利益”的价值观来规范组织的利益机制，使组织能够持续发展。
现代管理的实践也表明，建构为服务对象创造价值的价值观，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第三向度：和。
以“和”为核心理念，用忠、信、孝、悌追求组织的和谐。
激发人们的审美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人们能够自觉地依情感而爱美。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组织能够依靠礼制、礼乐达到和谐。和谐符合人们的审美情趣。这是以真求美，反过来美也能达真，人们的追求“和”的审美情趣有助于引导组织趋向于和谐，趋向于“和而不同”的理想状态。为促使人际和谐，孔子还具体提出忠、信、孝、悌的审美标准，用以促使人际关系达到完美的境界。《说文解字》：“忠，敬也，尽心曰忠”。人与人之间，能相敬且尽心，关系必然和谐，是一种尽善尽美的人际关系。《说文解字》：“信，诚也，从人言”。“诚”即真实无妄。《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不诚不信，虚假不真，自欺欺人，人际相处也就难以和谐。《说文解字》：“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子女能善事父母，继承父母，关系必然和谐，是一种尽善尽美的人伦关系。悌，从心，从弟；本义作“善兄弟”解，见《说文许箸》。悌，敬爱兄长之谊。如此兄弟和谐。因此，以忠、信、孝、悌 的之美达人和，是实现组织协同的现实途径。
现代管理的实践也表明，建构诚信、敬重他人的和谐美德，最能保证事业的成功。
第二节 孔子管理思想的哲学内核：道统
孔子的管理哲学，也就是道统[注1]由以下极为现实的四种哲学整合而成：
其一，生存哲学：命。
孔子的生存哲学，以“命”为基本哲学范畴。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说文解字》：“命，使也。从口令。命者，天之令也。”因而也称“天命”。《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就是说，天所赋予人的就叫做人性，依循人性去做就叫做道，研修并遵循道就叫做教。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敬畏自然，也就必须遵重自然所赋予的人性，更要珍惜人的生命。《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心也”。儒家的天命观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周易》有天、地、人，的“三才”观。《周易·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天地人三才，人居中位，《易》讲中正，人也为中，为正，体现了儒家哲学的人文精神。这种“三才”天命观和畏天命的生存哲学，正是儒家的人文精神的哲学根基。
其二，境界哲学：仁。
孔子的境界哲学，以“仁”为基本哲学范畴。
《说文解字》：“仁，亲也，从人从二。”《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论语》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解释说：“仁者爱人”。仁就是爱，就是对生命的关怀、对自然的爱。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孔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论语》载：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因而孔子曰：“修己以敬”。曰：“修己以安人”。以仁爱之心修己，以恭、宽、信、敏、惠修己，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总结说：“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仁”之范畴也就成为做人的最高境界。孔子的境界哲学，以安人，以致和，使“近者说，远者来”，使组织形成向心的凝集力。这种做人的境界正是产生组织凝集力的哲学基楚。
其三，行动哲学：中。
孔子的行动哲学，以“中”为基本哲学范畴。
中庸，《说文》：“庸，用也。 ”中庸的本意就是中用，也就是直接把执中而得的“中”拿来应用的意思。毛泽东说：“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书信选集》147页）孔子的中庸思想，确实有独到创见：其一是依准绳执行要“无过无不及”，其二是执行要“时中”，懂得权变。中国的传统哲理谓之“允执其中”，要求人们执两而用其中。孔子则有新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孔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因而他把民众不易执行的“执两用中”，变换成“中用”的易于执行的儒家程序。这种程序就是分两步走，圣人“执两用中”而后“用其中于民”。也就是仅仅将执中的成果作为信条灌输给民众，使他们易于执行。中国的传统管理哲学：执两用中，持中致和也就退居后台，做为根基 。而把执中的具体成果，理念和管理模式推向前台，作为具体执行的脚本进行演绎。于是中庸思想便是具体执行信条的行动哲学。以礼制为准绳，以中庸哲学为行动指南，从理智上求真的治理理论也就拥有了哲学依据。孔子曰：“过犹不及”。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要求人们不偏不倚地执行信条。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指明“时”变了，执行就须依时而权变，以求其和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求得和谐才是目的，强求雷同，千篇一律毫无意义。对此朱熹解释说：“执中无权，则胶于一定之中而不知变。……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孔子的中庸哲学，正是儒家以礼制、礼乐治理组织的哲学基础。
其四、形而上学：道。
孔子的形而上学，以“道”为基本哲学范畴。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足见孔子晚年十分注重“道”。儒家经典《周易·系辞》说：“形上之谓道，形下之谓器”。“道”就是儒家的形而上学。 缺乏形而上学的坚实基础，理论大厦就会摇晃，甚至于倒塌。《周易·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又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有一阴一阳之道指导人们的思维，大业才不会走入迷途。因而，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不妄作为而能够治理天下的人，舜就是吧？他做了些什么呢？只是毕恭毕敬地坐在王位上罢了。对什么毕恭毕敬呢？天命。恭恭敬敬地遵从天之令，人之性。也就是遵道。由此孔子总结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能遵道，能弘道，这正是儒家治理思想的哲学根基。虽然孔子开始整理传承《易》之形而上学比较晚，也并不完善，但毕竟有了初 具形态的儒家形而上学。然而也正因为这形而上学的构建有些迟，也不够系统完善，不够强有力，因此，儒家内部不断产生分歧。最直接的首先是孟子和荀子的部分歧见，使儒家理论产生偏移。在人性上，孟子和荀子都背离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传统哲学原理，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人性有利己有利人的阴阳趋向，皆为天性，本无所谓善恶。善恶是人后天的价值判断而已。关于人性的一阴一阳的先天特性被孔子的大弟子们强行拆散而指为人之本性，也就不再成其为“道”了。足见儒家的形而上学未能深深渗透于儒家的传统之中，实在有些软弱乏力。后儒董仲舒则以“天人感应”说为中心，说是“君权神授”，“天”对地上统治者经常用符瑞、灾异等表示愿望或谴责，从根本上背离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哲学思想。并且提出“三纲五常”永恒不变的名教观念，与《易》的变易思想背道而驰。而最甚者则 是被尊为理学宗师的宋儒朱熹。朱熹的哲学思维背离传统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和“执两用中”的哲学传统。这种传统的中国哲学是阴阳两端和中的一分为三的哲学。由朱熹集大成的理学以“理”取代“道”。产生“理”与“气”的两分法思维体系。“天地人三才”论被理气二元对立论所替代。朱熹认为“理与气是二物”，构成一对新的哲学基本范畴。形成了他所创造的中国式的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 朱熹认为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又说：“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 （《朱熹集》）“有是理，便有是气”。“理”与“气”的对立，构成了类似于西方哲学的一分为二的形而上学，从根本上背离了中国传统的一分为三的哲学。而且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人竟然成了“天理”的掌上玩物，更是从根本上背离了传统的人是宇宙的中心的人文精神。离经叛道的朱熹理学一度被官方禁止。但朱熹的“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 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朱子语类》）的说教从根本上说，纯粹就是维护皇权专制的御用理论工具，因而终于被帝王所赏识，取代了孔子的思想而占据正统的地位，开始了唯“理”是从，以“理”控制人们的思想，“以理杀人”的专制黑暗时代。而且其毒害一直延续至近代，至今仍然阴魂不散。诸如“有理走遍天下”、“凡事都讲理”、“以理服人”的单讲一个空理，不求实力发展的说教仍然广为流传，以至于空讲理讲到帝国主义列强打入中国，大肆屠杀中国人了，还是为一个“理”字所困而难以能摆脱 ，国弱而民遭殃！占据了正统的地位的朱熹理学动摇中国哲学根基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近代的衰落和民族的耻辱。这些后患，均出于孔子思想体系中形而上学的软弱无力。这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最大缺憾。
第三节 孔子管理思想体系的结构化
用现代视点，我们可以将孔子管理思想体系归结为如下的理论框架：
一、治道——三维组织治理理论：
1.礼。追求体制合理化。逻辑判断，求真。核心理念：礼制、礼乐。
2.义。追求利益正当化。价值判断，求善。核心理念：义，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和。追求组织完美化。审美判断，求美。核心理念：忠信、孝悌，和而不同。
二、道统——四维管理哲学：
1.生存哲学。基本范畴：命。“畏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2.境界哲学。基本范畴：仁。“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3.行动哲学。基本范畴：中。“中庸”。“过犹不及”。“君子而时中”。
4.形而上学。基本范畴：道。“一阴一阳之谓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第三章 孔子管理思想与老子形而上学想的协同行为分析
由于孔子思想体系中形而上学的软弱无力的事实，由于老子的形而上学透彻地发扬了《易》的形而上学内涵的事实，自汉而后的发展，便有了内道外儒的现实通路。这种以老子哲学作为形而上学主内，以孔子的管理思想作为治理工具主外的协同，实在有互补的天然合理性，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但历史的现实是除了儒道互补的成功的一面之外，还有由汉代开始的儒道学者之间“儒道相绌”的另一面。《史记·老子列传》载：“世子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绌，废除，贬退之谊。儒老学者均出于门户之见和个人得失之私利，确实互相贬废。以至于孔子管理思想与老子哲学思想协同的努力举步维艰，无功而返。《史记·老子传》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史记·仲尼弟子传》载：“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孔子也师事于老子，可见本无门户之争，学术上也可互补，互相合作本属学术活动之必然。至于演绎成“儒
1.因材施教
2.尊敬师长
从孔子流传下来的老话儿、老习俗有哪些?
答：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阳货》：“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皇侃疏：“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师人必当温故而知新，研精久习，然后乃可为人传说耳。若听之道路，道路乃即为人传说，必多谬妄。所以为有德者所弃也。亦自弃其德也。”近人钱穆说：“道听，听之易，途说，说之易。
关于诚信的古语,孔子说的之类的,老话啊,越多越好
答：故事一：18世纪英国的一位有钱的绅士,一天深夜他走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小男孩儿拦住了.“先生,请您买一包火柴吧”,小男孩儿说道.“我不买”.绅士回答说.说着绅士躲开男孩儿继续走,“先生,请您买一包吧,我今天还什么东西也没有吃呢”小男孩儿追上来说.绅士看到躲不开男孩儿...
《孔子》的读后感6篇
答：孔子觉得这是个机会,他可以去拜见拜见大思想家老子,老子听说孔子来了便去迎接,又叫他的仆人把道路打扫干净,从孔子到达时,他们又谈了很久。我最喜欢的是老子最后对孔子说的几句话:我听说有钱的人给人送行时是送钱,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给人送行时是几句话,我没有钱,姑且冒充一下有道德有学问的人,送你几句话吧...
选用孔子的一句话,并以那句话为话题写一篇800字左右的作文。
答：早在2500年前，孔子就说了一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道出了做人的真实意义。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用自己的心推及别人；自己希望怎样生活，就想到别人也会希望怎样生活；自己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就不要那样对待别人；自己希望在社会上能站得住，能通达，就也帮助...
老话“食不言,寝不语”有什么科学道理
答：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食不言，寝不语”。意思是在吃饭时，不可聊天；睡觉时，也不能说话。那么，为什么要“食不言 寝不语”呢？「食不言,寝不语」的科学道理睡前唠叨不绝会使思绪兴奋,不得安宁,因而影响入睡。食不言 人们在进食时，消化系统在大脑统一指挥下，有条不紊地工作，唾液腺、胃肠的腺体...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什么?
答：，也就是说孔子自述在五十岁时开始学习《易经》，从其中感悟出了人生道理，当然也受到了《易经》中的命理成分影响，如此看来，他老人家说“五十知天命”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圣人的境界是一般人无法达到的，因此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就应该时刻不忘记努力，一旦认命了，人生也就基本不会有进步了。
“老而不死是为贼”原话是怎样说的
答：原文：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原话出自于《论语·宪问》白话译文：原壤叉开双腿坐着等待孔子。孔子骂他说：“年幼的时候，你不讲孝悌，长大了又没有什么可说的成就，老而不死，真是害人虫。”说着，用手杖敲他的小腿。
孔子的话什么意思?
答：1.孔子没有说过这句话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领导人所领导的事务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都是人道的事,鬼神与人是两路,所以敬而远之,这就是智了;一个领导别人的人,极须要仁爱的心怀,对任何问题不要轻视,先从“难”的...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欲于人."它体现了孔子的什么思想?你认为这句话对...
答：孔子所言是指人应当以对待自身的行为为参照物来对待他人。人应该有宽广的胸怀，待人处事之时切勿心胸狭窄，而应宽宏大量，宽恕待人。倘若自己所讨厌的事物，硬推给他人，不仅会破坏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将事情弄得僵持而不可收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确实应该坚持这种原则，这是尊重他人，平等待人的体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