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将魏延叛蜀之谜
易教授讲的很好，我也非常喜欢他的品三国，但是大家都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吧，我支持的是魏延没有谋反，这只是内部争权斗争的一种迫害，魏延是那个出头鸟。我还给楼主找了点资料，希望对楼主有用。千古奇冤 关于魏延之死，亦为一大冤案。《三国志·魏延传》记载，建兴十二年，“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如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是诸葛亮临终前召开的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但这次会议的召开却导致了严重后果。 首先，主帅病危，为了怕引起军心动摇，只与少数人商定后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少数人，既应包括自己的亲信，也应包括军中最重要的高级将领。魏延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南郑侯。而诸葛亮是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武乡侯。二人均假节，封侯。可见，魏延在蜀汉朝廷中的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而杨仪时任丞相府长史，费祎为丞相司马，姜维任中监军征西将军。以官位论，杨、费、姜三人之官职均不能与魏延相比。而诸葛亮召开如此重要的军事会议，却偏偏将魏延排斥在外，这难道不是故意的吗？
其二，诸葛亮虽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但并没有安排谁任全军主帅。只是“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在前后军中间起衔接辅助作用。杨仪任何职呢？不知道。看以后事态发展，似乎全军上下都认定诸葛亮让杨仪暂摄全军统帅之职。而事实上，杨仪并无蜀汉朝廷或诸葛亮临终前的正式任命，杨仪统率全军名不正、言不顺，这就为魏、杨内讧伏下了祸根。 第三，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似乎已经内定魏延日后将抗命为“叛逆”。诸葛亮为何要作如此安排，史无明文记载。以余度之，其因有三。其一，诸葛亮一生用兵过于谨慎，其原因是实战经验不足，故陈寿评价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魏延用兵一向主张出奇制胜，诸葛亮最大的顾虑，在于如果将军事指挥权交给魏延，魏延就会违背他既定的军事路线，而按自己的作战方略行事，这是诸葛亮不能容忍的。其二，诸葛亮在选择官员、使用人才上，以“奉职循理”作为标准，请看那篇著名的《前出师表》，再分析他所称颂、推荐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费祎、董允、蒋琬、姜维、向宠等人，无一不是循规蹈矩，符合“循吏”标准的人物。而魏延是一个有自己独立见解、“性矜高”、“不唯上”的大将，他以韩信自诩，认为诸葛亮胆怯，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刘备死后，诸葛亮独揽朝中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同上。，连后主刘禅都声称自己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而魏延却时常不买诸葛亮的账，这当然招致诸葛亮的嫉恨。其三，诸葛亮排斥魏延是为他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扫除障碍。《三国志·蒋琬传》载：“亮每言，‘公琰(蒋琬字)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临终之时，后主派遣尚书仆射李福询问诸葛亮：“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答曰：“蒋琬之后，文伟(费祎字)可以继之。”《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益州耆旧杂记》。姜维是公元228年归附蜀汉的，诸葛亮对姜维一见如故，称赞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并很快就提拔他为中监军征西将军。 诸葛亮深知若要蒋琬、费祎、姜维顺利地执掌朝政、军政，魏延是一大障碍，因为魏延在朝中、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时论必当以代(诸葛)亮”《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为了排斥异己，诸葛亮不惜毁掉蜀汉的国之栋梁，欲将魏延置于死地。 魏延被害的起因虽然同诸葛亮有密切关系，但毕竟不是诸葛亮的临终遗命，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是杨仪，当然费祎、蒋琬、董允等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骄狂，杨仪自负，两人关系势同水火。“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三国志》卷四十四《费祎传》。已闹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对魏、杨冲突，诸葛亮是如何表态的呢？史载：“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从表象上看，诸葛亮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不忍有所偏废”，但其在五丈原病重时，却已经将权力和情感的天平倾斜到杨仪一边。魏延未能参与诸葛亮的临终决策，又被安排为断后将军，这就等于授予杨仪以全军的最高指挥权。 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又命费祎试探魏延的意图和打算。魏延对费祎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同②。魏延此话，若以官阶而论则不为乱，若以公私而论则不为不当。对于蜀国而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伐魏乃天下之大事，诸葛亮一人身死，便将兵临渭水、逼近长安的十万大军撤回，弃北伐之大业，岂不是以私废公。再则，诸葛亮死后，姜维也曾九次北伐，魏延的军事才干远远超过姜维，为何不能继武侯之志，担当伐魏重任呢？ 另外，魏延官爵在杨仪之上，也根本没有必要服从杨仪的指挥。正因为如此，魏延才“与费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也就是说他与费祎重新商量了治丧的步骤：谁护送诸葛亮灵柩回蜀，谁带兵继续北伐，两人共同签名，准备向部队传达。可费祎却口是心非，寻求脱身之策，他骗魏延说：“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以此为借口，“费祎出门驰马而去”，并随即背信弃义，助杨仪整军退回蜀中。等到魏延“遣人觇仪等”，才发觉上当，大军已经“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魏延当然大怒，趁着杨仪行军迟缓，抢先一步，“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魏延的意图很明确，因杨仪掌握了全军的统帅大权，故无法与之较量，所以只能赶回成都，向后主奏告事情原委。杨仪也不甘落后，于是二人都向刘禅上表，皆称对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毫无主见的刘禅判断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琬、董允都是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与同僚关系一向不好，“平时诸将素不同”，“当时皆避下之”，故而蒋琬、董允“咸保仪疑延”。于是刘禅遂命“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准备讨伐魏延。但不等蒋琬兵至，魏延已被杨仪所杀，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按：何平即王平，其“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
魏延为何不赶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势兵力对抗杨仪呢？揣测原因，大概是刘禅派蒋琬讨伐魏延的消息其已经获悉，他已没有机会进入成都，向后主辨明事实真相了。在此情况下，形势对魏延当然极为不利，被王平临阵一叫骂：“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魏延所部立刻军心动摇，“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其实，所谓的“曲在延”也是表象，当兵的怎会知道上层斗争的内幕？他们只知服从刘禅和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杨仪这一边，认为魏延反叛，不愿追随他，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也就是说，魏延部下这样做和整个事件的是非曲直是无关的。 在“军皆散”的情况下，魏延无奈，只得“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于是杨仪用脚踩着魏延的脑袋，嘲笑说：“庸奴，复能作恶不？”之后杨仪又“夷延三族”。《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一代名将魏延就这样身死族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魏、杨内讧以魏延彻底失败而告终。魏延的失败有主客观的原因。从客观上分析，魏延遭到诸葛亮多年的打击和排斥，加上杨仪、费祎等人的嫉恨，处境艰难，势单力薄。从主观上分析，魏延本人在这场突发事件中头脑发昏，处置失宜，他不该轻信费祎，也不应在退军途中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阁道”，授人以“谋反”之柄，更不该“据南谷口”，以所部数千之众去对抗杨仪的十万大军。这完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我认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韩信确实非常相似，即他善于用兵，是军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却显得幼稚，缺智少谋。魏延死后七年，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给魏延下了这样几句评语：“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杨戏肯定了魏延“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功劳，叹息他不能善始善终，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协不和”、桀骜不驯的性格，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魏延“谋反”说，那完全是罗贯中捏造的罪名。陈寿对此已经下了结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对头杨仪倒似乎是“脑后长有反骨”。杨仪诛杀魏延后，自以为“功勋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属。岂知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后主仅给杨仪一个虚衔，“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于是杨仪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费祎密报后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杨仪被废为庶民，仪“复上书诽谤”，遂下狱治罪，“仪自杀”。 杨仪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毕竟也甚为可惜，因为他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诸葛亮北伐时，“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蜀汉国小，人才较之魏、吴要少得多，诸葛亮生前用人不当，又不能协调好部属的关系，死后导致蜀汉政权的这场内讧，这对人才资源匮乏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势必加快蜀汉的衰落趋势。对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会的。荆州失陷、火烧夷陵几乎耗去了蜀国三分之二的元气。本来蜀国就是三国最弱的一方，北伐开始时上将也就马超、赵云、魏延三人，中途还病死一个马超。即使长安打下来了，蜀国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它完全接收安抚下来，魏国一旦反扑过来，胜负难料。一旦输了，就想诸葛亮所说，对蜀国的打击就非同一般了。魏国玩得起，蜀国没等量的资本。诸葛亮没死，蜀国内廷尚且能把他这个皇帝相父从前线拉回来，何况他死后的假想继承者魏延呢？到时候不只是黄皓，还有杨仪一班软弱丑恶的文臣。战争，打的不仅仅是勇武和谋略，还有内政、资本、社会因素…… 魏延确实是忠臣。诸葛亮的识人之能远远不及先主刘备。从认出马谡是庸才和任用魏延为汉中守就可以看出。 但是，即使是魏延做继任者，也很难打下来。毕竟对手是司马懿父子、邓艾、钟会、郭淮等谋臣良将。蜀国经过长期的战争已经疲敝了。杨仪、费祎等这些所谓诸葛亮所说的“忠臣”对势同水火的魏延也会加以掣肘，弱主刘禅身边还有个黄皓。
一、前言 蜀国名将魏延是三国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有人说他是蜀汉后期最为重要的大将，因“性矜高”而与“平日诸将素不同” ；屡次北伐时，“延每随亮出，欲请兵万人，与亮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深为一生谨慎的诸葛亮所“制而不许”。建兴12（公元234）年秋，在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后，因与丞相府长史杨仪争夺蜀汉最高军事统帅权，被诬以叛蜀而遭杨仪部将马岱所追杀，为后人叹惜不止，深以为冤。如冒鹤亭先生就在《疚斋日记·读三国志蜀志》中云： “魏延之反，亦冤辞也。其人过于自负，叹恨己才，用之不尽，故诸葛卒后，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指长史以下）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约束），作断后将乎！’。盖欲遣行者护丞相丧归，自留渭南，与司马决斗。其才不及诸葛则有之，其兴复汉室之心，与诸葛同也。而杨仪素与延不平，不欲下之，便引诸营相次还，延于是怒，先仪南归，烧绝栈道，使仪归不得。此则逞一朝之忿，而忘君国之大事矣。陈寿于延传末云：‘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就背叛。’斯为得之。蜀中人才本少，横加延以反名，长城自坏，仪之肉宁足食哉！” 也有人说“魏延脑有反骨，久后必反”，且多次卖主求荣，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丞相而所不容，并在其死后设计除掉之。这种说法常见于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但《三国演义》毕竟为小说家之言，且大都人都认为它只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不可尽信。况且史书《三国志》中的魏延就看不出反叛蜀汉的意图，正如《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所言： “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知人论世，斯为得之。魏延有错，但无反骨，事去千载，言之慨然而又枉然。且考诸史籍，只见其忠义双全、勇略过人，而无叛蜀之迹。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魏延桀骜不驯的性格和骄傲粗鲁的脾气，导致在关键时刻被人诬以谋反，终惨遭灭门之祸。正如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中云： “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 因此我们说魏延脾气固然偏激，但在政治上他绝对忠于蜀汉政权，毫无叛蜀之迹。有问题的只是他性格上的“不协不和”，才导致其身死族灭。下面我们将深入探讨魏延所谓的“叛蜀”之说。 二、心存汉室，足见其忠 蜀将魏延是先主刘备最为欣赏和看重的名将之一，也是第一批随刘备西入益州、力定巴蜀的功勋之臣。《三国志?蜀书?魏延传》就曰：“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战有功，迁牙门将军。”可见，在刘备西取益州的战争中，魏延多次力战有功，从军队的基层开始，一步一步往上爬，以致最终完全取得先主之信任，将镇守汉中的重任交给他。《三国志?蜀书?魏延传》就曰： “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及拨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 在当时，汉中是蜀国的最前沿阵地，得汉中，可不仅可北争关陇，而且还能南蔽巴蜀。正如杨洪对诸葛亮云：“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蜀将黄权亦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三国志?蜀书?黄权传》）。清人顾祖禹曰：“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曹魏若是占领汉中，将严重威胁巴蜀。当时蜀汉的五虎上将俱在，有“绝伦逸群”的关云长、“雄壮威猛”的张翼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的马孟起、“老当益壮”的黄汉升及“智勇双全”的赵子龙。但先主却把这肩关益州安危的重任交付于魏延，足见其知人善任，对魏延是绝对信任的。故在大会群臣之际，试问说：“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 魏延气干云霄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先主称善，众威壮其言。”可见其忠义双全、勇略过人。但魏延也不辜所负，在他镇守汉中的十五年里，曹魏从末越过汉中半步。直至蜀汉后期姜维调整军事部署，采用诱敌深入之术，最终被魏将钟会长驱直入，导致蜀汉的直接灭亡，深为后人叹惜不已，如郭允蹈就在《蜀鉴》云： “蜀之门户，汉中而已。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时钟会长驱直入，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见。呜呼，姜维之亡蜀也。” 以此观之，在蜀国灭亡的后期阶段，若诸葛丞相遗命让“攻守兼备”魏延统军汉中、北进中原，魏国终不能越雷池半步，蜀汉政权也不会在很短时间内灭亡，可历史不容假设。反观诸葛遗志的继任者姜伯约虽“忠勤时事，思虑精密”、“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但终因其才疏学浅、难堪重负。正如陈寿在《三国志?蜀书?姜维传》中评曰：“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老子有云：‘治大国者犹烹小鲜。’，况于区区蕞尔，而可屡扰乎哉？”。魏延与姜维军事才能之高低，一目了然，足可见诸葛亮也有识人不智、所托非人之时。 三、屡立功勋，足见其勇 魏延在蜀汉后期军事行动中，多次随诸葛亮北伐中原，屡立战功，被后主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南郑侯。地位仅次于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武乡侯的诸葛亮，成为蜀汉晚期最为重要的将领之一。 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延率兵，“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此次战役是由魏延单独领军作战，对手郭淮又是曹魏在关西陇左首屈一指的名将，《三国志》号称其“方策精详，垂问秦雍”。郭淮曾在街亭败马谡、破高详，“摧破廖化，擒虏句安”（《三国志?魏书?郭淮传》）。其深通兵法、神机妙算，即使诸葛亮亦畏惧他三分。如青龙二年，诸葛亮兵出斜谷，屯田于兰坑，等待时机再伐中原。当时司马宣王驻兵渭南以防蜀军，“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但司马懿采纳了他的建议，即刻让其率军驻屯北原，“堑垒末成，蜀兵大至，准逆击之。” 。过了不久，“亮盛兵西行，诸将皆谓欲攻西围，准独以为此见形于西，欲使官兵重应之，必攻阳遂。其夜果攻阳遂，有备而不得。”魏延就是面对郭淮这样的魏之名将，却能大破之，此足见其具有独自作战的统帅才能，实可堪大任也。后来在诸葛亮的几次北伐中，魏延也多次摧城拨寨，屡立战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宣王(指司马懿)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 以此言之，蜀将魏延骁勇善战、所向披靡，且又心存汉室，可谓蜀之猛将也。然而就是在关张等五虎上将等先后过世的蜀汉后期，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军事将才，诸葛亮却始终不肯像先主刘备一样心怀坦荡，委以重任，诚为可惜。 四、子午之计，足见其谋 魏延在建兴五年（公元227年）第一次北伐时，就曾向诸葛亮提出“（兵）出子午谷”之计，后又多次提出，但诸葛亮均没有采用。《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於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 然就魏延所提出的兵出子午、奇袭长安的军事策略是否可行呢？历来学者为此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由此而引出了一段历史公案。下面将就此来略加阐述，以能辨其是非曲直。 首先，诸葛亮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卓越的军事家，这一点，古来早有定论。如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后评中曰：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末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对诸葛亮的评语可谓一语中的、所言不虚。我们知道治国与打战是截然不同的，治国之道，讲究的是能行“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之正道。但“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行动，决定战争胜负关键是指挥者的多变的谋略和不尽的智慧。故孙子云：“兵者，诡道也！”，“善出奇兵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古之善于用兵者，大多遵循奇正相合、虚实相间的军事原则。而诸葛亮之用兵常见其正，不见其奇，在伐魏的军事战略上表现为只知“安从坦道”来“平取陇右”之正，看不到兵出子午、奇袭长安之奇。因而一味地固守正道，与强大的魏国在汉中祁山一带相持对垒，打一场消耗战，最终导致身亡国灭，真可谓是不知用兵之机者也！ 其次，在当时魏强蜀弱的局势下，蜀国要想生存下来并战胜强大的魏国，除了出奇制胜以外，别无它途。而“出奇制胜”的关键在于要选择好进攻时机，把握好进攻对象，从而达到出“一招制胜”的目的。如果详加分析，就会发现在首次北伐时已具备了出奇制胜的条件与形势。其一，进攻时机的选择上。在蜀主刘备白帝城托孤死后，大部分魏国人都认为蜀国无力进攻魏国，因此边界守备松懈、兵懒将惰。故《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曰： “始，国家(指曹魏)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 所以第一次北伐带有相当的突然性与隐蔽性，是进攻的最好时机。其二，进攻对象把握上。当时率军镇守长安是曹操的女婿夏侯楙，此人是曹魏名将夏侯惇之子，曹操以女清河公主嫁之。“文帝少与楙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关中。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在西时，多蓄伎妾，公主由此与楙不和。”可见，夏侯楙只知蓄伎纳妾，聚敛钱财，凭借“主婿”的裙带关系而都督关中，完全是一个典型的膏粱子弟，衙内式的人物。对于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如果兵出子午、奇袭长安，完全可一战而定。可正是由于诸葛亮的小心谨慎，失出了奇袭长安、兴复汉室的最好机会，每读史到此，不觉掩卷长叹，引以为憾！ 再者，兵出子午、奇袭长安的军事谋划是确实可行的。子午之道虽崎岖难行，但确实是可以行走的，其中《三国志》就多次提到过它，如《张鲁传》：“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众。”《曹真传》：“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钟会传》：“魏兴太守刘钦趣子午谷，诸军数道平行”等等。可见在当时子午谷是比较熟悉的一条险道了，但比起魏将邓艾偷越的阴平小道，应该算不了什么险峻难行。《三国志?魏书?邓艾传》就曰： “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开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 虽为同为险道，却因人而异，功业各异。魏将邓艾深通兵法、知晓奇正之术，利用魏将钟会在剑阁与姜维相持之际，出奇制胜，凭偷越阴平小道之奇谋而一战定蜀。而诸葛亮固守正道，与强大的魏国在汉中祁山一带对垒，最终身亡国灭，真可谓同道殊归。这也从反面证明了魏延提出的兵出子午、奇袭长安的方案是最高明的、切实可行的军事谋划。 五、延仪之争，足见其冤 蜀将魏延与丞相府长史杨仪矛盾由来已久。如《三国志?蜀书?费袆传》就曰：“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俩人之间的矛盾大多都因性格不同所致，史书载魏延虽然“善养士卒，勇敢过人”，但“性衿高”，与同僚关系很差。又其桀骜不驯、性格刚猛，大家都畏避之。但只有长史杨仪却偏不卖帐，俩人遂成宿怨。诸葛亮在世之时，因“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故常令参军费袆从中周旋调协，每当二人拨刀相向之时，“袆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才不致于因私害公。故“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实为“袆匡救之力也。”。 建兴12（公元234）年秋，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后，延仪之间的矛盾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俩人为了蜀军最高军事指挥权及撤军布署而大打出手，导致严重的内讧。其事情的始末大致如下：诸葛亮在死之前，召开一次最高级的军事会议，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安排，作为当时仅次于诸葛亮的第二号军事统帅的魏延却被排除在外，这是直接导致延仪内讧的导火索，也为魏延不服从诸葛亮生前安排的撤军布署埋下了深深地祸患。《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载道： “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 当时魏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南郑侯，地位仅次于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武乡侯的诸葛亮。按理说诸葛亮死后，最有资格继承大将军之位，统帅全军的应为魏延，但诸葛亮却撇开魏延只和长史杨仪、司马费袆及护军姜维等密议身后之事，这明显属于感情用事，有意为之。 诸葛亮亡殁后，杨仪“秘不发丧”，却命司马费袆去探魏延之口风，魏延对费袆说： “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此语于公于私皆言之有理，但不愿服从撤军布署之意已溢于言表。司马费袆虚与委蛇，并和魏延就撤离和留守人员作了大概安排之后，诓骗魏延道：“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便借此机溜出魏延大营，驰马而去。末几，魏延发觉上当受骗，派人追之不及。于是魏延大怒，率领所部兵马先于杨仪之前撤回汉中，并命人烧绝剑阁至成都的栈道，以阻截杨仪撤军之归路。延仪各自先后上书后主言对方谋逆，后主不决，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等。允、琬咸皆保仪疑延，后主派长史蒋琬率宿卫诸营北上接应杨仪。魏延先至南谷口，率所部兵马与杨仪大军相距，杨仪前部先锋何（王）平叱散延部，魏延和他的儿子及数人奔逃汉中，杨仪遣部将马岱追斩魏延，致延首于仪前，杨仪用脚踩延首，并骂道：“庸奴！复能作恶不？” 并下令夷灭魏延三族，足见其恨魏延之深也。后来，杨仪也不得善终。撤军回成都后，仪自以为临危受命，有诛讨魏延之功，宜代诸葛亮秉理朝政，但诸葛亮平生以其“性狷狭”，早已密表后主以蒋琬为相。从此以后杨仪便“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章发于五内”，时人以其言语不羁，大都敬而远之，只有司马费袆多加安慰。但其仍口无遮拦，多次对费袆逆语道：“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讶！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费袆马上密奏后主，建兴十三年贬仪为民，迁徙于汉嘉郡。后杨仪又多次上书，诽谤朝政，并且言辞激烈，遂下郡收仪，最终其在狱中自杀而亡。 通过了解延仪之争的全过程，我们认为魏延至始至终并无背叛蜀国之意。只是由于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和骄傲粗鲁的脾气，导致在关键时刻被人诬以谋反，终惨遭灭族之祸。正如《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所言：“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倒是诸葛丞相充分信任并在死后委以重任的杨仪却欲大逆不道，举大军以降魏，真是世事难了啊！诸葛亮死后智杀魏延毕竟是虚构。但是诸葛亮在临终前对魏延的态度是怀疑其具有危险性的。因为在当时，魏延是蜀汉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人物。
于是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的时候，秘密召见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三人商议退军的措施，其中提到了魏延，诸葛亮密令三人，如果魏延不遵守命令，自行其事，就让三人对魏延作出处置发落。并选择杨仪作为临时指挥。而杨仪和魏延的关系水火不容，芥蒂极深。
诸葛亮死后，杨仪派费祎试探魏延，魏延果然提出，“虽然丞相死了 ，但还有我，你们可以送丞相灵柩回成都，我自率兵马继续进攻。不能因为丞相的病故而耽误北伐大事，再则，我在杨仪之上，其能听从他的安排，让我断后呢。”并且和费祎商定如何安排诸葛亮的后事，如何分排人马，并且和费祎签名以示决定。费祎假装同意，回来后通知杨仪应付，和姜维没有通知魏延的军队就悄然退回蜀中。魏延派人寻找杨仪再次商议时，发觉上当十分恼怒。认为指挥权应该属于自己。于是赶回成都并烧毁了蜀中到成都的栈道，向后主刘禅上书指责杨仪，杨仪也上书指责魏延有叛逆之举，后主刘禅没有主意便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琬和董允都是诸葛亮的心腹，认定魏延的谋逆可能性大，于是传命讨伐魏延。
杨仪率军重通栈道赶回成都途中被魏延抢先在南谷口阻挡，杨仪派王平在前迎敌，王平见到魏延便高声大骂“丞相刚亡，尸骨未寒，你这种人竟敢做出如此行为”。魏延的军队听了军心动摇，既然皇帝和丞相诸葛亮都倾向杨仪，那么魏延必然就是叛逆的，于是军队都散开投向杨仪这边。
魏延措手不及，无奈带着儿子和几个亲信逃亡，想奔往自己的封地汉中，杨仪派遣马岱追赶并且斩杀了魏延，把魏延首级交给杨仪，杨仪用脚踩着魏延的头颅，嘲笑说“庸奴，复能作恶不？！”然后诛杀了魏延的三族。
那么魏延到底算不算谋反呢，陈寿在《三国志·蜀志·魏延传》中认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意思是说魏延如果叛逆就会投降魏军了，而不会想回成都了，只不过他想除掉杨仪等人罢了，蜀军诸将平常都与魏延不合，这个时候主观上都认定魏延有野心想取代诸葛亮掌握大权。事情其实就是这样的过程，算不上谋反叛逆。
诸葛亮为什么要对魏延的怀疑也是一个谜，史书交代得都很含糊，只能说魏延的思想与诸葛亮的大政方针是偏离甚至背离的，诸葛亮也许是出于对安定的考虑，被迫作出处置魏延的决定，魏延之死客观上讲是因误解不断造成的，形成蜀汉内部的一次斗争，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悲剧色彩。
谁该为魏延一案“埋单”？
魏延一案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历史学家的看法多半倾向于是杨仪的责任，杨仪出于个人的恩怨，杀了蜀国一员大将，他的罪比魏延的罪还大。况且魏延毕竟为蜀汉政权立下汗马功劳，有大功无大错，蒙大冤遭大诬，何至诛灭三族？量刑如此之重完全是杨仪的原因。可是杨仪也委屈，杨议是执行诸葛亮的命令才撤退的。
那么，是魏延的责任？根据《三国志·魏延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诸葛亮还下了一道密令给魏延，让魏延代理他的职务，扶丧回成都。责任就追到了诸葛亮的身上，诸葛亮两道命令一下，不是存心要让他们内讧吗？所以就有历史学家认为，魏延的冤案是诸葛亮一手策划。但是易中天认为，《魏略》的说法不可靠，裴松之也说“此乃敌国传闻之言”，敌方的言论是不可信的，因为魏延不在诸葛亮身边，魏延怎么可以扶诸葛亮的灵柩往南走呢？而且《魏略》记载，魏延到了南谷口以后，杨仪上书说魏延准备向北投降曹魏，投降曹魏应往北走，魏延为什么要往南行呢？因此，不能说诸葛亮一手策划了这个冤案。
魏延谋反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得把视线再次回到诸葛亮的遗命上，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下达一个让魏延断后的遗命呢？有人又提出说是因为诸葛亮与魏延在军事路线上有分歧。
魏延曾经向诸葛亮建议过子午谷奇谋，这个子午谷奇谋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北伐战略，跟当年韩信的暗渡陈仓没有区别，全都危险万分，但是打仗贵在出奇，出奇才能制胜。然而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诸葛亮最终却没有采纳。北伐，是刘备死后诸葛亮最重要的事业。然而他的北伐，正如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言，是“积年无成”。
易中天先生认为，诸葛亮的北伐其实是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有三个：曹魏非速亡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亮非将略之才。对于这三个原因诸葛亮心知肚明，他坚持北伐是想把蜀国内部的矛盾转移到战争上，然后靠北伐来振奋蜀国的士气，更重要的是诸葛亮一直对他的政治理想耿耿于怀，不肯罢休。而作为蜀国后期唯一的猛将魏延，很可能就是他死后的北伐继承人。魏延是个坚定不移的抗曹分子，诸葛亮料定他不会放弃北伐，他一定还要坚持打下去。而且诸葛亮很了解魏延，他自命不凡，自视很高，诸葛亮在世的时候，他总觉得不得志，但是碍于诸葛亮的威望，他也不敢轻举妄动，现在诸葛亮病故，杨仪等人哪里还镇得住魏延？没有办法，只能随他去了。因为此时最重要的事情是赶快把大军撤回成都，保卫蜀汉政权，只有保住了蜀汉，将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才有希望。这就是诸葛亮的一片良苦用心。他临终时想到的就是保住蜀汉，但是，诸葛亮去世30年后，蜀汉还是亡了
真叛了，详见《三国志》
去看《品三国》，有详细的分析
蜀汉大将魏延究竟反还是没有反?
答：如果从这里看魏延是一个反贼，那纯属无稽之谈。对于魏延来说，刘备和诸葛亮都是很重用的，刘备取汉中称王后，蜀地官员都以为刘备会任用张飞镇守汉中，却出乎所有人意料而任用魏延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可以说刘备是非常的信任和重用魏延。而诸葛亮北伐，魏延领兵大破魏将雍州刺史郭淮，后迁为前军师...
魏延这个人是忠臣吗?后期是蜀国大将啊,他心怀不轨真的反叛了吗?_百度...
答：主要是魏延的性格比较孤傲，桀骜不驯，但是很有能力，不容易被人驾驭。我觉得诸葛开始说杀魏延只是想震住魏延，更好的为之所用。事实也证明了魏延很好的被用了，但是后期诸葛刘备一死便无任何一人可以驯服魏延。于是便安排了诬陷魏延，斩杀魏延的戏。魏延足堪大任，魏延和灭蜀的邓艾是同类人，擅长带兵...
魏延是不是蜀国的叛将
答：演义中.魏延并非叛将 可以考虑这几个原因.一.当初刘备在新野新败 逃往襄阳襄阳守军拒开城门.而文长心向刘备 去开城门 结果与文聘酣斗..刘备未进城 改进江陵 文长回城不得.又因撕杀未追得刘备.所以转投别处 后投长沙二 文长杀韩玄的原因.关羽奉命攻打长沙 关羽黄忠二人撕杀.黄为报关羽落马未斩之厚...
关于魏延的
答：因此我们说魏延脾气固然偏激,但在政治上他绝对忠于蜀汉政权,毫无叛蜀之迹。有问题的只是他性格上的“不协不和”,才导致其身死族灭。下面我们将深入探讨魏延所谓的“叛蜀”之说。二、心存汉室,足见其忠 蜀将魏延是先主刘备最为欣赏和看重的名将之一,也是第一批随刘备西入益州、力定巴蜀的功勋之臣。《三国志...
魏延是不是蜀国的叛将
答：这就是心理状态的问题。另外从三国演义中看出，五丈原攘星，姜维在替诸葛亮护灯，魏延在外面值班，一遇到听说有人劫营，慌不择路地闯入诸葛亮营帐，将主灯熄灭。从这点可以看出，魏延虽有勇猛，但并不是一个可以托负大事之人。而且后面他闹独立了，用了马岱，最后被杀，可见魏延是一个不会识人，不...
三国正史中魏延被诬反叛是谁去击杀的魏延?
答：蜀军兵退时魏延烧绝栈道，欲断其归途。魏延真的意欲谋反吗？窃以为，魏延从未有过谋反之念。《三国志》与《资治通鉴》中如是记载：“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
诸葛亮杀魏延之谜,为何说他若是不死蜀汉就危险了?
答：魏延不死，蜀汉不安的原因，多半是诸葛亮的个人意愿。不过，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魏延名气大，能力强，刘禅震不住。魏延，字文长，东汉末年义阳平氏人，三国时期蜀汉重要将领，虽未列五虎上将，但却同样被刘备重用，镇守汉中。魏延本是荆州之将，年轻时的魏延就一直想找机会投奔刘备，但却一直没有...
魏延有没有反叛蜀
答：魏延的确是反叛了蜀国，但是准确的来说他也是被逼的，诸葛亮的确太逼人了，导致魏延叛变了
诸葛亮死后,魏延是不是真的叛蜀
答：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亮适卒，秘不发丧，仪令祎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
诸葛亮死后,为什么魏延会发蜀??
答：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魏延的意思很明白:第一,诸葛亮虽然去世,但北伐事业不能中断,应当由他继续“率诸军击贼”。这虽然有自视甚高,对诸葛亮死后的困难估计不足的成分,但与“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