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实行变法，为什么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都要反对？
第一、王安石改革过于激烈，苏轼他们一时无法接受。王安石是个激进的人，《宋史·王安石传》记载道：“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 王安石性格倔强刚愎，遇事不管对与错，都坚持自己的意见，执意不肯改变。有人攻击他的改革时，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改革时，他有时一天能发布好几条改革政令，过于激烈。
第二、王安石任人唯亲，不辩忠奸。王安石担任变法总指挥后，选用变法的人全部都是亲近自己的人，而那些原本支持变法的人，却因和王安石政见不合，都被王安石排挤出朝廷，而选拔那些所谓的“后起之秀”（ 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而那些又多为贪赃枉法之人，并不是真正想要变法的，只想从变法中捞取好处。比如青苗法本来是有利于百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接受政府的救助，执行改革的官员却不管年成是否良好，都强行让百姓去向官府借贷，并声称是王丞相的要求。
第三、王安石不注重自己形象。宋朝是文人士大夫的天下，士大夫们追求的是体统、体面，而王安石却“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换濯。”这令那些清高的士大夫所不齿。苏洵在《辨奸论》中写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这就更直接的导致欧阳修他们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对。
第四、变法侵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王安石的变法加大了政府的财源，也就相应的减少了地主阶级的收入，自然会遭到他们的强烈抵抗。
“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佑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佑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佑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佑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佑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佑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佑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诏以故官知江宁府。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佑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编辑本段]曾巩(1019-1083)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世称“南丰先生”，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与应用文
曾巩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於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不无指导意义。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迫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
第一、王安石改革过于激烈，苏轼他们一时无法接受。王安石是个激进的人，《宋史·王安石传》记载道：“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 王安石性格倔强刚愎，遇事不管对与错，都坚持自己的意见，执意不肯改变。有人攻击他的改革时，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改革时，他有时一天能发布好几条改革政令，过于激烈。
第二、王安石任人唯亲，不辩忠奸。王安石担任变法总指挥后，选用变法的人全部都是亲近自己的人，而那些原本支持变法的人，却因和王安石政见不合，都被王安石排挤出朝廷，而选拔那些所谓的“后起之秀”（ 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而那些又多为贪赃枉法之人，并不是真正想要变法的，只想从变法中捞取好处。比如青苗法本来是有利于百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接受政府的救助，执行改革的官员却不管年成是否良好，都强行让百姓去向官府借贷，并声称是王丞相的要求。
第三、王安石不注重自己形象。宋朝是文人士大夫的天下，士大夫们追求的是体统、体面，而王安石却“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换濯。”这令那些清高的士大夫所不齿。苏洵在《辨奸论》中写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这就更直接的导致欧阳修他们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对。
第四、变法侵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王安石的变法加大了政府的财源，也就相应的减少了地主阶级的收入，自然会遭到他们的强烈抵抗。
因为当时的朝廷政治实际上已经明显地分割成了两个派系，一个是以王安石为主的改革派，另一派是肯定不同意的。
王安石跟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无论在政治理念上，还是政治立场上，两方都是很不一样的，才会这样子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因为王安石变法里的实质性质是政府敛财，这伤害到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后来竭力反对。
首先王安石跟欧阳修、苏轼一行人的政治理念是不同的，站的立场也是不同的，而且王安石的变法的确是存在问题，才会遭到他们的反对。
欧阳修与王安石、苏轼的关系 他为什么叫“六一居士”?欧阳修的故事
答：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酒曷留连？王安石收到官场前辈的诗之后，也写了首诗回赠。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广座中，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欣赏归欣赏，后来王安石进行变法，欧阳修对...
如何看待王安石变法?当时为什么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答：诸如此类的新法几十条，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发出，每条新法几乎都是在想办法从百姓身上弄钱或者劳动力，试问怎么可能不被反对？而更大的问题在于，王安石的性格，完全听不进反对意见。一旦对变法稍有微词，王安石就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将他贬走。是故欧阳修、韩琦、文彦博、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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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范仲淹推荐了欧阳修，所以可以说范仲淹是欧阳修的老师，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所以可以说欧阳修是王安石的老师，也就是有了欧阳修的前期变法铺垫才有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王安石变法！苏轼和司马光是好朋友吗？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反对派领袖。查一下宋徽宗用瘦金体写的《元佑党籍碑》，文彦博、苏轼、苏辙、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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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一直以来争议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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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是怎样发奋读书的?
答：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史》)。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嘉祐三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五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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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典故
答：当时，朝廷中的宰相和副宰相有好几个，有的年老怕事，有的反对变法。王安石知道，要跟这些人一起实行变法，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一担任副宰相，就经过神宗批准，马上建立了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并任用了一批新人。这个机构名义上是王安石和另一个官员两人掌管的，实际上都由王安石主持...
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他们四人是什么关系?
答：上阕以描写赤壁矶风起浪涌的自然风景为主，意境开阔博大，感慨隐约深沉。起笔凌云健举，包举有力。将浩荡江流与千古人事并收笔下。违反的让他成为榜眼，王安石和苏轼既是好朋友，又是政敌。司马光和苏轼都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北宋文坛上四人都是大腕级人物，留传后世的佳作让我顶礼膜拜。
王安石变法成功的话有可能成功扭转朝代灭亡的局面吗?
答：王安石变法把各行各业手中的金钱全部归结于宋朝朝廷，再由宋朝朝廷进行合理分配。这种做法失去了社会基础，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支持，最终无法改变宋朝弱小的局面。王安石变法过程当中只认定目标没有讲究具体的方法，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得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苏轼、欧阳修这些历史名人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