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历史问题拜托了各位 谢谢~
1“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这是因为，有了人民，才需要建立国家；有了国家，才需要有个“君”。国家是为民众建立的，“君”的位置是为国家而设立的。这里，轻重主次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国家政治，一切以民为本。要说真有什么“天子”，那么民众才是真正的“天子”。因为天的聪明，是通过民的聪明来表现的；天的视听，是借助民的视听来实现的。民众的意愿，天总是顺从的。可见民众才是“天”的代表，是真正的“天之骄子”。至于所谓“君”，则是民众抬举出来的，“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众有力量抬举出一个君，也有力量把君推翻。君位本是为天下民众设的，谁来做君完全应当由天下民众决定。这是古今天下通行的道理。无论这个“君”叫做国王，叫做皇帝，叫做总统，叫做主席，都概莫能外。只不过在古代，人们尚未能设计出一套有效而完善的民主制度来落实这个道理，使之成为可以操作的程序，以致于这个道理在很多时候不能马上兑现。但这并不说明这个道理本身不成立。实际上即使是在民主制度缺如的社会里，上述道理有时也会以各种形式自发地强行发生作用。只要看看历史上无数昏君、暴君最终被推翻，身败名裂的下场，就不难理解这一点。民的地位不仅在君之上，而且在国家（社稷）之上。因为国家的权力也是人民所赋予的，国家的利益应当是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所以从逻辑上来说，必须置民众的地位于国家之上。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坚持这个原则，可以防止少数政客假借“国家”的名义，侵害民众的权力和利益。为“君”的如果真能认识到上述道理，就应当认真听取民众的意见，坦诚接受民众的监督，关心民生疾苦，与民同乐。 孟子说：理想的政治，应确立如下原则：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为贵”，是说人民的地位与权力，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一切政治权力与政治制度，从根本来说，都是来自人民、治于人民、为了人民（from people, by people, for people）。 “社稷次之”，社稷在古代指土地神和谷神，山川大地，五谷物产，乃是养育人民，建立国家的物质基础，当然十分重要。后来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所以也可以说“社稷”就是国家。作为一个国家，当然要有制度，要有宪法。但制度也好、宪法也好，终究还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所以社稷的地位次于人民。 “君为轻”，是说相对于民与社稷来说，君的地位并不那么重要。君的地位与权力是民赋予的，没有民就没有君，君怎么可以与民相提并论呢？社稷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很难设想一个国家可以既没有山川大地，又没有五谷物产，也没有宪法制度。一个国家死掉个把国君，仍然不失为一个国家；若是没有了社稷，国家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国君的地位也不能跟社稷相提并论。 得到广大人民的任命，才有资格做天子；得到天子的任命，才可以做诸侯；得到诸侯的任命，才可以做大夫。可见一切政治权力，从根源上来说，都是来自于民众。 君主如果危害到社稷，危害到国家的利益，就应该将他罢免、撤换！ 在古代，对于土地神和谷神，祭祀的物品没有欠缺，祭祀的时间也没有耽误，却仍然发生干旱水涝等自然灾害，就说明这个土地神或谷神不灵了。那就应当砸了它们的庙，毁了它们的神像和灵位，重新改造、撤换。 同理，如果某种思想、某种主义、某种理论、某种制度，用来治理国家，认真实行之后并不见效，那也要对它进行修正、改造乃至撤换。 2“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这句话可翻译为：“我长叹一声啊，止不住那眼泪流了下来，我是在哀叹那人民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 显然，我们可从这里发现，虽然屈原是楚国贵族，是个士大夫，可他在流放期间对劳动人民的深入接触，他深深的感于人民的痛苦处境，所以，在他的诗歌里常有忧国忧民的诗句。这句话就表现了他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3造纸术的改良者为东汉和帝时中常侍蔡伦(62-121)。 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在总结前人制造丝织晶的经验的基础上，在洛阳发明了用树皮、破鱼网、破布、麻头等作原料，制造成了适合书写的植物纤维纸，才使纸成为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 蔡伦是桂阳(今湖南郴州)人，曾任主管御用器物的尚方令。他利用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经过挫、捣、抄、烘等一系列工艺加工，造成了纸，于永元十七年(105年)献给和帝。他造的纸称「蔡侯纸」。但在东汉、三国时期，纸并未普遍使用，人们的书写材料仍以简牍和缣帛为主。到了晋朝，造纸术传到长江流域，那里有丰富的造纸原料，也产生了较好的纸张，才得普遍推广。晋人盛行抄书、藏书就是得益于用纸的普及。 蔡伦字敬仲，桂阳(今湖南郴州)人。在永平（汉明帝年号）末年开始在内宫任职，建初（汉章帝年号）时期，担任小黄门（太监官职名）。到汉和帝即位，升任为中常侍（太监官职名），参与政事。蔡伦有才能学问，尽心尽力，诚实谨慎，多次触犯皇帝，陈述得失的道理。每当到了休沐的时间，都闭门不接待客人，在田野中裸体。后来升任尚方令（太监官职名）。永元（汉和帝年号）九年，监督制作秘剑（皇宫专用的剑器）以及各种器械，全都精密牢固，成为后代制作器械的方法。自古书籍大多都编成竹简，那些用绸缎布匹写字的叫做纸。绸缎太贵而竹简太重，都对人来说很不方便。蔡伦于是想出一种方法，用树皮、麻头以及破布、鱼网造成纸。元兴（汉和帝年号）元年上奏皇帝，皇帝夸赞他的才能，从此都采用他造的纸，所以天下都说“蔡侯纸”。元初（汉安帝年号）元年，邓太后因为蔡担任了很长时间的侍卫，封他为龙亭侯，封地有三百户人口。后来担任长乐太仆（官职名）。元初四年，皇帝因为经史传记等文字大多都没有核实确定，于是选拔有名的读书人谒者（学官名）刘珍以及博士（学官名）良史（史官名）聚集在东观（宫殿名），校正各种典籍，派蔡伦监督这件事情。蔡伦起初按照窦皇后的旨意，诬陷汉安帝的祖母宋贵人。等到窦太后驾崩，汉安帝开始亲自处理各种政事，下令让蔡伦自己到廷尉（法官名）那里认罪。蔡伦耻于受辱，于是沐浴后穿戴整齐衣服、帽子，喝毒药而死。他的封地被废除（收回）。
求采纳
建议不要先看有关历史的评论，那都是一家之言，个人的看法，会带歪你的某些观点。可以先从历代王朝的正史开始看，刚开始看可能觉得有点枯燥，但是个人觉得正史写的很精彩，史记，后汉书，二十四史 可以先看前两本，二十四史是一个大工程，我到现在还没看完~~
野史也可以找一些感兴趣的看看。如果看不下去的话，想先培养点兴趣的话，建议你去看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那是绝对的经典之作，是评论性质的，既有趣味性，又一针见血。
儒家主张施行仁政，法家偏重刑罚，道家主张无为。儒家思想以孔孟为代表,其核心是"仁"，统治者要施"仁政"；道家思想的代表是老庄，是朴素的辨证法,提出事物都有两面性，都有对立面，并且对立的双方可以颠倒，“塞翁失马”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因此主张一切顺应自然,无为而治；法家思想的代表任务韩非子主张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制订严格的法度,用法度来统治社会,墨家思想主张"兼爱""非攻"创使人墨子提出"春秋无义战"反对一切战争, 。 简单的说，拉帮结派就是组织帮派，搞小集团活动。这在当今社会，民主化、法制化进程和发展过程中，所不允许的，也是要严厉打击的。鉴于你提出的对儒、法、道三家的主张和思想、看法，就学生拉帮结派现象如何遏制问题给学校提出一些建议 ： 一、首先，中国古典社会管理思想是在儒、法、道三家管理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中逐步形成的，在理论上儒、法、道的思想尖锐对立，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却互为融合、补充，形成了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兼容法家、道家学说的独特的封建社会管理思想，在实践上形成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体为法家的传统社会管理体系。 二、儒、法两家社会管理思想的对立与冲突 管理国家的核心是管理人，即“治人”。治人，就必须研究人，儒、法两家的管理思想都是从研究人的本性出发，进而阐述自己的管理思想。 1.“人性”本质认识上的差异。 儒家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是世界的主宰，人之所以别于动物，因为人性为善。孔子言：人有“亲亲”之心。孟子阐示人性为：人有“善端”。儒家既承认人先天本性的善良，又肯定后天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本性。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是这个意思。治理国家的出发点是保持人性善良的本性，净化社会，对个人而言，就是养性、正心、修身，对国家而言，就是实施“仁政”。儒家就是以人性为善而建立起自己的管理思想体系。 法家在对待人性问题上与儒家迥然不同，法家认为人生而有好利之心，有疾恶之心，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之情。韩非子进一步论证说：“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难二》）“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由于法家认为人性为恶，治理国家思想的出发点是要扼制人性恶的发展，就必须用严刑峻法来对待，形成以“法”为中心的行政管理思想。 2.“义”、“利”观念上的冲突。 由于对“人性”善恶认识上存在差异，因此儒法两家在人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上的研究表现得十分对立，突出表现在“义”与“利”的辨别。 儒家管理思想突出表现“仁政”。“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儒家非常注重个人的修为，讲求“内圣外王”，“重义轻利”，甚至可以“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里仁》）他认为义是社会行为的普遍规定，治理国家就是使人们崇尚道义，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的本性，天下方可太平，否则天下就会大乱，盗贼横行。儒家认为要想天下太平，国家富裕，只有讲“仁义”，而不能追逐功利。 恰恰相反，法家认为儒家的“仁”“义”学说完全是虚伪的、不符合实际的说教，根本违背了人之本性，脱离了社会现实。韩非指出：佣工拼命干活，并不是爱他的主人，是因为从主人那里得到赏钱和可口的饭菜；主人赏给佣工美食，赐钱布，也不是因为喜欢佣工，而是希望佣工卖力地干好活，不要偷懒。不仅市井之人，君臣之交亦是如此，君臣关系实际上是买卖关系。韩非认为正常的利益追求是人们的勇气、力量和事业成功的动力源泉，即所谓的“利益驱动”。治理国家就要因势利导，将利益关系处理好，调动好发挥好。所以贤明君主就应该“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即君主只要调动和利用好臣民追逐利益的欲望和行为就能达到天下大治。 3.“礼治”与“法治”的争论。 礼治既是儒家讲求“仁政”的具体表现，也是管理国家的运行模式，更是要求人们遵循的行为规范。儒家将“礼”这一讲求道德规范的个人行为上升为管理国家的政治思想。所谓“克己复礼”，强调：“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就是儒家所追求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目标。儒家认为严刑峻法只能起到一时的作用，但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所以孔子反对苛政。 法家法治的思想也是源于对人的本性、价值观念的判别，法家不相信人可以依靠自身修养而成圣人，主张用严刑峻法、强大势力和权谋来管理国家。法家还主张治国不仅用“法”，而且用“术”和“势”，即权谋和势力。所谓“法莫如显，术莫如隐。”法家主张法、术、势三者结合，形成特有管理思想体系。 4.重民与尊君的对立。 儒家管理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重民”思想，孔子把“仁政”归结为“亲民”。孟子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提倡“得民心者得天下”，以民心的向背作为衡量国家兴衰的标志。 法家管理思想是为封建专制统治者设计的，他提倡“尊君”，法家看民众不过是群氓，法家将管理民众称为“牧民”。认为民众没有思想。法家迷信实力，崇尚专制，崇拜英雄，理想的管理模式是“事在四方，政在中央，圣人执政，四方来效”。（《扬权》）法家主张迎合新兴地主阶级建立专制集权政治的需要，完全忽视民众的愿望、意志、自由等权利，最终必将导致失败。 三、儒、法两家社会管理思想的实践 儒、法两家行政管理思想都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这一时期是上下隆替、诸侯纷争的动荡年代，各国为了生存都进行着对内富国强兵、对外征伐争霸的实践。儒家治国那套“仁政”思想都被认为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普遍受到冷遇。相反，这一时期，法家的管理思想迎合新兴统治阶级的利益，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大受欢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更是坚决贯彻法家的管理思想，政治上采取严刑峻法，在思想上坚决打击其他学派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焚书坑儒，钳制思想。 汉朝初立，天下凋敝。统治者采取的是约法省禁、休养生息、安定民心、恢复生产的管理思想，即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由于秦行苛政，严刑峻法遭败亡，社会各界都对法家管理思想普遍反感，儒家管理思想逐步发展成为社会上的主流思想，大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以此确立儒家管理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此时儒家管理并不是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的重复，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吸收法、墨、道等各学派有利统治阶级的管理思想，赋予许多新的内涵。在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时期，法家管理思想从未退出历史舞台，在一定时期还被一些统治者所采用和贯彻，但由于不被主流思想所容，所以法家管理思想的实践者称为“酷吏”。唐以后的封建各朝，“酷吏”再未兴起，《酷吏传》也在正史中消失了。 四、儒、法、道社会管理思想的融合 儒、法两家管理思想从诞生之时，就形同水火，尖锐对立，但又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特别对法制的认识，儒家管理思想并不排斥法制，只将其作为辅助手段，强调“内圣外王”。荀子是介于儒法之间的大学者，荀子管理思想兼容百家，调和儒法，为儒法两家行政管理思想的融入奠定了基础。 秦始皇统一中国，法家管理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焚书坑儒掀起儒法两家思想激烈冲突的高潮，也是法家管理思想一次极端实践，尝试的结果归于失败。 宋朝兴起的“理学”将儒家管理思想发展到了极致。宋儒大力提倡孔孟义、礼学说，强调自我修养和“内省”精神。“理学”的确立，彻底将法家管理思想排斥于统治思想之外，以儒家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在封建社会确立。 法家管理思想之所以失败，有其致命的弱点，其所谓“法治”与现代的依法治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本区别在于没有“宪法”概念，法家的“法治”，实质上是“刑治”，虽然名义上是“天下之法”，实质都是维护封建皇帝个人私利、巩固专制统治的工具。 细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的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简言之，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体为法家”。自汉，唐开始，接下来宋、元、明、清的创建时期，都是如此。内在真正实际的管理思想，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其政治制度是法家倡导的国体政体，而在外面所标榜的即在宣传教育上所表示的，则是孔孟的思想、儒家的文化 。 所以。我们在关注这个问题时，应保持和借鉴三家之言，有目的且有效的管理学生，遏制学生一些不符合社会发展和自身发展的行为和问题，用儒家仁爱、“仁政”“仁者爱人的思想来教育孩子，借以用人性的善来说服和启发劝导学生；用道家的思想来宽容对待，包容学生单纯的行为和思想。用法家“法治”的思想和法律的条款来规范和制约学生的行为，扭转学生不健康的思想。
儒家讲得是礼仪仁义，从孔子倒孟子到历代儒家都讲这些。而法家有出自儒家之说，从韩非、商鞅、吴起等人都是来自儒家的，他们从儒 家进化思想，主张依法治国 ，而且法制严明。道家主张顺其自然，对于道家到现在也是和儒家在中国的地位一样的。小国寡民无为而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