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政策失败的原因
试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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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虹叶自成 目前阅读362人次
摘 要：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重臣，在对日外交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他最早主张与日本建交，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一度动摇。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李鸿章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军事上都遭到惨败，他转而求助于“联俄拒日”。李鸿章的对日外交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关键词：李鸿章；联日防俄；甲午战争；中俄密约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
国内对李鸿章的研究卷帙浩繁，但对其对日外交思想的研究主要散见于各种传记和其他研究资料中，缺乏对李鸿章对日外交思想的系统研究。本文试对李鸿章从联日、防日到拒日的全过程作一系统研究，以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一、李鸿章的“联日”思想
李鸿章力主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是李鸿章“联日”的开始。日本明治维新后，李鸿章逐渐认识到其迟早会对中国造成威胁。而当时的日本明治政府企图首先打开名义上是中国属国的朝鲜的大门，要求与朝鲜建立排斥中国的“正常关系”。在遭到朝鲜的坚决抵制后，一方面开始大力宣扬所谓“征韩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改变策略，决定先与清政府订约建交。“日清平等后，朝鲜自然列于下位，从中国回来，路过朝鲜王城，再签订日朝条约。利用所谓远交近攻之策，使清廷无法援助朝鲜。”①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870年8月派柳原前光等来华议约。日本要求订约的要求遭到清政府许多顽固派的极力反对，于是柳原前光到天津拜见了刚刚调补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李鸿章第二天便致函总理衙门，表示他的态度说：“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依为外府。”②以日本为外援就成为日后李鸿章“联日”的主要原因。由于李鸿章力主订约，清政府改变了原来的立场。1871年9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达宗城谈判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
此时李鸿章主张与日本订约并提出“联日”，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考虑到日本与中国地缘接近，又日渐强大，试图“以示羁縻”，防止日本侵略中国。
但是，李鸿章反对援引西方国家之例把种种不平等特权订入条约，尤其排除了最惠国待遇条款。李鸿章也看到了日本对朝鲜的野心，所以在《条规》第一条写入“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隐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③。二是避免日本与西方勾结，“若拒之太甚，势必因泰西各国，介绍固请。彼时再准立约，使彼永结党援，在我更为失计”④。三是联络日本对付西方列强，条规第二条“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⑤。隐含了李鸿章联络日本对付西方的意图。但是实际上这一条规并不能构成中日同盟，“必须彼此相助”仅仅意味着道义上的支持，对双方没有约束力。由于清朝已经衰落，日本刚刚开始“明治维新”，中日也不可能结成一个强有力的同盟对抗西方列强。有人解释为李鸿章试图建立东方联合战线，甚至“以东制西”，都是不恰当的。李鸿章对此并没有太大的信心⑥，他顶多希望在再次遭到西方侵略时能与日本互通声气，取得日本的支持，而不至于使日本也加入西方侵略的阵营。他提出的“联日”应该没有超出以上讲到的三点理由。
1874年5月，即《修好条规》批准互换后不到一年，日本即悍然派兵侵略台湾，对当地高山族人民大肆烧杀掳掠。李鸿章开始认识到日本对中国居心叵测，“联日”的想法因此有所动摇，并开始意识到要采取措施防范日本。他上《筹议海防折》，强调了海防的重要性，力主兴建水师。之后，清廷分别任命李鸿章、沈葆祯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李鸿章开始着手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水师，提出要与“日本角胜于海上”⑦。
但是日军侵台虽然使李鸿章对日本开始产生怀疑，却仍没有放弃联日的想法⑧。在处理日本侵台的问题上，他采取了退让的政策⑨。他认为日本的兵力不足与中国为敌，早晚也得撤兵。而且中国即使能够取胜也不与日军开战。李鸿章在台湾事件中主张对日妥协，主要顾虑的是中日开战的后果，“恐是中外构乱之始”，“兵连祸结之象”，担心中日战争一起，列强乘机加大对中国的侵略。尤其1871年后沙俄占据伊犁，对我国西北边疆构成极大威胁，因此主张对日让步以“联日防俄”。
二、李鸿章从“联日”转为“防日”
1879年4月，日本宣布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日本的行动充分暴露了它在亚洲扩张的野心。李鸿章对此深为震惊，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回复何如璋的信中，反复表达了他的激愤与憎恶情绪：“遽废琉球为县，其无情无理，不守条约，不顾公法，实为地球各国所未有，殊堪痛恨。”⑩由于当时中俄仍为伊犁问题关系紧张，俄国还派出了一支由两艘铁甲舰、13艘快船组成的舰队开赴远东，法国正在步步入侵越南，因此李鸿章不敢对日本灭琉一事采取强硬态度，只是请当时经中国赴日本游历的美国前总统格兰忒调停中日琉球争端。格兰忒的斡旋并未奏效，仅仅导致1880年日本派使来华谈判。日本在谈判中提出，将琉球南部的两个荒岛还给中国管辖，但是作为交换条件，要求修改1871年签订的《中日通商章程》，取消其中关于禁止“内地通商”的规定，给予日本片面最惠国待遇特权，即所谓“分岛改约”。总理衙门起初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与日本草拟了《球案条约》。
李鸿章在中日谈判之初，也主张分岛改约。但后来，他逐渐认识到防日比防俄更重要，中俄关系紧张时日本往往乘机要挟，而且“日人之诡异，断不肯助我拒俄”。尤其当李鸿章得到确切的消息，中俄关系有缓和的希望，“俄人实为自固门户起见，尚未蓄意起衅”，同时又意识到日本的侵略野心不小，于是对日本的态度转趋强硬。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开始反对“联日拒俄”之说，认为：“与其多让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得借俄以慑倭。”主张暂缓批准《球案条约》，对俄稍作让步而反对日本。1881年6月中俄就伊犁问题签订《改订条约》后，李鸿章立即致信总署，要总署“力持定见”，不要害怕日本的“虚疑恫喝”。由于清政府拒绝批准《球案条约》，琉球问题被长期搁置起来，实际是不了了之。自球案发生后，李鸿章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危害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同时意识到日本下一个侵略目标必将是朝鲜，于是开始筹议朝鲜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范日本对朝鲜的侵占与渗透。
李鸿章首先建议朝鲜与各国建交通商。1881年，美国要求与朝鲜通商，李鸿章力促朝美双方预定了条约内容。之后，德、英等国都效法与朝鲜订约，肯定了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加强了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但是同时，日本也在抓住各种时机将势力逐步渗入朝鲜，李鸿章对此认识不足，出现了很多重大失误。
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后，日本以“保护使馆”为名胁迫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规定日本也可以在驻朝使馆驻兵。李鸿章在奏报清廷时表示他的意见说，日本未将割地、开矿及陆路通商各事强迫朝鲜接受，除赔款五十万元稍嫌过多而外，可说“无甚流弊。”实际上，日本获得驻兵权，为日后大军入境对朝鲜进行全面侵略埋下了伏笔，而李鸿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甲申政变后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华谈判，在这次谈判中，李鸿章接谕旨，与伊藤博文签订天津专条，规定中日从朝鲜撤兵，将来朝鲜若有变乱，中日两国若要派兵，应先行知照。
天津条约允许日后日本与中国有共同的派兵权，无异于饮鸩止渴，对朝鲜和中国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甲申政变后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势力受到极大挫折，没有也不可能采取战争威胁来要求拥有对朝鲜的派兵权，反而是清政府通过天津条约把派兵权送到了日本手里。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就是依据此条约派重兵侵入朝鲜的。
三、甲午战争后李鸿章的“联俄拒日”思想
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因此李鸿章急于为清政府“结强援”，以抵抗日本。俄国在马关条约后与德、法出面干涉迫使日本还辽，使李鸿章对“联俄拒日”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李鸿章在赴日谈判之初，就曾与喀西尼密谈，达成俄国干涉中日谈判，中国给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筑路、开矿的报酬的协议。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直接威胁到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俄国立即与德、法两国进行干涉。三国干涉的结果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之后清朝朝野“联俄拒日”的呼声四起。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纷纷上书主张“联俄”以抗击日本。1896年，俄皇尼古拉一世加冕典礼邀请李鸿章参加，李鸿章赴俄并与俄签订了《中俄密约》。条约规定俄国在黑、吉两省修筑东省铁路，并有驻兵权；中俄两国日后一经有事，互相支援等。
《中俄密约》签订后，李鸿章对此非常得意，认为可为清政府保得至少10年的和平。后来的历史表明，《中俄密约》的签订和“联俄”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首先俄国之所以阻止日本侵占东北是因为俄国试图将东三省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决不容许日本侵入。签订《中俄密约》的目的则只在于修路，而“防御同盟不过鱼饵，原无诚意，文忠只思借外援而未悟及此。故密约甫签而俄皇已以胶州面许德皇矣”。其次，从此东三省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人遂建铁路于东北，势力亦由之而渐入东三省。及庚子俄人更占东北，于是发生日俄战争，驯至于‘九一八’……幕幕层层，莫不导源于中俄密约”，成为东北一系列危机的肇端。最后，各西方列强纷纷效仿，在中国租借地方，代建铁路和开矿，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四、李鸿章对日外交的失败及原因
从上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总的来说并没有摆脱其总的外交政策如“力保和局”、“以夷制夷”的影响，但是比较而言，其对日外交思想又与对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外交有很大的不同。李鸿章认为英、法的侵略是远道而来，“重在利商”，而主要不是为了攫取领土，主张在信守条约的基础上，避免与其发生新的冲突，一旦发生新的冲突，也以妥协退让、息事宁人的态度处之。俄国因在19世纪中叶夺取了中国大片的领土，70年代后又屡次进犯伊犁，曾被李鸿章视为最大的威胁，但是左宗棠平定新疆后，俄国的威胁缓解了，俄国在远东暂时还没有力量进行新的侵略，因此一度被李鸿章视为可以联络的对象。而日本因为地缘接近，国力又日渐强盛，觊觎的又是作为东三省屏蔽的朝鲜，因此，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逐渐暴露，李鸿章对日本在外交上还是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政策。但是他过于依赖外交调停，因而对“以夷制夷”寄予厚望。在中日交往之初，俄国在中国西北和东北边疆都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因此李鸿章试图联络日本以抵制俄国。当俄国的威胁缓解，日本的侵略野心逐渐暴露时，李鸿章开始防范日本，并试图联俄制日。同时他也试图利用英国与日本的矛盾制约日本。但实际上，英俄两国都不可能为大清国的利益而卷入中日冲突，甚至希望从中获利。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实际上“甘堕洋人之术而不知悟也”，不可能不遭到失败。他自己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过于依赖列强调停的结果是在军事上采取了消极应战的态度。李鸿章军事上的“消极应战”是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导致其对日外交的最后失败。
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主持晚清内政外交的失败时曾指出：“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自取者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这基本上也适用于李鸿章的对日外交。
第一，李鸿章作为总揽晚清对内对外大权的重臣，淮军和北洋水师的最高统帅，又办理洋务多年，虽然遭到种种制掣，李鸿章难以尽施其政，但是他始终大权在握，是清政府对日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驻外公使、总理衙门甚至帝后两党在决定对日的重大决策时都倚重和听从他的意见。军事外交上的连连失利，李鸿章难辞其咎。他创建北洋海军，力保朝鲜，对日本进行积极的防御，与盲目轻视日本的满族大臣和只尚“清谈”的“清流”派相比，见识已是高了很多。但面对国力日渐强盛、正在全力扩军备战的日本，他的见识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表现在：第一，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始终认识不足。在马关议和之前，他从未去过日本，只是根据驻日公使的汇报了解到一些情况，对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军事部署都缺乏深刻的了解和判断。而伊藤博文等人多次来过中国，并派出大量间谍全面了解了中国的情况。第二，他对敌我力量的对比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甲午战前，两国力量对比并不悬殊，清政府并非完全不能一战。而他总认为“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终必败”，一味避战求和，而且往往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也以妥协退让了事。一旦战争爆发，又总想保存实力，不敢全力出击。日本在发动战争前夕对获胜也没有太大的把握，还因此面对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在战场上始终拼死出战，并不断地扩大战争。第三，过于依赖“以夷制夷”，不可能得到列强真正的支持，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联合起来共同对中国进行敲诈，或事后索要报酬。第四，在一个弱肉强食、列强争霸的时代处处坚持“诚信”，认为“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理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相信国际公法的约束作用，轻信条约的规范作用，结果条约无法规范别国，自己反而为条约所束缚。第五，战争爆发前轻许日本在朝鲜的驻兵权。战争爆发后，在军事部署和指挥上连连出现重大失误，如平壤战役有将无帅、鸭绿江防线战线过长、旅大防卫空虚等。没有这些失误，日军本来很难获胜。
第二，不可否认，李鸿章在推行其对内对外主张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自鸦片战争后，清廷官员视“夷务”为“畏途”，不愿与列强打交道。李鸿章身处外交要冲，首先要听命于慈禧太后，又要奉清帝的圣旨，同时总理衙门、军机处政出多门，还要时时受到保守派和“清议”派的指责。他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但并不是最后的决策者。光绪帝一心主战，但并没有实权，只能连下圣旨催促李鸿章调军备战。慈禧太后则大权在握，在战争爆发之初她虽然也主战，但很快就转为主和，并为了争夺朝廷的最高统治权而与帝党明争暗斗，李鸿章实际上是主战和主和两种政策的双重执行者。上则“和战不定”，下则不服调遣。李鸿章在朝廷，始终是一“外臣”，除了淮军和北洋水师，他对自己权力范围之外的将帅和军队往往调动困难。因此，战争中救援不力导致孤军奋战的情况多次发生。为此，他也觉得无可奈何。“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其后……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在这种情况下，“内政不修，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不可能不遭到失败。
第三，李鸿章对日外交的败因还来自很多方面。他总结为“四难”：“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具体则表现在清军战斗力低下、经费紧张等方面。
1.清军的战斗力确实十分低下。一方面，清军中虽然也有如左宝贵、宋庆、依克唐阿等勇将，但大部分将领不懂近代化战争的打法，缺少谋略，因而战场上屡屡失利。李鸿章曾对受过西洋训练的陆海军人才寄予厚望，但是他们又“文秀有余，威武不足”。另一方面，清军中又有很多贪生怕死之辈，在平壤之战中，日本的军队一万二千多人，李鸿章的淮军达一万四千多人，实力大体相当。但是叶志超作为平壤战场统领，临阵退缩，弃城逃跑。其他将领除了一两位坚持抗敌之外都是一击即溃。日军攻入中国后，清政府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应战，却不断有守将不战而逃，以致日军不费吹灰之力攻城掠地。丁汝昌作为北洋水师提督，多次违背朝廷旨意，宁愿被动挨打，拒不出战，应对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负主要的责任。李鸿章重用叶志超、丁汝昌，有用人不当之责。但是清军统帅素质低下，清军虚弱不堪一击，也是事实。将帅已是如此，清军士卒更是战斗力差，训练多年的老兵不是很得力，大部分新募的农民则根本不会打仗，加上枪炮笨重且严重缺乏，清军只能节节败退。
2.“经费之难筹”是甲午战争清朝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北洋海军的经费来源确实非常紧张。在1875年清政府许诺的每年400万两“海防经费”中，到1877年末李鸿章只收到总数不足200万两。各省同时要给左宗棠远征新疆提供经费，李鸿章在80年代初期每年只从各省收到约60万两用作海防经费。1889—1890年，北洋海军每年收到约130万两，勉强够维持它现有的舰队、设备和人员。而且海军衙门自成立之日起，在经营海军的同时，又主管起为慈禧太后修筑颐和园的工程。据奕寰称：“钦工紧要，需款亦急，思维再三，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需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1888年11月，醇亲王给李鸿章写信，要求他向几个省的督抚们筹款200万两，存入天津洋行，用利息进一步建造颐和园。1891年3—6月，清帝批准了海军衙门的奏折，建议颐和园的建筑款项应取自海防捐款和驻外使团专款。海军衙门因此向清帝建议“停购船械”。而且，经费滥用滥销，并不造册报户部核销，海军衙门究竟挪用多少或是否贪污了海防经费至今没有一个准确数目，只能大体加以匡算，估计在近10年间挪用海军经费近1000万两。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据统计，1881年至1887年间，日本政府陆军费用增加了40%以上，而海军军费则急剧增加了200%。1893年起，日本天皇决定以六年为期，每年从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为此，李鸿章感慨道：“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
在中日交往之初，两国都被迫开国，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对象。面对民族危机，中日都主张变法自强，学习西方。但在对待邻邦的态度上，两国迥然不同。中国试图“联日”，共同抗击西方列强。而日本一开始就提出“脱亚入欧”，甚至要“失之于欧美，取之与邻国”，毫不掩饰其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野心，并制定了具体的侵略政策，大力扩张武备，一步步将侵略构想予以实施。李鸿章主张“联日”，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防日的结果也是外强中干，中日战争的惨败宣布了对日外交的彻底失败，中国进一步衰落下去，而日本凭借从侵略中国中获取的巨大利益，国力迅速增长，并成为20世纪中国最大的敌人，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
注 释：
①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8页。
②⑦《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第3页、卷十九第2页、第32页、卷十一第45页。
③④《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八第49页、卷一第53—54页、卷四十四第6—8页、卷二第115页、卷七十八第17页。
⑤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317页。
⑥参见王如绘《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东岳论丛》1998年第5期，该文认为李鸿章试图组织东方联合战线，但也指出李鸿章对“以东制西”没有太大信心。⑧濮兰德（J.O.PBland）在所著《李鸿章》传中提出日本侵台事件是李鸿章改变联日外交的转折点，实际上李鸿章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还寄希望于“联日防俄”，正式转为“防日”应该是在搁置《球案专条》后。
⑨也有人认为李鸿章在日本侵台事件中持强硬态度，如调淮军赴台湾，反对赔偿兵费等。参见刘世华《李鸿章与日本》，《安徽史学》1996年第3期。但是李鸿章的淮军赴台湾后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他也只是反对以兵费的名义赔偿，却同意以“抚恤代兵费”，并认为如再启兵端，无论胜负，何止数千万。
⑩薛福成：《庸安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1、160页。相同观点见陈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1959年，第84页。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41页。《中日战争》第2册，第340页。《李文忠公尺牍》卷七，第12页。《李文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1页。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83页。包遵彭：《清季海军经费考实》，《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学刊》1969年第1期。大隈重信：《开国五十年史》（中文版），第210、218页。
(刘虹：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政治系，加拿大；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1)
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清政府自始至终对关于国家的主要威胁的判断上是摇摆不定是错误的。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政府完全将日本视为威胁其统治的最大敌人，并通过联俄制日，但是实际上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在日俄战争之前主要是来自于海上，而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沙俄与中国东北西北接壤，陆路相通其威胁远远大于日本。联合日、俄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无疑于是引狼入室。“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受到列强的奴役，变成一个办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有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而获得利益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沙俄，一个是日本”[7]清政府在没有认清楚谁是威胁最大的敌人的前提下制定“以夷制夷”的对外政策就很难保证到“有的放矢”以及政策的连贯性，这往往容易造成清政府始终在列强之间疲于应付，“左右逢源”的出卖国家利益，很难以集中力量争取自己的国家权利。
第二，清政府“以夷制夷”政策的实施始终是在主权丧失、国力积弱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以夷制夷”这一政策实施的可行性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使用者自己必须拥有一定的实力，有较为强大的力量作为后盾。“以夷制夷”这种古老的外交传统之所以被清朝统治者所推崇、继承,主要是受到中国古代历代王朝“以夷制夷”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的影响。纵观中国古代制夷成功的事例可以看到,那时的中原王朝大都经济发达、政治稳定、文化优于边缘少数民族,这就为中原王朝制服蛮夷提供了坚实的物质、精神基础。尽管有时以羁縻手法去制夷,但都是诱以重利,以作暂缓之计,待时机成熟,便会重振国威。这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无论采取何种手法,但主权犹存,实力尚在。这是中原王朝之所以能制夷成功的根本所在。而晚清时期正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 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没有一定的实力作为前提保障，古老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与时代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以致处处受挫[8]。“时宜则事易，事易则备变”清政府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用不变的政策去应付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情况，幻想成功不但是不可能的反而是被夷所制。
第三，“以夷制夷”政策是利用“夷”之间的相互冲突来以毒攻毒，从而使自己在夹缝中求得生存的一种外交策略。如果夷夷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那么“以夷制夷”政策就没有实施的可行性。帝国主义国家在侵略中国、瓜分利益问题上尽管存在着矛盾与差异，但是由于“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条款的存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往往形成默契勾结在一起共同向清政府施压，攫取在华利益，使得清政府的“以夷制夷”政策很难实施。再则，帝国主义列强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与清政府联合起来对付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愿意因为清政府而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结怨，他们与清政府暂时的“友好”只是为了更好的攫取自己能够通过清政府攫取的在华利益。这一点，在李鸿章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事件中最能够体现。沙俄根本没有真心与清政府结盟的诚意，反而是利用李鸿章的外交无知与昏庸在进餐的时候卑鄙的修改密约条款把“中俄军事同盟对付日本或与日本同盟之国”篡改为“日本国”，可怜李鸿章非但居然没有发现照样画押，而且还在国人面前炫耀“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最终遭到黄遵宪“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的嘲笑。这一嘲笑不仅仅是嘲笑李鸿章一个人而是对整个清政府推行的“以夷制夷”政策最彻底的失望与最辛辣的讽刺。
四、 晚清“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启示
“以夷制夷”政策的实施在最初阶段以及一些细小问题上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一政策最终是走向失败的，它不光没有达到利用列强“均势”与矛盾维护国家利益的初衷，并且还异化为了列强制约中国，攫取在华利益的工具，清政府的“以夷制夷”完全是“受制于夷”，完全成为了出卖国家利益的工具，一步一步把清政府拖向灭亡的深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间接影响到了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理念，可谓是“罪在当代、流毒千古”。这一政策的失败留给今人最大的启示便是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国家利益的实现是必须依靠自己强大的国家实力作为基础的，没有强大的自身实力，一味的依靠外力，不仅不能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反而会被外力所制。从这一角度便能更好的理解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强调发展，强调在发展过程中不要受到影响而偏离方向，有了这一认识，在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的时候，便能够时刻保持一颗冷静的头脑。
李鸿章“换星”之举拖了日本十年后腿
答：李鸿章的“心”与“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处于千年不遇的境地。李鸿章作为中国洋务外交的“老戏骨”，几十年来一直在与东西方国家打交道。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他能够审时度势，经常被岩石所震撼，变被动为主动。既深刻理解“弱国无外交”的现实，又知道中国如何把握“以夷制夷”的奥秘！回顾甲午战争...
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对21世纪中国外交有什么可借鉴之处?
答：站在21世纪中国外交这样的高度，“联俄制日”就应该从“以夷制夷”中抽出来，把它放在近180年中国外交这样的高度上去研究，就会发现“盟友与敌人”是困扰中国外交多年的难题。把李鸿章外交的失败放在整个中国外交的得失这个背景下考察，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一) 宗社为重，边徼为轻 作为一个国家的...
李鸿章"与日本商定合约"的结果如何?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
评价李鸿章的功与过是什么?
答：虽然这种行为造成了过多的杀戮，但毕竟他结束了战争，给了国内一个平静发展的时机。李鸿章一生最重要的功绩是倡导洋务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主张“以夷制夷”的他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个炼钢炉、第一支近代海军等等，这一切为了中国后来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鸿章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答：所谓“以夷制夷”就是利用列强的矛盾，以一国牵制另一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确实以现在的眼光看，在自身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以夷制夷”有几分与虎谋皮的意味。在李鸿章一生的外交活动中，“以夷制夷”失败的经历也不在少数，但是这也是作为弱国的无奈。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李鸿章“以夷制夷”...
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答：他主办洋务，兴办近代企业，创立北洋海军，也是力图富国强兵，这和汪精卫之流不同。但是作为朝中重臣，光有这点还不行，还要依据现实条件，以谋略和坚强的意志，最大限度实现国家利益。李鸿章外交的特点是：1、以夷制夷，相信列强的调停，但是这是在自己利益格局内让别人打架；2、外须和戎，通过妥协...
分析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
答：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在清代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政策的核心是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以达到维护清朝自身利益的目的。通过这一策略，清政府试图在国际关系中保持一定的主动性和灵活性。这一外交政策的实施，首先体现在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外交交涉中。清朝通过与不同列强建立不同程度的...
清朝的李鸿章的正确评价
答：李鸿章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
晚清时期的李鸿章到底是千古罪人还是伟大的外交家?
答：之后,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演变为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1901年,他代表清朝签订了《辛丑条约》。 马关条约签订现场 作为清朝的外交大臣,李鸿章签订这些条约的确是无奈之举。不过,为什么列强都喜欢和他签订条约,这难道就没有李鸿章的个人因素吗?1896年,他谈判《中俄密约》时,李鸿章接受了俄罗斯300万卢布的贿赂(实际收到...
签订30余个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在清朝的历史上如何对其正确评价?_百度...
答：其举办的军事工业，虽然打着“御外侮”和“自强”的旗号，但是他所指挥的淮军，从未向侵略者发过一枪一弹，所屠杀的均是中国人民。其创办的民用工业，实行封建垄断政策，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李鸿章的“外须和戎”的外交政策，结果是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李鸿章：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