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红军因为什么会公开分裂
一、长征准备阶段（1934年7月7日～1934年10月10日）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当年5月，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和筹划战略转移。
二、遭遇挫折阶段（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月15日）
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奋战，经过新圩、直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战斗，挡住丁国民党军的猛攻，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队于12月1日渡过湘江。但是，红军却遭到惨重损失，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被阻于湘江东岸，指战员大部牺牲。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锐减至3万余人，红8军团番号撤销。在毛泽东坚决主张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放弃了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三、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四、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向川西北挺进，6月中旬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南下。中共中央多次催促、劝说无果。9月9日，张国焘电令红军前敌指挥部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
五、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7月1日）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军陕甘支队（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西吴起镇。红四方面军南下后，转战于川康地区。
六、大会师阶段（1936年7月1日～1936年12月12日）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保存了力量约3万人。
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会师为标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不顾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行军以及战争消耗的客观事实，认为红一方面军衣衫褴褛，人员大量减员，过去号称几十万大军的中央红军，一下子锐减至不足两万人，是党的领导路线错误所造成的。他甚至还错误地认为：遵义会议以后，党的策略路线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因此，他始终对党中央的领导路线采取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由此，在两大主力红军会合以后，他狂妄地表示党中央不可能担负起领导全国红军的重任。于是，他依仗人多，枪多，其反党分裂活动逐渐产生，终于公开走上了成立伪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破坏革命的罪恶道路。党中央曾对他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由于他南下的碰壁和共产国际代表团不同意他的非法行为，最后他不得不同意第二次北上，取消伪中央，放弃其反党分裂活动。对于张国焘伪中央的成立经过以及为什么他第二次北上等问题，根据历史资料，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教于前辈和学者。
“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战略方针上的分歧，是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的开始(一九三五年五月至八月)
一九三五年五月，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张国焘就擅自在茂县成立了所谓“西北特区委员会”，特区内设政治局常委会，俨如中央组织，并建立了“西北联帮政府”，张国焘自任特委书记兼联帮政府主席。为什么是“联帮政府”呢？用张国焘自己的话说：“就是帮助番民的政治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另立政府机构。他想用联邦自治来代替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他在一九三二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就想搞一个联帮自治政府。（1）但后来红军入川未能实现其意图。可是，从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就可以看出，张国焘搞的是西北中心，其最高军事机关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而不是“川陕革命军事委员会”。川陕苏区所处地域并非西北，这一点张国焘当时不会不清楚。很明显他是另有其用意的。他想离开中国国情，效仿苏联，搞“联帮共合国”，实行民族自决。从他的西北特区委员会在庆祝“联邦政府”成立祝辞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这面旗帜的树起：“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奠定了中国革命西北后方的大本营”，“西可收复西藏、西康，北可抵新疆、青海，南可进取云南、贵州，以陕甘川黔苏区打成一片，这是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赤色庞大战线。这是最后战胜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决胜战争，这是中国革命最后的新阶段。”（2）很显然，他认为在中心区域无法取得胜利，中国革命只有偏安西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才能求得发展。这是张国焘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分析。他没有看到民族矛盾的上升，必然会改变阶级关系的变化，他这些不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幻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五月三十日，张国焘以西北联邦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和《西北联帮政府第一号布告》，声称：“率领红四方面军三十万健儿，陕甘红二十六军、陕南二十五军、川南红九十三军，实现赤化全川，赤化西北的完全胜利。”“团结和领导一万五千万民众配合中央红军六十万西征大军”并以“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发出致全国、全世界、红军游击队等通电”。（3）妄图造成既成事实，逼共产国际承认。张国焘明知中央红军要转入川西，部队正向天全、芦山、宝兴一带行动，在这时，他擅自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的意图和目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六月中旬，当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无视客观情况，始终认为红一方面军过去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一支百战百胜的坚强部队，如今已衣衫褴褛、装备不足、人员大量减员，一定是党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所致。因此，他对待党中央的路线以及方针政策，一直是漫不经心，采取观望怀疑的态度。十六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四方面军电明确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4）而张国焘要建立的是整个“大西北计划”，是西北联邦政府，其中第一步是川康计划。十七日，张国焘复电中央不同意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方针。他认为：北川地形给养困难，由岷江东打“条件不具备”，“北打粮食绝无”，（5）主张红军经阿坝草地北上，向青海、甘肃、新疆发展，如遇困难则向南进攻。从此开始张国焘与党中央在战略方针上逐步发生了重大分歧。党中央详细分析了川西的地形特点，认为；目前的形势应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做为向北转移的枢纽，否则大部队经阿坝摹游牧区再北转甘、青将会发生重大困难，甚至不可能，而向川康方向南出，即使一时得手，也无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重要一着。（6）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于六月二十六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其意图和目的是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敌，并控制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7）
北上甘南，这是党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全国形势和敌我双方情况所作出的战略决策，它对于红军中国革命的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陕甘地区，地域大，道路多，是我国西北部人口比较稠密、物产比较丰富、汉族居民也比较多的区域，同时敌军派系庞杂，汉族居民也比较多的区域，同时敌军派系庞杂，内部矛盾很多。在这里既有利于红军机动作战和在运动中歼敌，也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壮大和物质的补给。尤其是可以迅速形成指导全国革命的中心，以适应抗日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需要。
但是，张国焘当时对于中国革命形势作了右倾估计，他不相信全国政治、军事已经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而是认为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焉得虎子于总退却的阶段。基于对革命形势这一右倾估计，于是他过高的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同时又过低的估计了红军的力量，对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使党和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领导中主的革命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因此，他主张避开敌人主力，向中国西部边陲退却。以图敬安一隅，躲避斗争。
张国焘不仅在政治政治战略上反对中央的正确方针，他还把军队看成是谋取个人私利的资本，企图依靠军队的力量来达到他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党的策略方针可以忽左忽右，可执行可不执行，甚至可以更改、抵抗。在两河口会议上，他口头上表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但会后又不贯彻实施，甚至公开反对北上方针。阳一套，阴一套。这就使得党中央和两个方面军在贯彻、执行弟战略方针上受到了严重阻碍。张国焘从两河口回到杂谷脑（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就召开干部会议，制造谣言，攻击中央，煽动对中央不信任，损害团结，进行了一毓抵制中央战略方针，损害一、四方面军团结的派别活动，阻挠红军北上。党中央率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卓克基，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一部经马塘、康猫寺向松潘以西的毛儿盖地区前进，七月十日和十六日，红三、红五两军团进至黑水、党坝地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也由卓克基到达芦花。这时张国焘又指使他所控制的川陕省委致电中央，建议加强红军总司令部与增设常委，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
八月四日至六日，党中央在毛儿盖附近之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的战略方针。会议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有理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领土。”（8）会议还提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会议同时号召党和红军坚决同夸大敌人力量，怀疑中央方针，不敢大胆前进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作坚决的斗争。显然这是针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提出来的。
为了迅速执行北上的战略任务，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原定松潘战役计划，重新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把部队划分为左右两路军，分别经阿坝、班佑通过草地，占领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9）八月十五日，在红军总怀念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下，右路军开始经卓克基向阿坝前进。同日，党中央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向张国焘指出：不论从地形、气候、粮食、敌情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可是，此时左路军已由大藏寺、卓克基向阿坝开进。（10）
八月十二日，党中央率领右路军到毛儿盖附近地区，在此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于八月二十日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在目前情况下，红军主力应“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11）
毛儿盖会议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于八月二十一日，率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前进，并将毛儿盖会议精神电告朱德、张国焘。希望张国焘改变原来由阿坝出夏洮的主意，迅速向右路靠拢，使部队主力集中班佑，以便共同向甘南发展。与此同时，随右路军行动的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也致电张国焘，期望左路军马上向右路靠拢，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河）、洮（河）、岷（州）前进。并指出：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12）可以看出张国焘坚持左路出阿坝不是偶然的。两河口会议时他就有左路向南的企图。所以，张国焘一到阿坝后，就拒不服从党中央的一再电令，他的分裂主义倾向油然上升，认为左、右两路相距数百里，这正是他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不可多得的机会。
张国焘南下成立伪中央公开打出反党分裂的旗帜（一九三五年九月至十月）
张国焘南下成立伪中央，这是他反党分裂活动的最高峰。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从怀疑党、不相信党的领导正确，到对抗党的指示，反对党的战略方针，一直发展到南下成立伪中央，公开分裂党。张国焘公开地进行反党分裂活动决不是偶然的，应该说是蓄谋已久的，是他个人主义、军阀主义、反党行为发展的必然结果。
九月初，毛泽东致电张国焘，要他迅速出墨洼、班佑，向右睡军靠拢，并强调指出：如我军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九月三日张国焘致电中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并决定左路军三天之内全部集结阿坝。（13）张国焘顽固坚持以阿坝为中心，一再以地形为借口，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并强令已经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反回阿坝，停止北上。（14）自此，张国焘开始公开地对抗中央的指示。九月九日，张国焘又提出了以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境的丹巴、甘孜、道孚、天全、芦山等地的退却计划。他并声称：“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才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15）还说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全、芦山均优于洮、夏，邛崃大邑更好。党中央复电张国焘：“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对我都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应速即北上。”（16）
张国焘不但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电讼，而且电令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之部队协同中央红军一道南下，党中央鉴于张国焘顽固地坚持其南下分裂活动，使于九月九日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十日，党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说明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不可能打到四川去只有向康定退却，白白挨冻受饿，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并大声疾呼：“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十一日，党中央又致电张国焘，再一次指令他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17）十二日，张国焘回电党中央指责一、三军团单独东进，是“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后悔无及”，“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要冻死”。（18）
九月十二日，党中央在甘肃的俄界召开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错误及今后战略方针》重要报告。报告深刻分析了党中央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以来同张国焘的分歧和争论，严肃指出了张国焘的“退却的方针”、“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军阀主义倾向”等错误及其长期的历史根源，并正告张国焘如坚持错误，发展下去将走上另立“中央”、与党中央对抗甚至离开党的危险道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预见完全正确，不到半个月，张国焘就公开打出了反党旗帜，和中央对抗。
当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和中央机关北上后，张国焘不仅继续坚持其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大肆诬蔑党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逃跑”并强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四军、第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回师南下。
九月是旬，张国焘无视党中央对他的耐心说服和教育，竟然召开分裂中央的阿坝会议，为其另立“中央”做舆论准备，在会场“主席台上挂着一幅醒目的横标，上面与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19）张国焘在会上攻击党中央的中线一贯“右倾”，军事上一贯“何守的机会主义”诬蔑自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仍然是瘫痪的，不得力的，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这个“机会主义”的首要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会议一再要求朱德总怀念表态，朱德同志严肃地表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我举了手的，同意北上的，今天要我反对北上是办不到的，中央北上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拥护北上。你们要是南下我也没办法，南下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不会成功的。”（20）朱德同志维护了党中央的北上路线，劝告张国焘反对党中央是错误的，但在张国焘的操纵下，会议非法通过了所谓《阿坝会议决议》攻击和诬蔑党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是“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红军的团结”。而把他自己的南下退却美化为进攻路线。（21）
十四日，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从俄界出发时，再次电示张国焘，恳切说明，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只是为着实现领导全国抗日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艰苦奋斗为左路军及右路军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北上。同时，再次催促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北上，十五日，张不顾党中央的再三命令，一意孤行，撤回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和原属一方面军建制的第五军南下，于十五日和十七日，先后发布了《大军南下命令》和《大军南下政治保障计划》，公开地在广大干部、战士中诬蔑和攻击中央，竟胡说：“由于中央政治局中个别右倾分子的逃跑路线，断送了我们向北进攻的时机，右倾机会主义者故意迟延我们北进中必要的准备工作”，“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南进攻”。还说：“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以此蒙蔽广大指战员。九月下旬，在张国焘的强令和指使下，各级政治机关经过一番动员后，左路军和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分别从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集结马塘、松冈、党坝、绰斯甲以北地区。（22）一路上，雪山草地秋风凛冽，天气渐寒，战士衣单鞋缺，粮食不足，困难远远超过了第一次过草地，致使许多红军指战员牺牲，部队减员很大，九月十八日，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进抵哈达铺，部队进行整编，同时，把北上进入甘肃后的情况和敌情电告朱德、张国焘等，希望“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苏区，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在这里等了三天，未见张国焘的回音，遂决定继续北上。
十月五日，张国焘公然打出反澡旗帜，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宣布成立伪中央，并非法作出了所谓组织决议，成立了所谓“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府”等组织，自封主席，演出一场“黄袍加身”的丑剧。他还以自立的“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过《决议》，宣称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辑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张国焘随即致电中央，狂妄地宣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23）至此，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在九月十二日俄界会议上对“张国焘的前途就是另立中央，和中央对抗”的预料，多么具有远见卓识。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是不得人心的，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对张国焘煮的反党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广大的红军指战员也逐步地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张国焘的错误。
南下方针的彻底失败，张国焘内外交困，被迫向西转战道孚、甘孜等处。以此继续对抗中央，为其错误辞解。（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三月）
张国焘在完成其伪中央的组织程序后，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敌人已沿大小金川布防，阻止红军南下，刘文辉部两个旅进至大金川沿岸之绥靖（今大金）、崇化、丹巴一线，主力位于金汤、雅安、汉源、西昌一带；杨森部四个旅又一个团，进入小金川沿岸之懋功（今小金）、抚力一线，另一部位于天全、芦山、宝兴地区；邓锡侯部一个团进到抚边以东日隆关等地，主力位于邛崃、大邑、水磨沟一带。另外，刘湘、孙健、李家钰、薛岳等部主力分布于成都以北的岷江和涪江之间地区。张国焘为贯彻其错误方针，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实现他在川康边创造根据地的设想，十月七日，发出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将部队分为左右两个纵队，沿大金川两岸向南进攻。八日起，各部队先后开始行动，连克绥靖、丹巴、崇化、懋功等地，击溃杨森、刘文辉所部六个旅，毙俘敌三千余人，战役则一结束，十二月，张国焘又发布了《天（全）芦（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将部队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全力南进，企图夺取上述各地建立根据地。二十四日，部队越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进攻。战役发起后，四川军阀刘湘迅速增调八址余团兵力集结于名山一带准备于红军决战。当我军挺进至名山的百丈关之后，在敌人优势兵力的疯狂阻击下，张国焘竟命令部队冒险进攻，遇敌拼命反扑，激战七昼夜，严重失利，于十一月下旬撤出战斗。虽然红军指导员英勇战斗，但部队伤亡过万。这是张国焘率兵南下，从进攻作战转入防御退却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张国焘错误方针的严重碰壁。
与张国焘的南下方针给红军造成困难局面相反，党中央北上陕甘的方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根据地，并同陕甘红军一起，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后，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并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这些胜利消息传到南下受挫部队以后，广大指战员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不少干部由此开始怀疑张国焘的南下方针。
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后，敌情更加严重，红军处境极为被动。这时部队只有东进，南出已不可能。地方工作也很困难。这一带人口稀少，生产落后，粮食缺乏，且山区地带，大军云集，人员和物质补充日渐困难，甚至过冬都成问题。原想在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建立地方政权，也未能实现。事实证明张国焘南下的方针行不通，南下只能走上绝路。
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在陕北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即张浩）回国到达陕北，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会议听取了林育英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工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当党中央把这一会议精神电告张国焘时，他竟攻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对阶级敌人的投降，放弃自己的主张”。“如韩文公祭鳄鱼”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张国焘致电林育英，继续攻击党中央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指责党中央“过低估计少数民族的革命作用，对革命在西北首先胜利的可能表示怀疑”。（24）企图要共产国际承认他的非法的伪中央组织。这是张国焘对抗党中央以来，对共产国际所抱的唯一希望。他满以为凭着他在共产国际多年的老关系，以及历来对共产国际的奉从，共产国际会同意和支持他的路线，结果出乎他的预料，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25）随后，张关天又致电张国焘：希放弃第二党，遵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成立西南局。张国焘仍然执迷不悟。
党中央鉴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已达到公开另立伪中央的程度，一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党中央的关怀，共产国际的积极影响，在红四方面军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南下碰壁，走投无路，又从反而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因此，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维护党的团结的呼声日益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于二十七日致电共产国际代表团林育英表示：“原则上同意共产国际的路线”，“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对兄处中央委员会同样表示新生态度，对外仍然用毛主席名义”同时又无理的建议：“此时，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26）张国焘仍不相信党中央，同党中央分庭抗理，要求共产国际重新组织政治局。张国焘在致电中还埋怨中央“不将党的策略路线改变预先电告我们，不将国际决定讨论经过和育英所知道的告诉我们，不但表示负气，而且没有以革命利益为前提”（27）
二十八日，张国焘在各机关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用他自己的话讲解了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他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指示的策略路线，二、六军团，陕北的同志都是同意的。他还说；“关于以前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意见的分歧，可以提交党的七次大会来解决，我们不能和陕北的同志各干各的”（28）张国焘是一个口是心非，两面三刀的人物。虽然，他原则上同意了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但他的反党分裂活动并没有停止。
二月初，敌情变化更为严重，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红军处境更加困难。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且给养补充已成大问题，长此下去，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张国焘在其伪中央政治局所作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中也不行不承认这一事实。他说：“红军长期停留川康区域是不利的”，“不能适应全国抗日反蒋的形势”，“粮食的缺乏”，“使之当地少数民族中工作增加了困难”。为摆脱不利局面。决定以主力转向西北，进入西康省内，争取在这一地区休整补充，待机行动。二月十一日，张国焘发出“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部队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一带，经达维、懋功向丹巴至道孚、炉霍、甘孜一线转移。由于张国焘分裂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内部派系斗争，中 央红军一路打下来，伤亡很大，而张的红 四 方面军却有着巨大的兵力，所以想要自立中 央。
红一方面,红二方面,红四方面军的出发地点和长征胜利结束的地点及各自时...
答：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从1934年秋开始的战略大转移的历史任务，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聚歼红军阴谋的破产，证明了任何雪山草地般的自然险阻都无法阻挡红军北上抗日的步伐，并为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的思想财富－－长征精神。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
关于长征的故事和长征精神
答：村的刘老细,木井村的陈松青,圳上的罗玉等都跟着红军走了。洞口街上邹玉和、王顺生两位缝纫师傅,被请到花园给红军制作军服,他们深为红军的精神所感动,毅然跟着红军走上了长征路。据解放后全县初步统计,当年跟着红军走的有20多人。他们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其中:有壮志未酬而牺牲在长征途中的革命烈士,有在抗日前线流...
红军长征的感人故事
答：红军长征路上,发生了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我读过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被水冲走了。为了让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她坚持没告诉战友们,装成没事发生一样,拔了许多野菜...
长征路上有什么重大事件?
答：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在广西北部湘江地区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关键战役，对于红军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央红军在贵州、四川、云南三省交界的赤水河流域，与国民党军进行的一系列运动战，这场战役的胜利为红军的战略转移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红军过草地是1935年8月21日开始的...
长征路上的动人故事?
答：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 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小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已赞过 已踩过< 你对...
毛泽东的《长征》资料,谢谢~
答：为了长征,我们做了很多准备,还向真正走过长征路的老红军和老军人们请教过各种问题,我们仔细研究了地图和行军路线,制定了行军时间表,棉被衣服水壶饭碗等等必不可少,武器每个男生一件,我带的是一把三角刮刀。为了对付疾病,我们准备了很多药品,配备了二名女卫生员,是初三的桂英和文慧,在我们长征的路上,她们是非常有...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一次什么的伟大远征
答：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能够一路走下来，是因为他们要救中国于危难之时，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因此，他们有了高于天的革命理想，在长征路上，他们没有向极度的困难...
长征途中感人的故事
答：饥饿、疾病、血战、死亡,没有什么能阻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这一群可亲可敬的巾帼英雄在弥漫的硝烟中一路穿行。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
红军长征故事演讲稿5分钟
答：我们的红军在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之间打不烂、拖不垮，他们的骨头无疑是最硬的。面对敌人的屠刀与诱惑，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们的性格无疑是最可宝贵的。在奔向21世纪的长征路上，我们同样需要这种铮铮铁骨的精神，同样需要这种用黄河，用泰山塑造起来的民族性格、民族精魂！“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