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有儒家思想吗？体现在哪？
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 “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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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
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
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
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
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
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
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
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
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
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
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
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
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 “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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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以史证诗方法应该是如同列宁所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2卷〕把握住那一时代的特殊精神,去体会这一时代所反映出来的特殊情趣,当然这种特殊情趣是由作家主观能动反映出来的,因而还要顾及到作家创作时本身的条件.这应是我们读《长恨歌》时所坚持的出发点.白居易活动的年代,离李白（公元701-762年）和杜甫（公元712-770年,大半生还是活在战乱以前）虽然只有不过二三十年的光景,但因为其中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社会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一向被人们称道的所谓"唐代盛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继之而来的是灾荒、战乱、饥饿,使统治阶级更加残酷的掠夺和放纵的荒淫.所谓"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李肇《国史补》）所谓"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杜牧《感遇诗》）如果说李白、杜甫是"安史之乱"这场历史浩劫的预感者和经历者,那么白居易则毫无疑问是这场浩劫后果的遭遇者.《长恨歌》就产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张碧波在谈到这个时代与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时说："唐代元和时期正是诗文发生巨变的时期,以白居易为代表,在诗歌创作上作了大胆的创新,从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正是从这些正反面的评论（或论争）中看到,在白居易的讽谕诗之外,他的诗歌表现了与传统不同的另一种美学观念,反应了更为广阔的生活,表现出一种新的、不属于以前时代精神的内容,直至被人诬为'淫荡'、'险怪'、"纤艳不逞".从中正透出这样一个消息：白居易的诗歌表现了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艺术特征."〔张碧波《唐诗的三次美学论争》〕这样我们就有了评论《长恨歌》的角度.不是从《长恨歌》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出发,而是从时代所赋予它的审美取向出发去理解白居易在诗中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丁毅、方超在《（长恨歌）评价管窥》一文中认为,此诗是白居易借对历史人物的咏叹,寄托自己的心情之作.文章说,诗人年轻时与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湘灵相爱,但由于门第观念和风尚阻碍,没能正式结婚.分手时,诗人写了"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彼此甘心无后期"的沉痛诗句.文章指出,《长恨歌》作于作者婚前几个月,诗人为失去与湘灵相会之可能而痛苦.为此,丁、方二人认为,《长恨歌》并不是对历史的记录与评价."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正是诗人借前代帝妃的悲剧,抒发自己的痛苦与深情.从"诗言志","诗传情"上说,丁、方二人之说不无道理.但就作品所反映的历史真实和社会意义以及千百年来的影响而言,不能不说它是历史的记录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至于白氏自身有爱情悲剧的经历,无疑有助于他对李杨爱情悲剧的体察和分析,才使其诗写得肌理细腻,情真意切,赋予无穷的艺术魅力.说到《长恨歌》的创作缘起,往往首先提到这样一件事,即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四月,作者35岁时被任命为盩厔尉,在这里结识了擅长史学的文学家陈鸿和家于是邑的琅邪王质夫,彼此唱和.同年十二月三人同游仙游寺,谈起唐明皇和杨贵妃事感慨系之.恐这一"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陈鸿《长恨歌传》）,遂推"深于诗,多于情"（同上）的白居易为之作歌,于是白、陈相继写了《长恨歌》和《长恨歌传》.《长恨歌》的作者"多于情",遂使其诗成为妇孺皆知、雅俗共赏、传之千古的名篇佳作；而看重"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陈鸿所作之传,其魅力则难以与白诗同日而语.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带着这个问题重温白居易在写作《长恨歌》之前的全部创作和有关经历,可以发现这样两件事：第一件是贞元二十年（804）,作者33岁在长安任校书郎时,有徐州之游并曾预节度使张愔之宴.席间,善歌舞、雅多风态的愔之爱妓眄眄（即关盼盼）出以佐宴,为此白居易赠诗二句（诗曰："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从白居易以后所写《燕子诗三首》来看,关盼盼这个多情多义的女子当给白氏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件是贞元二十年,白氏举家迁往秦中卜居渭河北岸的下邽金氏村,在此之前白氏曾家居徐州符离,27岁自符离移家洛阳时写了一首《留别》诗,从中可得知两年前白氏已与符离一名年方十五、六的女子湘灵相恋.此后在《白香山集》中不时可以发现诸如"寄湘灵"、"怀湘灵"、"寄远"、"感情"、"长相思"、"生离别"、"潜别离"、"旧梦"等等,写的都是与"娉婷"女湘灵相恋、相别、相思之情.白氏33岁时全家迁往长安就意味着不得不与正在热恋着的湘灵"生离别".两年后在他写《长恨歌》时,这段恋情是不会忘记的.那么白居易是不是把上述两件事移入了《长恨歌》呢?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先说不是,即《长恨歌》写的不是一般的爱情,它是封建帝王和获取专宠地位的贵妃之间的"爱".这种爱在宫廷内即表现为"重色"和邀宠.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一语双关."思倾国",果倾国.作50年太平天子的唐明皇,因为对杨妃的"倾国"之貌和娇媚之态的宠爱,尽日享乐,贻误了国事,这不仅与导致安史之乱有很大关系,也铸成了自身的无可挽回的爱情悲剧.长诗从开头到"惊破霓裳羽衣曲"约四分之一的篇幅,写的主要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一部分的讽谕意味是很明显的,甚至可以说是很辛辣的,讽谕论的依据主要来自这一部分.或者说《长恨歌》的前一部分是讽谕多于风情.中间部分大致从"九重城阙烟尘生"至"魂魄不曾来入梦"的40多句,可谓讽谕与风情交融.这是因为《长恨歌》是以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为主角,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与其生死攸关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中除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还有"千乘万骑西南行"的"玄宗幸蜀"和"六军不发"的"马嵬兵变",这些事如果一一铺开来写,每一件都可以构成一大篇政治讽谕诗,然而这不是当时白居易的所长亦与其彼时的胸中块垒不甚相关,于是作者巧妙地进行了剪裁,把那种可能形成"劝君歌"的政治素材尽量压缩为副题,或一笔带过,而以重笔泼墨突出其作为爱和恨的正题.比如安史之乱的直接政治后果是严重破坏生产,使唐朝由盛而衰,造成藩镇割据,而此诗写到"渔阳鼙鼓",只说它"惊破霓裳羽衣曲",结束了李、杨那种"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的纵情享乐生活.再如据史书记载,马嵬兵变是指唐宿卫宫禁的将领陈玄礼,在安史之乱中随玄宗入蜀,在马嵬坡与士兵杀杨国忠,逼玄宗缢死杨贵妃事.此诗第二部分在写到此事时隐约其辞,用"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带过.这样写来,作为这一爱情悲剧的男主人公的艺术形象才是统一完整的,整个第二部分写他对杨妃的那种刻骨思念才有说服力,也为下一步完全过渡到风情之歌留有余地.说白居易把恋湘灵、遇盼盼二事移入《长恨歌》,可以从此诗的第三部分找到内证.这一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终篇共46句.赵翼《瓯北诗话》称《长恨歌》"有声有情,可歌可泣",主要当是指的这一部分.其写杨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完全是虚构的,而在虚构这一部分时,作者以往的生活积累不能不被调动起来,有的甚至可能从潜意识中显现出来."仙袂飘摇"而益感君王"旧情"的贵妃魂魄,难道没有"风袅牡丹花"而又笃于情爱的关盼盼的影子吗?如果把白居易为感念湘灵而写的《潜别离》与《长恨歌》的第三部分对读,不难发现有着明显的移情痕迹,甚至有些诗句和物件都打有白氏生活的印记,比如《潜别离》的"两心之外无人知"、"利剑斩断连理枝"等,与《长恨歌》的"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诸句,则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又如《长恨歌》中的杨妃仙魂那么郑重地"惟将旧物表深情",很可能当年湘灵把一双绣履赠送给白居易时就是这样郑重而深情,只不过到了《长恨歌》里绣鞋变成了钗钿而已.所以此诗中写得最动人的地方多半都是作者自身恋爱悲剧的移情.以上从探讨诗产生的外部条件去对《长恨歌》作远距离的整体审视,以及从作家本身生活道路出发去体验诗的内部所反映的诗人感情世界.据此笔者认为,《长恨歌》虽然主要反映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但一方面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唐明皇这个历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又是一个所谓"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诗的主题思想也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诗的前一部分对玄宗的荒淫、沉湎歌舞酒色与贵妃的媚上邀宠、恃恩而骄,因此招致祸乱有所讽刺批判.后半篇则对贵妃的死、玄宗对她缠绵悱恻的相思,回宫后晚景的凄凉,以及他们天上人间生离死别的深长痛苦,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并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他们的爱情理想化,因之本诗的主题思想是复杂而矛盾的.从全篇来看,对悲剧主人公的同情成为主要倾向.从作者的创作意图看,大约意在讽论当时和以后的统治者应以李隆基为戒,不要因"重色"而荒淫误国,造成"长恨".但在后一部份,作者把失掉政权后的李隆基写得那么感伤凄苦、一心思念妃子；把幻境中的杨贵妃对明皇的感情写得那么纯洁专一、坚贞不渝；而那些情景交融、音韵悠扬的诗句又那么缠绵悱恻,富于艺术感染力；就客观效果说,自然引起读者对李、杨生死相思的同情.全诗以"惊破霓裳羽衣曲"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致"恨"之因,这是讽谕主题说的根据；后一部分写"长恨"本身,这是爱情主题说的根据.诗的前半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劈头第一句就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喝起,接着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讽意是极明显的."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诗的后半,作者用充满着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他们紧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是长恨的正文.但在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讽意,如诗的结尾两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轻国造成了这个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地超过了讽刺,读者往往深爱其"风情",而忘记了"戒鉴".这不仅因为作者对明皇的看法存在着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画明皇相思之情上着力更多也很有关系.杨玉环死于公元756年,白居易生于772年,《长恨歌》写于806年,距杨死正好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件只能引起后人的冷静思考,不会激起热烈的诗情,诗情只能来自诗人所处的现实世界.白居易写这首诗时感情领域正掀起狂风怒潮,那就是即将与不爱的杨氏成婚,永远失去了与相爱的湘灵结成百年之好的可能.造成悲剧的原因却在于社会.陈寅恪先生在《读莺莺传》中论及元稹抛弃莺莺而娶丰氏说："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曰社会所公认之正常行为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这些完全适合于白.虽然舍弃寒门女子社会视为正常,抛弃恋人毕竟是难以忘怀之事,故白写了不少怀念早年恋人的诗.白居易在写《长恨歌》时,特别是在刻画杨玉环形象时,可能有湘灵,甚至还可能有关盼盼的影子,但这毕竟是三个很不相同的女性,白居易对她们的感情投入和思想评价的侧重点是很不一样的,《长恨歌》不仅是成功地写了爱情,首先是成功地写了帝、妃之间的爱情,如果作者过多地借以宣泄作为平民的自身的爱情悲剧,那么读者今天看到的《长恨歌》就不一定有这样深刻的意义了.由此可以看出,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心理基础应该是这样的,他的早恋被迫中断,成为他最大遗憾,是永远摆脱不掉的情结,一旦与朋友谈起前代帝妃生离死别故事,压在心灵深处的感情岩浆爆发出来,美好的感情改造了古人古事.本来历史上李杨结合是丑得不能再丑的宫廷秽闻,他们是一对让人恶心的毛毛虫,然而经过诗人感情孕育却蜕化为色彩斑斓的美丽的蝴蝶了,历史上毫无价值的翁媳结合变成了文学中的哀艳动人的爱情悲剧.还应当看到白居易与他的早年恋人诀别是人世间毫不出奇的小悲剧,白氏也为此专门写了一些感伤诗并无多少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为什么《长恨歌》却成了千古杰作?这也是需要说明的.关键在于杨贵妃是一代美人,唐玄宗是将唐王朝推向顶峰的一代有作为的帝王,他们两人代表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他们的遭遇不单是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整个民族的历史了.荣格说得好,艺术家并不是一个能寻找自己个人目的的、意志上完全自由的人,虽然他作为人类的一员也有自己的情绪、意志和个人的目的,但是作为艺术家,"他是一个高度感受力的'人'."(朱狄《当代西方美学》)白在创作《长恨歌》时既满足了他个人心理需要,又抓住了具有集体原型意义的李杨,写出了触及他人灵魂更是满足了全民族心灵需要的诗篇.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口号,把文学与社会现实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白居易以此表示文学应该自觉地反映人民疾苦,干预现实生活,在政治上起作用.他提出诗歌应该"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的主张,并把自己的诗划分为"谓之讽谕者,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者,独善之义也",而最看重讽谕诗.诚然,白居易的政治思想、政治主张是很先进的,但是他却把这种政治改革的理想寄托给皇帝.他一面同情人民,一面又把眼睛往上望,他认为自己的责任只是鼓励皇帝行"任政".因此,我想他写讽谕诗也只是为了"稍稍进闻于上",他主张讽谏也只是为了能使天子"听而后聪也".
总而言之,白居易是想通过皇帝来解决一切问题.他虽积极靠拢人民,甚至对自己的阶级特权发生怀疑,但对整个封建秩序还是拥护的.要知道,在封建社会里想通过封建最高统治者来完成按照理想解决社会的问题,根本是痴人做梦不可能的事.而白居易却把自己硬生生地安置在这个极大的矛盾之中.可以说,《长恨歌》也是这种矛盾下的产物.白居易对男女爱情的看法是极先进的,他对在封建社会压迫下的妇女的命运是非常同情的,他曾一再反对统治阶级用金钱、势力欺压妇女和玩弄妇女.在白居易的诗中,很尖锐地涉及到妇女问题,《秦中吟》、《井底引银瓶》、《母子别》、《上阳白发人》、《陵园妾》等莫不如此.白居易歌颂坚贞专一的爱情,他以自己与妻子的关系实践了他所主张的"先进爱情理论".他与妻子互相敬爱,一往情深.白居易的这种爱情观明显地渗透进了《长恨歌》.在写的过程中,白居易自己越来越被这美丽的感情所打动,"诗多于情",感情盖过了理智,作诗的目的就成了要让这动人的故事经过他笔下"润色"而不"与时消灭".矛盾的政治理念,矛盾的写作感情,其中包孕了诗人有感于创作动机同社会效果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悲哀.
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 “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请以白居易《长恨歌》为例,举例说明诗人运用了哪些表现手法?
答：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白居易《长恨歌》的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
白居易的资料
答：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白居易的个人简介
答：白居易早年积极从事政治改革，关怀民生，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须取材于现实事件，反映时代的状况，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继杜甫之后实际派文学的重要领袖人物之一。白居易与元稹齐名，号“元白”，元白两人是文学革新运动的伙伴，分别作有《元氏长庆集》与《白...
西湖白堤的得名与哪位诗人有关
答：白居易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之一，其诗歌题材广泛，语言平易通俗，富有情味，现存有3000首。代表作《琵琶行》、《长恨歌》等经典作品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流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居易的文学思想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
唐诗四个阶段的写作特点
答：李益（边塞诗，高适、岑参余绪）后期则出现“新乐府诗派”、“韩孟诗派”。白居易、元稹领导了新乐府运动。白居易，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进步理论主张，白居易的诗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深受群众喜爱，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此外，刘禹锡，李贺之诗也颇有成就。
陈鸿《长恨歌传》记载“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唐朝因何一...
答：《长恨歌》是中唐诗人白居易的代表作，但学术界对此争论已久。它以主题和思想为中心，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不同的意见。然而，也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如“爱情论”、“轶事论”、“讽刺论”、“感伤论”、“双多主位论”、“无主位论”、“泛主位论”等。近年来，张仲宇先生在《文学评论》、《北京大学...
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哪些诗(写诗名)
答：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2、诗歌理论：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
为何说白居易的诗句比较通俗易懂呢?
答：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一个“世敦儒业”的书香门第,他从幼年开始学习儒家经书,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奉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 此外,白居易还是一个思想乐观旷达的诗人,他乐观且知足,这一平和的心态体现在诗歌里,则是明白晓畅的语言,淡泊幽远的情调。在创作过程中,白居易...
不负君心不负卿的意思
答：“宁负苍天不负卿”出自——出自白居易的《自古多情空余恨》， 意思是——就算背叛苍天,我也不会背叛爱人。
别草堂三绝句
答：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