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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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问题~

简论中国古代“礼”“法”关系


一、 中国古代的“礼”与“法”
观点1:“礼”与“法”的现代诠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现代诠释是我们讨论中国古代“礼”“法”关系的基础.所谓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现代诠释其实质就是用现代的西方的“法”的 “理论体系”或者说“话语体系”去界定中国古代“礼”与“法”的性质.在我们现代人的“法”的观点中,中国古代的“礼”与“法”到底是什么?
然而,由于在中西文化的语言体系中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语意表达,因而这项工作本身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明显的十分不“科学”.这种困难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开始就存在,例如严复就明确地提出过:“西方‘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
观点2:“礼”是一种行为规范的体系,它融宗教规范、道德规范、伦理规范、行政规范、法律规范于一体.
中国古代的“礼”的范畴远大于今天的“法”,它的内容包罗万象,广泛地调整着人们的行为与社会生活.“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因而,我们今天说礼是自然法、神权法、习惯法、民法、宪法等等都有一定道理.但“礼”就是“礼”.
观点3:在中国的古代,礼是今天的“法”体系的核心内容,但今天的“法”体系又不仅仅包括礼,而且律、令、格、式、例、敕以及民间的家族村落法也属于今天的“法”的体系.
观点4:中国古代的“法”是与“礼”并存,且主要是在“礼乐崩坏”之后建立的另一种行为规范体系.其核心内容是“刑”与“政”,即“刑律”与“政令”. 譬如,古文中的“法”字,本身就取“灋”型,对此,《说文》解释到:,“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法”与今天的“法”的定义有更多的相似性,但古代的“法”更多是今天的“法制”,而“法理”部分则要到“礼”“义”中去寻找.

二、 先秦时期的“礼”“法”之争
观点1:(礼法之争的历史背景)“法”“刑”作为一种独立于“礼”的行为规范很早就存在,刑起于兵,《尚书》中的“誓”“诰”“五刑”都是“法”的原型.但法的真正兴起,作为一个系统是在“礼乐崩坏”之后,传统的“礼”已经无法调整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政治生活,思想家们走向了两条完全不同的救世之路:法家抛弃“ 过时”的礼乐秩序,企求“重建”“刑”“政”的秩序体系,而儒家试图对“礼”进行革新,在礼的范围内“复古”社会秩序.
观点2:(礼法之争的政治焦点)“礼”的重要特点是“别”“分”,维护“宗法”体系中传统血缘政治贵族的等级特权.“法”“律”的重要特征是普遍适应性,《说文》解释道:“律,均布也”.即“壹刑”,刑无等级.“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其 “变法”的重要政治取向是剥夺贵族的特权,建立君主集权的“郡县制”.
观点3:(礼法之争的价值焦点)“礼”之规范体系以“德”为基础,以“教化”“修身”为手段,以“和谐”“中庸”“平衡”为目的,以“仁爱”为规范的价值追求.而“法”之规范体系以“政”为基础,以“刑杀”为手段,以“耕战”“富国强兵”为目的,以“功利”为价值取向.

三、中国古代的“礼”“法”合流
观点1:“礼法”合流的目的是为“法”提供一个“仁爱”的“善、良”标准,以“礼”之“德”为“法”的基础,为法条的合理性提供“礼”的依据.
观点2:“礼法”的影响是相互的,其结果不仅改造了“法”,而且改造了“礼”.“礼”的特权不仅仅赋予皇室贵族,而且赋予官僚贵族,又同时受到君主集权的极大限制.
观点3:“礼”的“差等”性与“法”的“普适”性的矛盾与冲突一直存在,贵族特权在法律中的体现在魏晋时走向高峰,不仅是“八议”“请”“减” 等刑罚制度的确立,而且“九品中正制”将“家世”作为首要的任官标准.而到唐朝礼法结合几近完美,但“科举制”的推行证明了政治家对“礼”的特权开始进行反思,但最终没有严格执行,唐朝因而也没有罢脱“藩镇割据”进而灭亡的悲惨命运.而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重典治吏”都可以发现“礼法”之间的这种矛盾的踪影.

四、现实意义与思考
今天我们又面临着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礼法”再一次“崩坏”,“法”再一次脱离传统的“礼”的轨迹在“变法”的旗帜下开始独立运动和发展.但这一次不再仅仅以“功利”和“富国强兵”为目的,而包含有更多的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西方法律价值内涵.然而,西方的价值观我们能够真正“移植” 并“接轨”吗?传统的“仁爱”体系就真的会一去不复返吗?

秦朝为什么能统一中国(长,经典分析)

在最近几年,通过考古和文献研究,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大帝国----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从震惊世界的秦兵马俑到称绝古今的秦始皇陵,从出土的超长秦剑到标准化的秦弩机,还有数以万计的秦标准三棱弩镞,所有这些都在逐步揭示埋藏了数千年的大秦真面目。


不过,在所有的研究中,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秦王国的军事核心--军官团。


秦王国建立初期,从一个为周王室养马的小部落开始发展,在与游牧人的血腥厮杀中艰难的维持。到了西周东周交替之际,西周国君周幽王为了博取美人褒姒一笑,大玩烽火戏诸侯的把戏,最终玩火自焚,被大举入侵的游牧人杀死,国都丰镐彻底毁坏,人民流散,一片凄惨。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在秦部落和其他诸侯的帮助下仓皇东逃,被迫迁都洛邑(现河南省洛阳),历史上叫东周,而西周原来的国都附近领地,作为对秦部落参加勤王行动的酬谢,秦部落首领同时获得了诸侯的地位。这次事件,不仅使得周王室地位大大衰落,也开创了一个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春秋时代,此时的秦部落,获得了周王室下属的最高级地位--公国,秦部落首领可以成为“公”,这是仅次于周王的贵族爵位。


升级为公国的秦国,在诞生初期,在游牧人的掠夺厮杀中风雨飘摇,为周王室捍卫西部边疆,多任秦国公战死沙场,其他秦国小贵族和平民的伤亡更是不计其数。关于民族战争这一点,绝不应当站在现在的民族划分状况,看待数千年前的事件。春秋时代的秦公国,其包含的血缘成分发生了相当大的融合,在秦公国数百年由弱到强的厮杀征战中,大批屈服于秦公国武力的游牧部族和秦公国周围零散部族,陆陆续续纳入到秦公国的统治领域,对于这些新进人口,秦公国的法律和管理表现出了惯有的平等对待,因此加快了文化上的融合。虽然说秦公国比起春秋时代的其他中原诸国,似乎比较落后,时常被视为蛮夷,遭到歧视。但是这个时期的秦公国,已经出现了军事核心--军官团的雏形,春秋时代的秦公国军官团,其主要成员来自秦公国王族和与之有姻亲的公国部落,这些军事贵族掌握着秦公国所有武装力量的战斗指挥权,同时依靠血缘和姻亲关系,效忠于秦国公。随着秦公国的实力增强和领土扩张,军官团也随之壮大发展,到了春秋末期,军官团的势力逐步蔓延到秦公国政治决策的所有方面,这种情况越来越引起秦国公的忧虑,而且也确实影响到了秦公国的稳定发展。


作为对比,关东(函谷关)的中原诸国,在春秋时代展开了一系列的争霸战,军事科技和军事理论在数百年的实践中飞跃发展,这段时期不仅造就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基础,而且军事方面的进展尤其神速。尽管秦公国也曾经试图参一脚,但是由于整体实力和技术基础的差距,秦公国屡次严重受挫,尤其在与春秋强国“晋”的争斗中,秦公国损失惨重,虽然竭尽全力取得了部分进展,但是很快在晋国的重压下被迫求和。春秋时代的晋国,可以说得上是实力最强盛的诸侯,不过秦国运气很好,由于春秋末期晋国内乱,几个大贵族争斗得极为惨烈,最终晋国分裂为韩国、赵国、魏国,这三个国家,后来都名列战国七雄,可以想见如果晋国不分裂,以后可以强大到何等地步。韩国偏弱,而魏国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个称霸的强国,赵国则成为战国末期唯一能够抗拒秦国的东方诸侯,这三个晋国分裂出的国家,所管辖领土完全封住了秦国向东征战的道路。秦国崛起的屡次艰难战争中,与三晋的冲突是最多,也是最残酷的。


魏国在战国七雄中变法最早,但是主要只是在军事领域,其核心在于建设职业化正规化的重装集团军“武卒”,对人员选拔、组织编制、武器装备、战争策划等诸多方面采用了最新的兵家研究成果,大胆采用了许多技术革新成就,在短时间魏国的军事实力急剧膨胀,迅速压倒其他关东诸侯,成为最负盛名的国家。魏国坏也坏在这个不彻底的变法,这次变法,充分利用了魏国继承自晋国的遗产,充分动员了魏国已有的政治经济力量,但是没有从本质上加强魏国的经济基础,也没有确立魏国的战略方向。魏国的军事机器在遭遇“围魏救赵”的挫折后,从此一蹶不振。其他的变法国家也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绩,就连偏处江南的吴、越也多少留下了风云变幻的精彩纪录;不过所有这些,远远比不上西方的秦国。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通常历史教科书往往认为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进步,错了,大错特错!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秦国不是没有奴隶,但是奴隶的数量和用途,远远构不成奴隶社会。这种历史教科书的奴隶社会说法,完全迁就附会早期的一些无耻御用文人,这方面的资料,请读者网上自行搜寻。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按照我的看法,是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社会,以“耕”、“战”为核心,“耕”为“战”提供资源,“战”为“耕”扩大基础,“耕”和“战”是国家生活的一体两面,两者互为表里,这个“耕”“战”理论,和西方数千年后的“剑与犁”如出一辙。商鞅和其继承者,通过慎密的法令,严格约束国民生活,建立了极其严密的警察社会制度,把所有的资源掌握在国家集权统治机构的规划内。一捧种子、一头耕牛、一具农器......所有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在国家的直接控制或法令控制之内,这也说明了秦国变法后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国家拥有的能力和国家能够动员的能力并不完全一致,秦国严密苛酷的法令,加上秦国培训出的大批行政司法官员,充分掌握了当时最有力的国家动员手段(现在已经有考古实据验证)。在秦国的一个个对手中,实力强横的不在少数,但是没有一个具有秦国那么强有力的国家动员机制,秦国不是没有遭遇过重大失利,但是在强有力的国家动员机制下,秦国军事机器一次次从倒下的地方重新站立,最终击败了所有对手。


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军国主义社会机制,为秦公国军官团提供了升华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根源。春秋时代的秦公国军官团,还依赖于血缘和姻亲,在商鞅变法后,军功授爵为军官团改造提供了大量新血。通过表面上平等的军功授爵,普通秦公国平民,甚至奴隶身份的人,都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为了这些机会,秦人,包括传统贵族、部落遗民、平民、奴隶身份者义无反顾的投入到秦军四处征战的沙场,其中一部分幸运儿,在百战之后获得了受到秦国全民肯定的军官地位,成为秦国军官团的一分子。这些变化可以从秦国历年主要军事领导人的出身来源略加参照,随着秦国的军国主义深化,从平民提拔的高级军事将领在秦国影响力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在始皇帝赢政登基之后,具有大军指挥作战能力的优秀将领,在秦国屡出不穷。与之对比,同时期关东各国的优秀将领屈指可数,在实际的战场交锋中,秦国军官团的整体实力更加突出。由于可以严格考证的史料缺乏,因此,目前对于秦国军官团的战术编成和提拔机制尚且不能完全确定。不过近年考古资料逐步增加,竹简木牍和兵马俑的考证,确定了部分细节。


首先,秦国军官团基本按照军功授爵体系的军爵确定其地位,不过,军衔和军功、军职似乎还没有完善的细节区分,目前估计功劳较大的拥有较高的军爵,军爵同时也决定了实际战术领导地位。从指挥小部队单一兵种的下级军官,到指挥战车和附属兵力混成编组的特殊兵种军官,还有多兵种混成军团的高级指挥官,这些职业军官分工相当细致,根据秦国法令严密的习惯,应当有相当完善的制度管理和考核。


其次,秦军肯定已经出现多兵种混成编制的战术战役军团,由经验丰富的职业军官通过鼓号和旗帜进行战场指挥,其中的临战调度和决策,肯定由战场指挥官决定,但是史料的缺失,使得目前难以确定秦军战场指挥的具体细节,毕竟,混成编制的军团,在战场上的准确把握和调度,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比起单一兵种指挥,混成编制的指挥复杂性高得多。这个方面,如今只能看到一些现象,但是对于造成这些现象的因素,大多只能依靠猜测。


第三,秦军肯定拥有完善的后勤供应体制,现在已经考古确定,秦军屡屡出征数十万上百万的大军,战国后期尤其频繁,其中军粮的确由军队统一调度,但是战士军衣和日常消费,则个人自行负担。可以证实,兵马俑部分刚出土的彩俑,其制式铠甲下的军衣服制只是大约类同,但是细节并不完全一致,而且颜色不一。那么,这些数以百万的大军供应,其过程细节如何?在战争持续数年的远征军,后勤供应如何操作才能保持军队的战斗力,还有很多细节不够清楚。


最后,秦国军官团的结局。秦军的战斗力,在秦国完成统一的时候达到巅峰,来自秦本土的军官团成为和外来者居多的秦国朝廷政坛相对立的强劲势力(参见李斯的谏逐客书),军官团成员的素养和数量史无前例,这支精锐军队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彻底击灭了关东六国的负隅顽抗。在完成统一后,主力分别两次大规模动员,北击匈奴,南下百越,并且作为占领军长期驻扎。


精锐军队最忌讳的就是无所事事,战斗意志大为消沉。更为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军官团长期效忠的唯一领袖----始皇帝突然死掉,而且没有留下可信的政治遗嘱。同样可怕的是,始皇帝过于能干强势,他的身边没有权威性的辅助机构,唯一的决策者就是始皇帝本人。作为始皇帝长子,军官团的一分子,王长子扶苏,正在北方集团军担任领导职务,没有在始皇帝身边;另一个深受始皇帝信任的南方集团军将领赵某,有资料表明,其与王长子扶苏关系非同一般。历史上的一幕令人熟知,指鹿为马的宦官赵高,勾结军官团的政治对立者李斯,阴谋立胡亥为秦二世皇帝,这些阴谋者隐瞒始皇帝病死的事实,用始皇帝的名义逼迫王长子扶苏自杀(始皇帝的凶悍无情人所共知)。在除去最大的竞争者王长子扶苏后,秦二世胡亥几乎处决了他的所有兄弟姐妹和相关者,数量多达万人,有证据表明,留在本土与王长子扶苏有关的军官团成员在这次政变中遭到极为残忍的血腥清洗,而后株连不断扩大,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秦国政治军事社会出现全面恐慌。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王长子扶苏自杀,秦国最大的两个精锐集团军,也是几乎全部的秦国主力作战部队的态度。在这次政变中,南方集团军将领断然拒绝回国,直到秦帝国彻底崩溃,南方集团军始终没有返回秦国本土,这支部队后来在岭南以及更远的南方建立了殖民地,再后来成为汉朝的藩属,最后融合在岭南文化之中,其统治几乎延续到汉末三国。北方集团军在国内战争蔓延很久,经过长期的拖延后,才姗姗来迟,在著名的破釜沉舟作战中,这支精锐秦军受到巨大打击。这种损失,在秦国历史上并非罕有,但是根据史料,这支秦军的主要将领在秦二世胡亥的大清洗阴影中朝不保夕,竟然在秦二世胡亥不明智的催逼后,断然下令投降。就像著名秦国悍将白起常做的屠杀战俘,受降的项羽下令进行了大屠杀,这支投降秦军绝大多数的官兵惨遭杀戮,北方集团军的军官团核心就此消失,投降的残余秦军高级将领也彻底丧失了威信。其后,刘邦占据咸阳,秦国本土残余的军官团成员,或者被杀,或者逃走,或者投降。


绵延数百年,威震华夏的大秦将校,在楚汉争雄的沙场上最后消失,根据史料,刘邦汉军中的下级将校,来自投降秦军的不在少数,项羽残酷的屠杀把征战幸存的大秦将校逼向了刘邦的旗下,早期汉军完全继承了秦军的传统作战方式,甚至其武器装备也是秦军的标准青铜式样,并且保持了数十年之久。此后直到另一个中华历史上的大有为君主刘彻上台,在高技术铁兵器的基础上,在与秦军完全不同的社会体制基础上,新时代的汉军逐步形成了全新的作战观念和战略战术,不过那是另外的事情了,如有机会,专文另述。


秦帝国统治的崩溃,其核心在于军队的失效导致了军国主义社会基础的解体,军官团的瓦解则是军队失去战斗力的主要原因。事实上,秦帝国最后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得到充分动员,在战场上也没有得到以往必不可缺的领袖信任和本土支援。秦帝国军官团的瓦解并不神秘,想想看,前苏联的解体才用了多长时间。


打造一支能征惯战的精锐军队,可能需要十几年、几十年、上百年,但是毁掉一支优秀的军队,只需要几年、甚至几个月就行了,历史的往事不可不察。一支强大的军队,必然有与之对应的社会基础和领导体制,当这个社会基础和领导体制发生变化,这支军队的命运也必然随之改变。

陈独秀逝世以后,国内外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评价。

毛泽东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预备会议上,在指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后来搞托陈取消派“反对我们”之后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份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①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

① 《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在其他许多人的评价中,多数的舆论都认为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这些评价中,值得提出来的是他最亲近的三位托派理论家的说法:

郑超麟在《悼陈独秀同志》一文中说:“陈独秀同志能够从卢骚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进于马克思主义,进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繁复而急剧的过程,完成于一个人的一生中,而且每个阶段的转变时候,这个人又居于主动的领导地位”。又说“从卢骚到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相隔半个世纪;从罗、巴诸人经过傅立叶到马克思也相隔半个世纪;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又相隔半个世纪。但欧洲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于半个世纪之间就可以过尽了……但中国这个发展缩在一个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几年……。”因此,陈独秀“不愧为法兰西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俄罗斯二十世纪初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列宁托洛茨基的同志,不愧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托洛茨基党的领袖……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曾以中国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为领袖,是足可自豪的!”①

33年以后,即1975年12月,王文元在英国某大学历史系演讲时重复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他说:“先进国从启蒙运动的年代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经过几百年(如英法),不够先进的国家(如俄国)也经过了八、九十年,但是在落后的中国却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实现在一个人的身上。”“现代中国思想的跃进清晰地反映在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一身结合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给陈独秀做一个总的评价。照我看来,陈独秀这个人,虽然政治上是失败的,理论上有局限,但是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之一。”②

1979年陈独秀百岁诞辰时,另一个原托派“少数派”四大金刚之一、被海外誉为“研究陈独秀问题专家”的楼子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要找到一个人,“以其一生遍历从卢骚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的变迁,那只有陈独秀。我们可以说,他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最完整的代表人物。”③

①《国际主义者》第3期。

②双山讲述,方丈译:《陈独秀的生平和思想》,香港《新观察》第6期。

③一丁(即楼子春):《陈独秀先生百年祭》,香港 《观察家》第26、27期。

如何来看托派的这种评价呢?陈独秀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一种思想形成后好走极端,而且固执己见,不为人所动。他甚至故意放纵自己这种思想方法,说:“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①结果,他有时确能发现常人不能发现的新问题,发表惊世骇俗的见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但不少情况下,他荒谬绝伦,迷途而不知返,造成可悲的后果。正确与错误、伟大与渺小、喜剧与悲剧这样奇特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是罕见的,这是造成人们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郑超麟等人对陈独秀一生的评价明显反映出托派的偏见,如此拔高陈独秀,目的在于抬高他们托派自己,挟独秀以自重,历来如此。

①《给陈其昌等的信》,《独独 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3页。

细察陈独秀的一生,从6岁跟祖父读四书五经开始,他经历了封建主义的儒说和“选学妖孽”——改良主义的“康梁派”——反清辛亥革命的“乱党”——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共产党领袖——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超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道路。他的思想的确充满着一个又一个的转折,一个又一个的否定。但是具体分析起来,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转折是飞跃,是进步,之后的转折则相当复杂,前进中有倒退,倒退中又有新的飞跃。然而,他的每次转变都是不彻底的,一个时期中,一种思想占主导地位,又有旧思想的残余和“新思想”的萌芽,往往是:继承,未吸取精髓;创造,没建立独立体系;抛弃,还藕断丝连。这就使他的思想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复杂性,任何简单笼统的评论都是不确切的。

陈独秀把法兰西民主主义思想引进中国,掀起了以反孔教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确有不朽的历史功勋,不愧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从理论上说,他只是借用了西欧文明中的“科学”和“民主”两件武器,既未发展这个理论,也未在中国实践中建立自己独立的完整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李大钊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一起共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并作为中共领袖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参与领导伟大的“五卅”反帝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他直接参与组织指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的胜利,使他的革命历史达到了光辉的顶点。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与普列汉诺夫是不能比拟的,更不要说列宁了。他是一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革命时期就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列宁”,后来托派又沿用了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陈独秀都有成败两个方面。从革命实践来考察陈独秀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大革命失败以前的历史时期,包括辛亥革命前后、“五四”时期、大革命的前期和中期。如果把一个人与时代联系起来的话,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起,到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可称为“辛亥革命时期”,代表人物是孙中山。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起,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可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代表人物是陈独秀。从1927年井冈山斗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展时期,代表人物是毛泽东。虽然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大革命都失败了,但历史是不能割裂的,没有辛亥革命和大革命,就没有1949年的胜利。同时,历史也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主要看其对历史是否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三个时期还有不少英雄人物,但谁也没有比这三个人的历史功绩大。

就陈独秀本人说,1927年以后的错误,与此前他的历史功绩比较起来是次要的,因为那已经是“毛泽东时代”了,陈独秀已经失去了对历史的影响力。所以,从他那个时代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来讲,说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是可以的。

然而,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基本上是失败的。陈独秀一生中的确吸收过不少外来的主义和理论,从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到托洛茨基主义,他也不像懒惰的教条主义者那样只知照搬别人的理论,有时还努力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中国的情况,对这些外来的理论和主义进行筛选和改造。但是悲剧在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局限性,他的筛选和改造有的成功了,如对西欧民主主义,有的把正确的理论用歪了,如对马克思主义,有的本来是错误的东西,不可能改造成正确的东西,如托洛茨基主义等。因此他虽有把外来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愿望,可结果却是成少败多。所以,他曾哀叹道“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理论对于革命的重要。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而没有正确的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真正的革命家。

有人说,陈独秀也有始终坚持如一的信仰,即科学—民主—社会主义;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也是一种社会主义。这倒不假,即使他说“法西斯蒂的帝国主义专政会普遍发展而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时,也认为未来世界是“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可是,现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他的民主是超阶级的绝对民主;他的社会主义是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即通过民主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在中国如果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外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面前,这样的社会主义连一天也存在不了。陈独秀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

在客观考察陈独秀“民主观”、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有一点积极因素须给予应有的评价,即他最早从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中提出分清敌我界线、防止专政到人民头上、以避免发生大量冤假错案的问题。根据中国的经验,这是一个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重要的问题

追念叹息长相随

一代宗师,仲甫先生;科学民主,二旗高擎。南陈北李,建党丰功;晚年颓唐,浩叹由衷。昔毛泽东主席“七大”评价,功过分明。“五四运动总司令”、“创造了党”,两语千钧,可为墓铭。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曾是毁誉相参的人物。不过他确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建党之初,他又是国内一代先驱的启蒙者,追溯中共的建党不能不提及陈独秀。

生平

■陈独秀办《新青年》名扬全国

蔡元培聘他任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陈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1914年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有人讥讽为自大,其实此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陈独秀一生用过的名字,据查考有38个之多。在报刊上曾用“三爱”、“仲甫”、“只眼”、“实庵”、“致中”等。签发中共中央文件,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称呼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

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

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民俗报刊,在当地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办《新青年》杂志名扬全国。蔡元培闻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上任以后并不开课,而是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陈独秀在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立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

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领袖,曾一度被捕。出狱后他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前往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时,正是由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尽管陈独秀因受聘广东省教育厅长(后不到职)没有出席大会,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在缺席情况下被推举为中央书记。“一大”闭幕后,陈独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

■陈独秀出狱后曾说想去延安

毛泽东也怀念旧谊表示欢迎

作为反对封建传统的先锋者陈独秀,不幸在身上也烙印着旧遗风影响。他在总书记任上以家长自居,视其他同志为小辈,遇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砸茶碗。由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也逐渐落伍。1927年在国民党发动反共的“四·一二”屠杀前后,陈独秀面对危机领导无方,党内同志群起反对其右倾错误,他便于7月中旬辞职隐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新的负责人出于对陈独秀的尊重,生活津贴和配给秘书等都保持不变,为他的安全还在上海找了秘密寓所。然而陈独秀却对中国革命日益悲观,认为红军和土地革命均无前途,于1929年又联合国际上的托洛斯基派,在党内另建取消派组织。面对这种分裂党的行动,中央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实践的检验很快证明,陈独秀的政治主张完全错误,他的组织也很快散伙,本人也被国民党抓捕。

1937年抗战开始,陈独秀出狱后曾说想去延安,毛泽东也怀念旧谊表示欢迎。不过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项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陈独秀则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随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未能回党。此后他蛰居四川,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1942年病逝于江津。

背景

■尊重历史的人讲起中国共产党成立

确不能忘记这位“创造了党”的人

从1921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一大”,直至“五大”,陈独秀都是最高领导人,先后有书记、委员长、总书记的职务之称。过去有的书中说这是由于党尚处于幼年的不成熟选择,此种解释之荒谬可笑,等于说二十年代的中国革命精英们都是幼稚到贤愚不辨的人。尽管陈独秀后来有严重错误,当初却是党的第一代同志都敬仰的革命宗师,最高领导之职非他莫属。

陈独秀到日本学习,对占统治地位的军国主义极为反感,接受的是西方传来的民主思想。回国后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恰恰是以民主、科学为大旗,向统治了中国千年的专制、迷信开战,使一代青年从封建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中国最先进思想的代表,与中共建党时的其他领导人大都是师生关系。不过由此也滋长了一种负面结果,那就是造成党内家长制,陈独秀以自傲和自我封闭落后于革命潮流,最终陷入歧途未能自拔。这当然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也是社会历史的积淀使然。人在社会潮流中,不进则退,党内历史人物的命运也昭示了这一点。

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称他“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1953年毛泽东乘军舰沿长江东下经过安庆时,专门向当地负责人询问起陈独秀在故乡的遗属,并指示要给予生活照顾。尊重历史的人讲起中国共产党成立,确不能忘记这位“创造了党”的人!

故事

■毛泽东回忆:

《新青年》改变他的人生取向

在北京时受陈独秀影响最大

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种文字,工宋诗,写隶书,旧学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和胡适等参考日文、英文的标点,为现代汉语确定了一整套标点符号(古汉语不用标点,断句极难)。

陈独秀一生影响最大的活动,是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这本每期编辑费和稿费总共不超过200块大洋的杂志,却喻示着一个崭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在创刊号上,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大文豪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曾得力于陈独秀和《新青年》,鲁迅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便在此刊上登出。

据毛泽东向斯诺回忆,是《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毛泽东还认为,在北京时他受陈独秀的影响最大。

陈独秀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在当时受到全国进步青年的敬仰。1920年8月,《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翌年休刊。

■党的第一代称颂陈独秀长子

陈独秀两子被捕后不屈就义

陈独秀与家乡的发妻高晓岚共育三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高晓岚长陈独秀3岁,目不识丁,陈独秀为办学想从家中拿钱,夫人坚决不肯,两人争吵乃至分居。后来,陈独秀爱上了“思想新颖”且有文化的妻妹高君曼。

延年、乔年稍长成,被陈独秀接到上海,却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做工谋生,面黄肌瘦。既是姨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落泪,想让两个孩子在家里食宿。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

此后延年、乔年都进入震旦大学读书,陈独秀每月只支付每人5元的生活费。兄弟二人在父亲的熏陶与严格管教下,很早便自立,又去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一起组织中共旅法组织。回国后兄弟二人都成为中央委员,陈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乔年曾任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在党的会议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

党的第一代普遍称颂陈延年,他工作极刻苦,顾不上成家,一副工人打扮,吃住都能与人力车夫打成一片。在政治上他有敏锐的洞察力,认为“老头子”右倾。1927年6月和翌年2月,延年、乔年先后在被捕后不屈就义,为父终生伤感。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想拉陈独秀出来任职,得到的回答是:“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全国抗战,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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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的历史书上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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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没有平白无故的问题,碰见了问题一定要找准(问的核心)是什么?比如问你中午吃的什么? 你就要回答吃了面或者米饭等等,但是不要回答今天怎么去吃的,为什么去吃。一点用没有! 历史也是一样,拿到题,看它材料,对应的是哪一段历史,出自于哪个年代,这样,这个年代的大环境,大事件你起码脑子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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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3、有人认为:“鸦片战争是在执行一种历史使命,它是用侵略手段来达到使中国向世界开放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试结合史实,分析评论这种观点。(答题关键:领会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观目的和客观效果。按题意,如果选择正确,用其利于中国发展的客观效果来...

问我几个关于历史的问题。
答:这个问题我回答过~1、原因广度:原因=主观(内因)+客观(外因)⑴主观原因:事件发起、参与者内在经济、政治、思想诸方面因素 ⑵客观原因:自然、社会环境、外在各方面经济、政治、思想因素等 原因广度与背景分析方法基本相同,背景侧重于静态分析,原因更侧重于动态分析。如美国独立战争的原因广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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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3、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历史任务 为团结社会阶级,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挥应有的贡献。特点 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成长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上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也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输出所遏制;本国的自然经济与统治者是限制民族资产阶级成长的内因。这些条件使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与外国资本...

关于历史的几个问题!
答:1: 应该是在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世界逐渐连为一体。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世界逐渐一体化。互相牵制,互相影响。2:就是下方资本主义发展,日本在殖民威胁之下开始的向西方学习,实现资本主义国家的梦想, 实现富强,摆脱被动挨打 3:反抗,求变,4:扩大殖民市场,榨取利益,制度的落后与先进市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