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海关发展史
可以看海关概论
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 ： 李泰国
李泰国父亲为英驻广州第一任领事，10岁那年，父亲带他来到中国。李泰国先后担任过英国驻广州、香港和上海等领事机构的翻译秘书、代理副领事等职。
1855年6月1日，他年仅23岁，从英驻上海领事馆派来接替威妥玛，担任江海关关税管理委员会的英方司税。他接任后，广为联络江苏巡抚等高级地方官员。外国使节利用他的关系，1858年6月，冲破了清政府一直拒绝外国官员商人与清政府高级官员接触的限制，安排英法代表团顺利进入苏州城，未受阻挠，并把照会面交江苏巡抚赵得辙，请他转达清政府。
他在联络清政府官员中，广为“洋人治关”造舆论。他主张“外洋船只进出呈验舱单，必须详尽，否则处罚或没收”，“各税须照征照缴，掣发税款收据”，制订了《各国商船进出起卸货物完纳钞税条款》等章则条件。清咸丰九年（1859年5月），上海道吴煦奏称，“自李泰国经理夷税征收之后，税钞大有起色，按年比较，银数倍增。”博得清政府的信任。
清咸丰五年（1855年），洋商受战事和海盗骚扰的影响，海运和贸易都遭困难，他利用海关职权，实施临时性的“免税证”（免重征凭证）办法。清咸丰六年（1856年），市场不景气，洋货滞销，他为缓解计，又推出缴纳进口税款后，发给“存票”，代替税款收据，以便在3年内无法销售时，准予退运，可凭“存票”退税。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向英侵华军提供漕粮北运的情报，对攻打京师，制定作战方案作用甚大。英侵华军统帅额尔金对他颇为赏识，请他去天津参加议和，与钦差大臣桂良谈判，李泰国“言语狂悖，狡骄异常”（桂良语），极尽威逼之能事，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他利用议和的机会，向桂良提出了往来公文用英文；准许传耶稣教；开放扬子江，凭护照进入内地；帮助查缉海盗；修订税则等五点要求。
议和间，他探悉美俄两国在议订条约中，都同意把鸦片列入违禁品，这对英国谋求鸦片贸易合法化大为不利，立即报告额尔金，马上疏通美俄公使，在条约中回避鸦片问题。
李泰国回到上海，一改前态，极力讨好江苏巡抚等地方高级官员。他不仅是英国重用的人物，在上海的清政府官员也视他为可利用的英人。清咸丰八年（1858年10月），李泰国列席修订税则委员会的会议，他在会议期间，表面上应付钦差大臣，实际上为英国干事。他把江海关的档案和统计，提供给英方，使英方能提出一份详尽的减税和免税的税率长表，还规定进口税率以3年平均价格的5%为标准。他还根据额尔金的意志，把鸦片称作“洋药”，列入税率表，再征得钦差大臣的同意，既避免被胁迫之嫌，又体现“出于清廷的自由意志”。额尔金为使英国长期掌握中国海关行政议定各口通商口岸划一办理，推广上海模式，延请洋人帮办关务到各口岸海关。税务司制度，就是根据这一规定设立的。
清咸丰九年（1859年1月），两江总督兼各口通商大臣何桂清内定李泰国为总管各口海关总税务司，于是李泰国在3月间，向上海道台呈送《江海关呈送税务条款清折》，提出各通商口岸建立“划一海关”的方案。为取得各海关的管理权，李泰国要求何桂清授权预选洋人，并决定洋人的去留。何桂清只许他保举，“听由监督延请”，他极力抗争，并以辞职来要挟。英驻华公使卜鲁斯也干预说：“各口税务司的任免，都取决于总税务司，清政府和监督无权过问。”最后决定，“募用洋人，上海先定上海章程，各口仿行”。5月23日，何桂清委任他为总管新关的总税务司，并派他去各通商口岸开办海关。7月25日，他借口无暇兼顾江海关工作，擅自指定德都德为江海关税务司。9月，卜鲁斯为他通令各口领事，强调“女王陛下政府对其成功寄以厚望”。10月，他去广州和汕头，创办粤海关和潮海关。
清咸丰十年（1860年1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委任李泰国为总税务司，邀他去北京商讨关务。他因看到太平军的威力，“不愿与可能会覆灭的王朝保持紧密的联系”（给额尔金信中语），以伤病辞谢，请准给假去英国休养，没有应召上京。所谓“伤病”，发生在清咸丰九年（1859年7月），因英人掠卖华工，致40多人投江淹死，上海群众愤起谴责，他出来横加干涉而受伤。该年10月早已痊愈，但恭亲王却于4月7日，准他请假，希望他去天津创办海关后，推迟半个月回英国，4月他回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对其在华“功绩”，赐以三等巴斯爵位。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7月），赫德在代行总税务司职务时，向清政府建议，征收“洋药”印花税，用以购置小火炮船，镇压太平军。总理衙门据以奏准，令赫德办理，于是赫德遂告在英休假的李泰国，李泰国对此极感兴趣。早在清咸丰六年（1856年），他曾建议购炮船，镇压太平军，“愿立军令状，效力戒行”，咸丰帝朱批，“勿堕其术中，预杜患萌”，但李泰国在签订中英《天津条约》时，塞进一条“中英共同肃清海盗”的条款，为海关建立海上武装伏笔。卜鲁斯说得更露骨，要把海关和“现代行政制度”，“关税征收”和“海上巡逻舰队为一体的合治模式的行政机构”。因此，他积极在英国购船募员，购船7只计80万两，购装备27万两，招募官兵600余人。更有甚者，他没有请准清政府，于1862年5月29日，擅自委派英国海军官佐阿思本创建由欧洲人指挥的中国人炮舰队。翌年，又擅自与阿思本签订合同（简称“李阿合同”），规定阿思本为舰队司令，并只执行由李泰国传达的谕旨等。
清同治二年（1863年5月9日），李泰国回到上海销假，立即往谒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6月和赫德同去北京，为了要控制关税作为财源，要求撤销南北两通商大臣，以便独揽海关的税收大权。还想控制舰队作为权力工具，催请恭亲王批准“李阿合同”。他觉察到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对他不满，他需要提高自己的身价，要求赐给他一座王府，出门要坐轿子，与大臣们平起平坐，有利于交涉。恭亲王认为舰队的统领和支饷，由亲王自行决定。同年10月5日，阿思本向总理衙门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批准“李阿合同”，否则解散舰队，迫得恭亲王不得不作出解散舰队的决定。恭亲王对李泰国的骄纵跋扈深为不满。清同治二年（1863年11月15日），李泰国被解雇，清政府赐以退职金，格外从丰，于是他离开海关返回英国。同日清政府委任赫德为其继任，驻在上海。
李泰国在海关工作7年，奠定了洋人帮办关务的制度。
中国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 :赫德
赫德，生于英国北爱尔兰亚马群波达当的没落酒厂主家庭。185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女王大学。1854年春，由大学保送进入英国外交部。同年6月，启程来华，在香港受训3个月，那时年仅19岁。9月，他被派驻宁波任见习翻译。翌年1月，他被提升为助理翻译。2月，赫德就以二等助理身份，实际负责驻宁波领事馆的全部工作。清咸丰八年（1858年3月），赫德被调去广州，任英国领事馆二等副翻译，10月，升任翻译。赫德汉语流利，熟知中国人情世故，到了广州，很快结识了当局政界人物，与两广总督劳崇光等人，交往密切。
清咸丰八年（1858年10月），广州继上海后，也设立洋关。赫德经英政府批准，于1859年5月，辞去领事职务，6月，他就被聘任为广州新关副税务司，不久，又被总税务司李泰国正式任命为广州海关副税务司。李泰国根据威妥玛对清朝形势的估计，认为清朝很快覆亡，他不愿无故遭殃，借口休假一年。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4月），李泰国急急忙忙地离开中国。他向署理各口通商大臣薛焕推荐江海新关税务司费士来和粤新关副税务司赫德，会同署理总税务司职务。当他到达北京时，英国公使卜鲁斯推荐他晋见恭亲王。赫德被应召赶到北京时，他呈递7个清单，2个禀呈，对海关税务、海关弊端阐述己见，并提出解决方案。恭亲王以“钦差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名义，颁给札谕，重新任命费士来和赫德会同署理总税务司职务。
赫德和美国公使与总理衙门有着密切关系，实际独掌总税务司权力；费士来虽然在英方的资历高于赫德，但他不懂汉语，无法和总理衙门大臣有直接接触，被迫居于从属地位。总理衙门对赫德好感越来越胜过李泰国，而赫德则极力争取统辖海关的总理衙门掌权大臣，如恭亲王、文祥等的信任。他经常主动地提供税务、洋务，特别是外交方面的意见，并为之出谋献策，在总理衙门大臣的心目中，他显已取代了李泰国。赫德的自制沉着、圆通，而又熟悉官场礼节和中国士大夫的习气，深得大臣们的赞扬。
清同治三年（1863年5月），李泰国休假到期，从英国返回上海，赫德结束了代理总税务司职务。然而清政府想方设法抬举赫德，由恭亲王专门设立一个比一般口岸税务司更大权力的职务，即赫德被任命为江海关税务司外，还负责长江各口关务。此举仅是削弱和抵消李泰国作用，推出赫德充任总税务司的权宜之计。不久，恭亲王就上奏：李泰国“办事刁诈，以致虚靡巨款，实难姑容。现由臣等将其革退，还准经理税务。该夷狡狯异常，中外皆知，屡欲去之而不能，今因办船贻误，正可借此驱逐”，“其总税务司一缺，即由赫德办理。”同治二年十月初六日（1863年11月16日），上谕批准把李泰国革职，派赫德继任总税务司。这时，年仅28岁的赫德，就成为清朝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
赫德上台，继续采取善变、渗透控制手段，先使清政府取得信任和好感，然后再伺机掌权，实为“大英帝国”效劳。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8月），总理衙门指示赫德兼管邮政，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海关正式代办邮政，由赫德兼任邮政司。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赫德出版了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集《他从秦国来——中国问题汇编》。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4月），赫德参与中国政府与八国联军的议和谈判，并草拟赔款节略，赫德向外务部提出赔款和新关兼管常关的办法。《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偿巨款，赫德所提供的关于清政府财政状况的报告，被各国公使视为最可靠的情报。他关于赔款及其担保办法的意见，绝大部分被采纳，写入《辛丑条约》。
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访问台湾之后，他用中文书写了他对中国事务的建议，题目是《帮官论》。1876年，他配合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爵士在烟台解决中英之间由1875年马嘉理被谋杀案而引起的争端，结果签订《烟台条约》。他参与调解中国与缅甸边界纠纷。1907年7月，赫德与清税务大臣共同商议，通过海关严厉查禁私运军火，以断绝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器来源。赫德到达中国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正处于兴起时期，而他成为总税务司时，太平军正受到戈登和“常胜军”的扼杀。1864年戈登与李鸿章发生冲突，赫德在苏州从中调解，使他们一起镇压太平军。同年，赫德也参与了攻打驻扎常州太平军之战。
在40余年总税务司任期内，赫德为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统治出谋献策，也深得清政府赞赏，授于他多种荣誉。1864年赫德被授于按察使衔（三品）；1869年被授于布政使衔（二品）；1881年被授于头品顶戴；1885年被授于双龙二等第一宝星、花翎；1889年被授于三代正一品封典；1901年被封为太子少保衔；1904年11月20日，慈禧赠与赫德如意柄寿字一个；1911年9月20日，赫德病故后，同年9月23日，清政府追授赫德为太子太保。
赫德长期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效劳，也受到欧洲各国政府的表彰。1870年，瑞典授于他VASA骑士勋章，法国、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葡萄牙、荷兰、普鲁士等政府，也都授于他各种荣誉。英国政府于1879年授于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十字勋位爵士，1889年授于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最高级勋位爵士，并于1893年封为从男爵。
随着个人权力高度集中，赫德开始专横跋扈、盛气凌人，压制下级、歧视华人本性越趋暴露。后期，他把其弟、妻弟、外甥等亲戚、熟人，安插在海关工作。1898年初，赫德自觉年老力衰，为使亲信继续占据要职，他设置了副总税务司一职，竭力推荐其妻弟裴式楷出任副总税务司。反对赫德浪潮，来自政府大臣、同僚及下属，清政府不得不采取限制赫德权势的措施。1906年，清政府设立税务处，海关由外务部改隶税务处，赫德却发出第1369号通令，指示各地税务司“工作仍按既定方针进行”。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月27日），清政府公布赫德休假和裴式楷副总税务司的任命，次日清政府下旨赏给赫德尚书衔。4月13日，赫德离开北京返回英国，清政府外务部和税务处官员，各国驻京公使及代表，裴式楷和在京的海关职员均前往车站送行。翌年2月～清宣统三年（1911年）6月，清政府多次批准赫德续假医病。同时正式任命安格联为副总税务司，全权负责海关各项工作，与赫德一心想扶植裴式楷相反。
1911年9月20日，赫德病死于英国的白金汉郡麻洛，至死才卸职，而且连续任职48年。
海关第三任总税务司 ：安格联
安格联，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进入中国海关。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曾以代理税务司职务，负责天津海关工作。清光绪二十五年任南京海关税务司，清光绪二十六年任江海关税务司，清光绪二十七年再任南京海关税务司。清光绪二十九年，任署理总税务司署总理文案税务司。清光绪三十二年任江汉关税务司。
赫德曾书面记载说：“安格联，是我们人员中最有前途希望的人”，赫德为了考验他的能力，把他放在最大的海关——江海关、津海关以及总税务司署任职。尽管如此，赫德却从来没有把安格联作为总税务司继承人的意图。由于赫德晚年在海关系统中，继续坚持歧视华员立场，更加专横独断的管理和明显的裙带风，不仅引起了华员职工反对，也招致英国在华上层人物非议。赫德年迈体弱时，特意增设副总税务司职位，准备让其妻弟裴式楷担任。他推荐副总税务司裴式楷接署总税务司，极力渲染裴式楷的劳绩。总税务司请假回国后，在整个清宣统元年（1909年）期间，税务处受到外国列强的沉重压力，要它在总税务司继任人选的问题作出决定，以表达对赫德的不满。这个压力主要来自英国外交部和在华的英国上层人物以及海关内部的税务司。清宣统二年春，税务处决定“安格联暂行代理总税务司”。以莫理循为首的英国在华的上层人物，都极力支持安格联。
清宣统二年（1910年），在辛亥革命爆发后15天，税务处上奏安格联升补总税务司，即刻奏旨“依议”。安格联成了第三任海关总税务司。
安格联上任总税务司后，基本延续赫德所建立的制度。但在人事业务制度方面也有一些调整，各国关员比例变动，少数华籍关员开始担任高、中级职务等，而且出现了一些与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新特点。此时期海关税收除支付债赔各款外，用以维持中国政府经费开支的财政作用已大削弱，海关实际成为各列强债权国在华收款和监督还债的机构，海关总税务司成为各债权国在华的代理人。总税务司安格联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一起，策划截夺中国关税收支保管权。
清宣统三年（1911年10月24日），安格联拍发电报给长沙税务司伟克非，指令“海关税收已指抵外债，为了避免与列强发生纠纷，最好暂时将税款交由总税务司或领事团保管”。正是在他们策划下，长沙英国领事首先采取行动，劫夺了关税，接着汉口、上海、汕头、广州、厦门以及烟台等处的海关关税也由各地税务司直接扣留，存入上海汇丰银行，造成恶劣开端。此后，安格联为使支配关税、控制中国财政达到“合法”的目的，建议英国公使朱尔典成立各国银行委员会，并提出由总税务司全权保管关税，负责偿付外债赔款。至此，中国关税保管大权，在以“系属权宜之计”的遮羞理由下，全部落于洋人总税务司之手。
民国元年（1912年）1月，以英国为首的“债权”国家，商定由外交使团通知有关债权银行，组成“各国银行联合委员会”，推举汇丰（英）、德华（德），道胜（俄）三家银行充任董事，并经外交使团参加意见，拟定了“总税务司代收关税代付债赔款办法”（共计八条）。之后，又控制了海关税款扣除海关行政经费和由关税担保的债赔款项后的余款。安格联不仅截夺了海关税款收支权，控制“关余”，还极力把海关势力侵入中国的财政、金融。
民国3年，袁世凯成立内国公债局，安格联担任协理和经理专员，开始染指中国内债。民国7年，安格联接管了全部常关税款和推迟赔偿庚款那部分专款。
民国9年，北洋政府重组内国公债局，安格联充任董事。
民国10年成立清理内债基金处，安格联又管理内债基金。翌年，他又接收停付俄奥的庚款。安格联控制的权力和款项越来越多，使海关在安格联统治的16年间，外交方面的作用相对减弱，但在财政、金融方面的作用大大加强。安格联俨然以北洋政府的“太上财政总长”自居，除把持海关大权外，还控制税款、关余，内债基金等财政大权。民国16年，控制北京政府的军阀易人，安格联以拒收二·五附加税被免职，后由英国人梅乐和正式接任总税务司。
海关第四任总税务司 :梅乐和
中国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的外甥，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进海关。在烟台、牛庄海关工作4年后，被调总税务司署6年，亲受赫德的薰陶，光绪二十六年升为副税务司，调离总税务司署，先后在南昌、福州、广州和江门海关工作，光绪三十二年升为税务司，先后担任过腾越、广州、天津等海关税务司，民国14～18年（1925～1929年），任江海关税务司。
民国15年，国民革命军发展，梅乐和为稳定员工，命令华员不得卷入带有“政治色彩”的行动，嗣后又不准组织工会，不准干涉海关行政。民国16年3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功，梅乐和挽请社会名流虞洽卿引见蒋介石总司令，表示愿襄助筹款，发行二·五库券；蒋氏承诺支持海关。4月，先后谒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和财政部长宋子文，要求维护海关体制。是年春，政府征收附加税，洋商和领事反对，梅乐和一反总税务司安格联拒绝代征的做法，坚持按章办事。梅乐和博得政府信任，但惹怒了领事，他们欲夺取江海关的管理权。梅乐和游说洋商会，取得洋商的理解，他们认为海关确为国家信用和内外贸易的要害部门，不支持夺权，才作罢。
民国17年，南京政府曾先后任梅乐和为副总税务司，领袖税务司、南方总税务司。迄代总税务司易纨土辞职，才于民国18年就任总税务司，兼管债赔款项的职务。接任后，立即去南京，向中央政府详述维护海关固有制度的重要，同时提出培训华员，以备日后代替洋员管理海关的意见，既得政府的信任，又避免舆论的非难。
民国21年，英皇乔治五世念其处理中国海关有功，赐以勋爵。民国26年，抗日战争开始，梅乐和告诫各地税务司要有应变能力，除涉及主权外，要避免发生不幸事件。各关请示如遇日本军方提出强制性要求，怎样处理时，梅乐和批复：没有必要引起摩擦；对日方要挟时，则以国际条约与之周旋；对华员开展护关运动，密令趁机遣散半数税警。民国30年，太平洋战争发生，梅乐和被日方拘禁。民国32年获释后去重庆，复任总税务司，同年5月退休回英。1959年逝世。任职税务司15年。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战争爆发。两年后，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需与英国商定。这标志着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开始丧失。《南京条约》划出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5个通商口岸，原本就有海关设置。开埠通商后，虽已失去关税自主权，但海关行政仍由中国管理。然而，列强们的最终的目的是夺取中国海关的控制权。通过1853年9月的小刀会事件，1858年清政府与英、美、法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款》对这一办法作了修改：“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人帮办税务，毋庸英（美）官指荐干预”，并“各口划一办理”。[1]1859年江海关英籍税务监督李泰国被委派为总税务司，负责募用外国人在各口岸任税务司，从此，外籍税务司管理中国海关便成为制度了。1861年1月，总理衙门成立后再度任命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1861年4月李泰国返英，是年6月，清政府任命广州副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署理总税务司，1863年赫德正式担任海关总税务司，开 始了对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的管理。至此，在西方列强的“帮助”下，以外籍总税务司制度为核心的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终于建立起来了。
二、组织结构
在晚清的行政体系中，由外国人担任行政首长的中国海关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机构。从1861年起，海关开始由新设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统辖，庚子年以后，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于是海关也就跟着转变成外务部的下属机构。1906年清政府为节制海关，设立由外务部、户部联署办公的税务处，海关总税务司及各关税务司均转隶税务处。清政府的做法自然受到了英国的强烈抗议，使得原定职权并未实现。辛亥革命后，海关继续由外交部管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此后，海关后改由财政部关务署统辖。
中国近代海关的最高机关是总税务司署，设总税务司、副总税务司，下设六个办事文案。中华民国建立后,总税务司署组织改为五科三处,随即又改为九科二处。总税务司署直辖全国各税务司署，即各口海关。
三、特点及影响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决定中国近代海必然会关呈现出一些 “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海关最高领导由外国人担任，海关的高级职位也被外国人垄断。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列强为便于对华进行经济掠夺，而强迫清政府任用他们的“自己人”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由于经历了几百年闭关锁国的中国严重缺乏懂得近代海关管理的人才所致。在笔者看来，后一种情况所占的比例可能更大。因为，这不仅导致了中国自身海关管理的腐败、混乱，更重要的是，给了外国人干涉中国海关自主权的绝佳接口。事实上，西方列强也正是以此为借口窃取了中国的海关管理权。
第二、海关自成系统，清政府难以驾驭。从一开始，总理衙门就规定了，凡在海关工作的外国人包扩各口海关，均归总税务司选拔、统辖，这就为海关总税务司操纵全国海关行政提供了条件，而清政府所设立的各口海关原本都是有地方督抚管辖的。赫德在时任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码的帮助下，利用支付《北京条约》赔款的契机，成功的将全国海关的控制权纳入自己囊中。此后，海关系统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体系。清政府想要对各口海关发布命令，必须通过总税务司，否则根本得不到执行。而总税务司为了强化对海关的控制，将海关中的外籍工作人员从清政府的官僚体系中剥离出来，使其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即便是中国籍工作人员犯了法，也要先通报总税务司，才能抓人。这一切，使得作为总税务司，同时也是外国侵华势力的代理人的赫德，不仅在这个体系内享有“上帝“般的权威，在这个体系之外，也能够对清政府的内外政策施加较大影响。
此外，中国近代海关除了收税以外，还承担着其他一些功能。例如，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就是由总税务司赫德任监察官并实际操纵馆务，教习也在总税务司署编制内；1896年，清廷又发布上谕，令总税务司兼办邮政事务,赫德遂兼总邮政司,并设邮政局总办、副总办。直至1901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1911年邮政为邮传部接管，二者方才脱离海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还是人才匮乏所致。京师同文馆抓主要教授外文，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可在1862年，全国也找不出几个会外语、懂外交的人，除汉文外其它课程都要寻找由外国人担任教习，同时中国也缺乏办理近代教育的人才，这也需要外国人帮助。而在当时，懂外语、近代科学和管理学的外国人基本上都集中在海关总税务司。这些因素使得京师同文馆这个中国第一所近代教育机构从一开始，就被控制在海关总税务司手里，邮政事务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中国近代海关的这些特点本身是由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反过来，又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负面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海关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和海关税款保管权的丧失。这两者的危害无需多言，对中国近代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十分清楚。然而，有一件事或许出乎人们意料，那就是这个有外国人操纵的机关，居然是清政府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衙门。在那个“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中国海关却因廉洁而著称，甚至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虽然这一功劳首先应归于外国人，但不管怎么说，也多少起到了一定的正面榜样作用。
四、近代海关的主权回归历程
中国人当然不甘心将自己的海关主权拱手让给外人，因此，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有一批较早“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反对协定关税，主张收回关税自主权。郑观应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他长期活动于东南沿海地区，较早认识到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必要性，认为“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轻重，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
最早采取实质行动的是张之洞。1902年9月7日，张之洞通电军机处、外务部、刘坤一、盛宣怀，痛陈我国海关主权丧失的危害，并提出收回关税主权的两步计划：第一步，与赫德定明，海关总税务司等高级职位，应兼用中国人；第二步，选派人员到海关学习，最终以华人取代洋人。张之洞的计划被清政府采纳，1906年，清政府设立税务处，1908年设立税务学堂，收回关税主权的意图十分明显。尽管这些动作没能实现收回关税主权的愿望，但却导致了海关职权的削弱，从此以后，海关开始走上了下坡路。
清政府垮台后，为了维护中国的国际声誉，保证中国能继续偿还外国战争赔款和贷款，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授权当时担任总税务司的安格继续掌管海关。从1911年到1928年间，中国的海关关税，除去必要的海关运营费用外，全部交给在上海的一个国际银行业委员会，该委员会代表外国债权人的在华利益。只有在缴纳赔款和贷款等费用后的剩余部份，总税务司才会交给民国政府。而在支付这些款项前，关税则被托管在英国的汇丰银行。
巨额的庚子赔款，连海关收入都难以填满。民国政府不得不动用部份常关税。这使得由英国人担任的海关总税务司取得了更多的权力，并具有了更多的独立性。虽然海关中中方雇员不少，但直至1927年，没有一个中国人做到海关副税务司的位置上。
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宣告关税自主，并在财政部下设立关务署，负责接收和管理海关事务。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当时，尽管国民政府控制了大部份省，但海关关余仍控制在北洋政府的海关总税务司手中。
在时任关务署署长张福运的建议和运作下，海关最终被纳入了民国政府管理体系。其采用的办法是，与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协作，对海关进行改革，如停止
招录外籍人员，中外职员在权利和义务上平等，中外员工同工同酬，任命一名华人为海关总税务司秘书，派遣中方职员出国深造，废除总税务司对海关关余的绝对处置权；关税不再存进汇丰银行，而是置于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政府可充分利用这部份资金；重新修订关税，等等。改革的直接效果就是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海关关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在国民政府关务署成功地取得了对海关的控制权后，张福运又开始酝酿关税自主的谈判。他首先提出海关税则及进口关税制度制定的问题，并决定调整关税税率。其后，他开始就中国关税税率问题与各国谈判，并达成了一致。
直至新中国建立，不仅宣告了中国近代史的终结，也宣告了中国近代海关的终结。新中国理所当然的将海关的一切权力收回。至此，中国海关管理权在被外国人操纵了近一个世纪以后，终于回到了中国人自己手中。
中国近代海关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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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代以前的中国海关
二 鸦片战争和中国海关主权的丧失
三 外籍总税务司制度的初步建立
四 赫德其人
五 半殖民地海关制度的巩固
六 中国的“国中之国”和清政府的头号“总管”
七 总税务司干预中国内政外交
八 中国人海关自主权思想的产生
九 北洋政府时期：安格联坐上了总税务司宝座
十 国民党政府争取“关税自主”和“改革关制”的努力
十一 抗战前后中国海关的命运
十二 中共成立后收回海关主权的斗争
十三 海关回到人民手中
十四 结语：半殖民地的中国建不成现代化的海关
http://www.haotushu.com/book/360005/
中国近代四大海关
答：中国近代四大海关是上海江海关、广州粤海关、天津津海关和武汉江汉关。
全球化视野媒体评论
答：这个机构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影响了东西方社会，其在文化传播和交流方面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作者独辟蹊径，对近代中国海关的外籍职员进行了深入解读，这无疑为人们提供了重新审视这一群体的全新视角，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海关史的研究具有推动作用。厦门大学教授、原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主任陈诗启评价，该书...
赫德对中国近代外交的影响
答：第四，关税收入还成了清政府举办洋务事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如江南制造局的常年经费是江海关的二成洋税,马尾船政局每月由闽海关洋税拨款5万两,天津机器局则由天津、东海两关四成洋税中开销，全国最大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其由创办到发展长达数十年过程中，各项资金与经费基本依赖于海关税款的拨给。...
近现代史中,我国何时收回了海关管理权?
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真正拿回了海关管理权,国民党时期英国仍然是控制着大部分中国海关管理权.
我国清代海关管理体制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答：答：基本特点是 清朝海关设置总税务司，由总理衙门任命，直接对总理衙门负责，各关所有外国人帮办税务事宜，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各关税务司是外籍税务司制度的核心，负责管理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的进出口贸易。虽然海关税务司不是中国本土官员，但作为“客卿”也分别被授予清朝相应的官阶和品衔。从某种意...
东海关税务司公署旧址地址在哪里?
答：同时也见证了烟台从一个封闭的城市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开放的商埠。这个旧址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经济史、城市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今，这个旧址已经被确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向公众开放。游客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瑰丽，了解烟台这座城市的发展历程和变迁。
近代西方列强通过海关对中国实行的经济侵略
答：协定税则后,中国进出口货物的关税都降低了;进口货物同出口货物相比,降低的幅度更大。 进口的多为成品,出口的多为原材料。便利了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减轻了中国货物同外国同类货物的竞争力,抑制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按照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的规定,中国海关税率值百抽五,将48种进口...
历史上一系列政策或者不平等条约对中国海关的影响
答：其中上海、广州、汕头等海关相继聘请外国人管理。我国关税虽然丧失了部分自主权，不能有力地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但客观地看，中国关税的主导权还是掌握在清政府手中。虽然沿海几个海关聘用洋员担任主管，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染指全国的海关管理权的阴谋一直没有得逞，中国海关的管理权总体...
在武汉市江汉区有哪些很不错的景点值得推荐?
答：汉口江滩公园：位于江汉区的汉口江滩公园是一个集观光、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城市公园。公园内有绿树成荫的步行道、各种雕塑艺术品以及亲水平台，是市民和游客放松身心的好地方。武汉关：武汉关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关税征收机构，现在已经改建为武汉关博物馆。这里不仅可以了解到中国近代海关的历史，还可以...
武汉有哪些历史遗迹和古迹
答：4. 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这里曾是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摇篮，对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5. 大智门火车站：作为早期铁路交通的重要站点，大智门火车站见证了武汉的铁路发展史。6. 江汉关大楼：这座大楼不仅是武汉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中国近代海关史的重要遗迹。7. 武汉大学早期建筑：武汉大学的校园建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