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有哪些国家？要详细
文化的多元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先兆:先秦时代的诸侯鼎立，促成了中华民族四分五裂的局面，直到秦国最终统一中国。历史学家、文化学家一再说:历史上中国的统一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件，而另一批文化学家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四分五裂的局面构成了中国良好的文化态势，先秦时期的中国，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齐、楚、秦、燕、赵、魏、韩所构成了政治和文化的分裂使七个诸侯国分别创造了具备特殊代表性的文化现象；楚国作为最后一个被秦国灭亡的诸侯国，政治的紧张、战争的频繁并没有促成文化的分裂，反而使楚国的文化更加繁荣昌盛，若干年后，虽然楚国的国体灭亡了，但是楚国的先人所留下的文化却并没有因为国体的消亡而泯灭，它随着楚人的后裔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楚国所引领的楚族是一个好战、好胜的民族，虽然著名的楚大夫屈原曾经为了联盟大声疾呼，但却并没有改变楚人征战中国的局面，虽然在一段时间里，楚人曾经百战百胜，但在面临灭亡的前夕，楚王做出的一系列错误决定加速了楚国的灭亡。争强好胜是楚人骨子里流淌的鲜血，而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导民族，文化中野蛮与细腻的结合，却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称为楚文化。
一种文化现象所带领的文化体系总是复杂而庞大的，楚文化亦然，它包括了文学、美术、音乐、民俗、戏剧等等分支，作为楚艺术诸多品种中的楚音乐则又是中国民间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楚”在历史上所包含的地域过大，使楚音乐天生就处在一片文化交汇当中。随着楚国国体的消亡，楚文化的势力范围也随着它的政治势力的衰弱而缩小，最终形成了以湖北、湖南文化为主导的楚文化系统，而原本的楚音乐文化则缩减成为了以湖北为中心的楚腹地音乐文化。
一、学术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民族音乐学家常说：对于一种民间音乐系统的研究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观察。
对于湖北民间音乐的研究大致始于曾侯乙编钟（以下简称“曾钟”）出土之时，也许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们才开始认识到湖北民间音乐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虽然对从前的政治历史人们已经有了很深入的研究，但对于由于政治历史所引申出的文化历史、音乐历史却一贯很少关注。
在20世纪60-70年代，对于曾钟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曾钟的研究虽然属于古代音乐史宫廷的音乐的研究范畴，但是它毕竟与民间音乐一道构成了传统音乐这个庞大的体系，因此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关于整个湖北民间音乐文化的文论，自1979年到今天，也只有110篇，并且有关曾钟的研究文献在其中所占比例相当大。观察上述文献，笔者发现这些文献对于湖北民间音乐文化的研究主要体现于下列几个方面：
1、曾钟研究
前文中说到，曾钟的研究不论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还是对于湖北民间音乐研究来说，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自197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至今，对于它的研究就一直不曾停滞过，并且我们可以从整个对于曾钟的研究史中看到研究项目与研究体制的不断完善大致可以分表现为三个部分：（1）曾钟挖掘与政治历史研究：音乐品种、乐器的产生总是于社会历史、政治历史相匹配，曾钟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音乐活文献”，其中所蕴涵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在曾钟挖掘之初，人们以各种方式对曾钟的挖掘与社会历史、政治历史进行估计与推测，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刘先枚在《“曾国之谜”猜想》 指出：“1978年通过考古发掘，在古老的随国腹地之地，出现了巨大的曾侯乙墓，因之引起了史学界的猜测。李学勤同志曾把它名为“曾国之谜”。本文就是我们的‘猜谜’。”“谜”不是乱猜的，有事实依据的猜才是有可信度的猜，为此，史学家们继续做了大量工作，并在若干年里通过研究写出了许多重要的文献资料，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大量有效的依据；（2）曾钟音乐形态研究：曾钟本身，除了具备律学价值、乐学价值之外，钟体上的铭文也是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些铭文除了反映当时的历史现状，还对进一步研究先秦时期律制、乐制等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此，翻译、校订这些铭文成了曾钟研究的新领域，崔宪在《曾侯乙编钟钟铭校释（一、二）》 中，就各种对于曾钟铭文的相关解释与释意方法进行了校正与说明，并对相关律学、乐学解释提出了看法。诸如此类的文论在曾钟的研究史上并不少见；（3）曾钟文化辐射作用与跨文化性研究：曾钟本身属于音乐学研究范畴，它代表了一种文化现象及其由文化现象引申的音乐实体，在研究过程中，人们认为单一地研究曾钟的音乐属性已经没有什么发展了，因此，就其文化属性与跨文化特征开始进行相关的陈述，这一点主要体现于下面两个方面：文化辐射作用研究。曾钟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随县擂鼓墩，这里作为一个出发点，由此引出的文化行为与文化现象的辐射，因此而产生的整个湖北省境内、长江流域湖北段文化大多与曾钟存在密切的联系。同时，曾钟对于在此之前产生的以及在此之后产生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对于曾钟文化辐射作用的研究中也有体现；跨文化性研究。对于曾钟的跨文化性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跨艺术品种的研究，主要针对楚图腾、楚美术、楚漆器等其他艺术形式，另一方面则是大文化背景下的跨越，如对巴蜀文化与曾钟的关系研究、物理思想对于编钟的影响、曾钟对于宗教文化影响等研究领域，开辟了曾钟研究的新天地。
2、湖北民间音乐研究
从收集的对于湖北民间音乐研究的资料来看，数量并不如上述对于曾钟的研究那么多，并且所研究之方向也很杂乱。民间音乐系统是构成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最为庞大的系统，系统之下的民歌、说唱、戏曲、器乐则代表了不同的表现形式。20世纪80年代编辑出版的各类民间音乐集成为民间音乐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资料来源，因此，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人们都是依靠着“集成”所赋予的资料进行着书面的研究。从1979-2005年所显示的有关湖北民间音乐研究的资料来看，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于下面几个方面：（1）湖北三峡地区民间音乐研究：长江三峡湖北段是西陵峡的所在地，依靠水流的文化传播作用，它将省外的文化介绍进来同时也将本土文化输送出去，由此形成了繁忙的文化传输局面。因此，对于长江三峡地区民间音乐的研究主要是音乐文化传播、跨文化性研究；（2）湖北民间音乐形态研究：由于长江的文化传播与辐射功能，使湖北内陆地区的文化大多具备着一定的文化交融性特征。因此，对于湖北的民间音乐形态研究一方面针对各类音乐品种的曲体、旋律、调式进行，另一方面则是针对这些民间音乐品种的文化交融形态进行研究，虽然研究成果并不多，但却同样具备着一定代表性。
对于湖北民间音乐的研究历时近半个世纪，从上面对于文献的综述来看，主要反映了下面几个方面的问题：
1、研究方向的单一：民间音乐文化同它的母体一样，是多元、多极的文化现象，对于这种文化现象的研究，一方面应当是专题式的研究，另一方面则应该是点面结合的研究，既要看到各类民间音乐品种的个别价值，也要看到它在文化背景下的内容。从上述文献来看，这些成果还不具备这样的要求；
2、研究方法的陈旧：对于民间音乐的研究，我们当然应当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成果所做出的结论并不是最终的结果。音乐存在流变与发展，多少年前的研究成果并不能代表现在，更不能代表将来。在人们只注重历史的情况下，对于现状是否也应该有一些思考？今天我们的民间音乐研究是否更加应该遵循现状呢？
3、研究思路的狭窄：研究思路是指研究过程中思维的集中性与发散性，集中的思路在民间音乐研究中固然需要，但并不等于因为固守陈规，在一个问题无法用集中的方式去解释时，需要借助其他方式来完成。而在对于湖北民间音乐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许多文论的观点、材料、数据非常相似甚至一样，还有一些资料与文章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大关系，为此，笔者认为，针对什么样的选题就应该相应地寻找相关的材料，一个材料也许可以重复利用，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上述对于湖北民间音乐学术理论研究现状的综述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保障和方法论，同时，也为进一步的资料收集与结论扫清了研究中的种种障碍。
二、湖北民间音乐的总体特征
以江汉平原为主体的湖北省是中华大地真正意义上的中原地区，它西临四川、陕西，北靠河南，南临湖南，东依江西，良好的地理位置不仅造就了湖北省“九省同衢”的良好交通环境，依靠长江的威力也形成了湖北良好的人文环境。不论是良好的交通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必然会引起湖北本土文化与外界文化之间的交融，因而造成了湖北境内文化现象多样、文化地理复杂的局面。众所周知，生物存在多样性，这是指生物在生存环境中的多种属性，它是生物链的重要一环，而文化的多样性则表现为是本土文化的别样特征。陈龙海曾在《楚艺术的线性特征与文化基因》 一文中指出了楚美术、楚漆器、楚书法等平面艺术表现形式的线性特征，并将其归结为“平面展开”与“立体构成”两个形态特征，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形态特征仅仅是针对平面艺术形式本身进行探讨，而就上述艺术形式的文化交融特征，文中并没有涉及。同时笔者认为湖北民间音乐的总体特征也可以运用上述关键词进行说明。
屈原广博、豪迈地写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壮丽诗句，奠定了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根基，同时，也代表着楚人的思想境界，浪漫而上进。诗歌作为传达人类思想的形式之一，并且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与音乐的关系不言而喻。诗为乐、乐即诗，在人们的脑海中，对于诗歌的欣赏与对于音乐的感悟是并重的。有人说湖北民间音乐是诗之乐，这种说法并不为过，反而是对其的青睐，三峡、长江、洪湖、汉水这些承载音乐、传承文明的载体作为浪漫主义的另一表现形式，不能不说对音乐的性格是一种造就；湖北民间音乐是“水”的音乐，是“诗”的音乐。因此我们说湖北民间音乐是“水和诗的音乐”。
历史上的楚国一贯被称为“南蛮”，一方面，楚国地处南方；另一方面，楚国连年的征战造就了楚人蛮横的性格，在许多民间音乐的题材内容中都反映出了这一特点；历史上所述之“蛮横”之义并非完全贬义，它一方面道出了楚人的性格魅力，一方面指出了湖北民间音乐的蛮性之美。从现存湖北民间音乐诸多品种中，人们可以轻易的发现这一特点——“蛮横之乐”。
楚人的蛮横、狡猾是历史给予楚人的定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楚人的那些性格早以被乐观的性格所替代，从而形成了今天湖北人“天不怕、地不怕”的良好品质。湖北人用脑袋做事，时刻不能停止的思考也造就出了湖北民间音乐的乐观情怀。乐观是人的素质，使湖北人能够在最为艰难的时刻，保证良好的心态，并且不再出现“四面楚歌”的尴尬局面。因此在诸多湖北民间音乐的题材中也表现了这一特点，所以也可以称湖北民间音乐为——“乐观之乐”。
三、湖北民间音乐的总体形态
“水和诗的音乐”、“蛮横之乐”、“乐观之乐”从人文的角度产生了湖北民间音乐的总体特征，但也可以注意到，这里所说的总体特征是内在的、表现人类情绪化思想的特征，那么湖北民间音乐又具备着哪些音乐形态特征呢？
湖北地处祖国真正的中原地带，它北临河南、陕西，南临湖南，西接四川、东临江西、安徽，六个具备特殊文化意义的省份将湖北省包容其中，构成了湖北特殊的文化态势与文化交融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说，湖北民间音乐具备着跨文化性特征。由于下文将就湖北民间音乐跨文化特征做专门的讨论，所以在此就这个问题将不做赘述。
曾有许多专家就湖北民间音乐的调式体系做过专门的探讨，所得出的结论是“以徴、羽调式体系为主导的民间音乐调式体系”。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主导调式体系？在古楚人的思想当中，自己应当是与北方民族同样争霸天下的民族，北方之乐，以宫调式为主体，象征称霸与稳定，楚人当然不会因此而示弱，但对于音乐的概念，楚人也不敢苟同秦人思想，一定要与其拉开距离，造成不同体系的音乐形态，因此选择了置于次要稳定地位的徴音作为符合自身审美需要的调式体系，并由此完善了自己的音乐系统，而上面所提到的羽调式体系则是由于文化的交汇而形成了与徴调式并列生存的又一调式系统；另外，诸多历史文献中所表述的徴音概念也与今天我们所认为的有较大出入。周代，已经出现了十二律与七声音阶两种律制，并由于十二律的存在而对应了七声音阶的阶名，如下表：
图1：十二律对应七声音阶阶名
上表中，我们看到林钟律对应了徴音，在七声音阶出现之后，所衍生出的六声音阶、五声音阶与其长期并存，也就是说，五声音阶的出现在七声音阶之后；而春秋战国时期所产生的最早律学计算方法——三分损益法，计算出的五声音阶则刚好就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五声调式，《管子•地员篇》中列举出了计算五声调式各音的算式，据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猜测：“有学者以为《管子•地员篇》中这一部分记载，不是管子所写，是后人写了加入《管子》一书里的。若照这一看法，则甚至可以把这一部分的写作年代，放到《吕氏春秋》后面去；而《吕氏春秋》则大约是作于公元前249至公元前237年之间。但无论如何，《管子•地员篇》所引的计算方法，是十分准确的。 ”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认为五声调式体系最早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下面是在《管子•地员篇》中列出的计算五音的算式：
图2：《管子•地员篇》中列出的计算五音的算式
上例中反映了以下若干信息：首先，上述计算方式是基于弦长比例而衍生的，每截取一段弦长则得出不同的音高，从上述计算方法来看，徴音的弦长比数最大，而虽说宫音在整个五声音阶体系中所占弦长适中，但是北方地区仍然认为宫音是稳定的，符合北方地区人民的审美趣味，此时我们也就可以猜测楚人的审美观念受到先秦审美观念的影响选择了徴音作为本土音乐主导音及主导调式主音，从而形成了楚音乐尚徴现象的出现。这是湖北民间音乐总体形态之一。
湖北民间音乐历来以三音为制曲的根本原则，在湖北省各地，不论旋律形态如何，皆以三个音级为骨架，保持了本土音乐的纯正和文化交融形态的明显。
例1：湖北兴山山歌《高腔》旋律片段
演唱：姚锦华
记谱：吴 双
上面的旋律片段采自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从上面的旋律特征来看，以#d、#f、a为骨干的三音音列是这首民歌的主导音列。王庆沅在《荆楚古音的发现》一文中称“↑do-mi-sol三音音列被视为三声音阶 ”，据考证，兴山特性三度民歌中所使用的具有减音程意义的三音音列是现存最能够代表楚音乐原始状态的遗存，同时，在湖北各地也都在使用各类以不同三音音列为基础的三声音阶作为民间音乐的主导，那么，我们大可认为三音音列（三声音阶）是构成湖北民间音乐音阶体系的骨干，并带领着上面谈到的调式体系共同汇成了湖北民间音乐。
四、湖北民间音乐的跨文化特征
湖北民间音乐并非单一生存，它同样依靠外界力量生存，除了本体因素构成了对音乐系统的影响之外，许多外界文化交流因素则构成了音乐的变异，虽然变异本身并没有多少人注意，但从音乐形态特征中仍然可以发现变化的痕迹。
武汉音乐学院的刘正维教授在《湖北民间音乐的交融性特征》一文中指出：这就使得湖北民间音乐必然形成如下两大特色:1.北方的、南方的、东边的、西部的,以及汉族的和兄弟民族的音乐特征,都程度不同地集中到这方宝地,形成大量不同特征的物理性交融。因此,不少周边邻省的音乐特征它都有。2.经过年长月久的碰撞与化学性交融,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音乐特征。这就是说,外面有的,它很多都有;它有的,在豫北、皖东、赣中、湘中、川中、陕中就不一定有了。 这段文字道出了湖北民间音乐跨文化特征的两个方面，从上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湖北民间音乐是一种吸纳、接受外来音乐文化形态的音乐文化，其本体所含有的大量音乐元素都有外来音乐文化介入的痕迹，如下例：
例2：
上例是湖北潜江民歌《越想越心伤》和陕北民歌《脚夫调》，可以反映如下一些信息：首先，湖北与陕西是南北文化的代表，其间有土地接壤。众所周知，陕西民歌偏重跳进，而湖北民歌本身应当偏重级进，在此曲中，陕西民歌的诸多特征反映到了湖北民歌的旋律上；其次，从结构上来看，上述两首民歌的结构皆以两个乐节构成，再加上旋律形态基本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湖北民间音乐与陕西民间音乐之间发生了文化上交融。
如果说湖北民歌的音乐形态具备了文化交融的条件，那么产生并发展于湖北的戏曲也具备着这样的特征。
例3：
这是汉剧《二度梅》选段，在谱例中所标明的音程关系同样符合文化交融的特征，其中的级进代表了湖北本土民间音乐的特点，而跳进则更加符合北方地区民间音乐的审美趣味。
流行于荆州地区的民歌《喇叭调》是一首重复交融的范例，一方面，在其音乐形态中有南北交融的痕迹，另一方面，它又与湖北本地民间音乐形成了交汇，构成了所谓“穿句子”的结构模式。
例4：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已经能够获悉诸多有关湖北民间音乐跨文化交融的特征，一切的音乐都不是单一存在的，大多是依靠本土文化精神以及与外界文化的交流而存在。湖北民间音乐是一个具备深厚文化底蕴与文化流变意义的音乐文化，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与论述中，本文将特别从上述两方面对湖北民间音乐做出全面的关照。
战国前期各国的变法运动 春秋结束以后，历史进入战国时期。战国从公元前476年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结束，历时250多年，以战争频繁而著称。战国前期，吴越衰落，韩、赵、魏诸国先后崛起，形成齐楚秦燕赵魏韩“七雄”对峙的局面，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加剧。由于封建秩序趋于解除体，变法遂成为历史发展的需要。在“智能之士”的策划下，各国相继出现了变法运动。 1、李悝在魏国的变法 李悝是战国前期著名的法家人物，在魏文侯时期任相国，在列国中率先进行变法。变法的内容主要有：①废除传统的世卿世禄制，选贤任能。“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根据功劳和才能选拔任用官吏，用任人唯贤的官僚制度取代任人唯亲的世卿世禄制。②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农夫努力耕作，充分发挥土地的效力和潜能，提高粮食产量，扩大收入，从而达到使国家富强的目的。③实行平籴法，维持经济秩序。具体做法是：丰收之年由国家用平价购进余粮储备起来，防止粮价暴跌而伤害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灾荒之年国家将丰年储备的粮食平价出售，防止粮价暴涨而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④建立法律制度。颁布《法经》，在社会上宣传《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提倡法制。李悝的变法取得了成功，使魏国很快富起来，成为战国初年的头号强国。 2、吴起在楚国变法 吴起是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熟谙兵法，善于用兵，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魏文侯是欣赏吴起的才干，任他为西河守。魏文侯死，吴起受到政敌的排挤，自魏入楚，受到楚悼王的重用。一年之后，被提升为令尹，主持变法。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主要是围绕着两个问题进行的：①废除贵族特权，打击贵族势力。②整顿吏治，革新政治。“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裁汰无关紧要的冗官，将节省下来的开支用于养兵。要求官吏“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战国策�6�1秦策三》），一心为国效力。经过变法，楚国初步改变了“贫国弱兵”的局面，在对外战争中屡屡获胜，“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然而，变法影响到旧贵族的利益，及悼王死，被贵族乱箭射杀。吴起死后，变法随之失败。 3、齐威王的改革措施 齐国的改革主要在齐威王时期。齐威王即位初期，一度出现了“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严重局面。针对齐国“百官荒乱”的局面，齐威王在淳于髡和邹忌的协助下，对吏治进行了整顿，同时要求广开言路，鼓励臣民书谏谤议。他曾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将齐国从封闭专制的政治羁绊中解放出来：“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从此，齐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政治开明，经济发展，国力也随之强盛起来，“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 4、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 战国前期，韩国政治混乱，法律、政令前后不一，群臣吏民无所适从。公元前355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为相，实行改革。申不害提倡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主张以“术”治国。申不害所讲的“术”，主要是指国君任用、监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韩非子�6�1定法》）国君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符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并根据考察的结果进行赏罚，提拔重用忠诚可靠之臣，贬除狡诈奸滑之人。最好采取隐密的权术，表面上不露声色，装作不听、不看、不知，使臣下捉摸不透国君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却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这样就可以做到“独视”、“独听”，从而“独断”。申不害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史称“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6�1老子韩非列传》）。需要指出的是，申不害的改革有很大的局限性，效果远不如魏、秦等国。 5、赵国的改革 赵国继魏国之后也进行了改革。赵烈侯时，公仲连任相国，他主持了赵国的改革。公仲连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教化人民、建立选官制度和改善财政方面。公仲连推荐了牛畜欣、荀欣、徐越等三位有才之士。他们分别向烈侯提出了改革的建议，“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赵烈侯委三人以重任，并奖赏荐才有功的公仲连。 6、燕国的改革 燕国的改革始于燕王哙（前320—前314年在位）。六国的改革早已完成，致力于合纵连横，而燕国尚未改革，国弱民贫，处境险恶。燕王哙苦身忧民，“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甚至亲自参加农耕活动。但他轻信鹿毛寿的进言，竟仿效传说中的尧舜禅让，将国家拱手交给子之。燕内乱外患并起，几乎亡国。昭王即位后，“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燕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经过昭王的励精图治，燕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 7、商鞅在秦国的变法 秦国长期偏居关中一隅，与西戎诸族为邻。国内未经过像春秋晋、齐等国那样剧烈的政治变革，宗法贵族势力十分强大。秦献公励精图治，在位时曾进行过一些改革：废除了野蛮残酷的人殉制度；将国都自雍（今陕西凤翔县城南）迁至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镇东北）；推广县制。鼓励商业活动；重新编制户籍，使社会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经过上述改革，秦国国力逐渐增强。献公死后，秦孝公即位，“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继续献公的改革，以高官厚禄为条件，征召治国人才。于是，商鞅从魏国来到秦国。 商鞅本名卫鞅、公孙鞅，因后来在秦国受封于商，故称商鞅。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对法家学说尤感兴趣。到秦国后，经景监引荐，先后四次见求秦孝公。前三次分别说以“帝道”（尧舜之道）、“王道”（夏商周之道）和“霸道”（齐桓晋文之道），均未引起孝公的重视。第四次说以“强国之术”，孝公大悦，竟至“语数日不厌”（《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秦孝公很赞赏商鞅的治国主张，准备进行变法。由于秦国旧贵族势力很大，孝公又疑虑重重，担心变法会招来非议。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召集君臣于朝廷，就是否变法进行辩论。经过这场辩论，孝公打消了疑虑，坚定了变法的信心，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商鞅变法是分两次进行的。 第一次变法开始于公元前359年，主要内容是：①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百姓有彼此相互告发“奸人”的责任。告发则与斩敌同赏，不告则处以腰斩。一家藏奸，什伍连座。②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建立军功爵制度。“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重新规定了20等爵制。“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废除奴隶主世袭特权，按军功大小确定政治、经济地位，授予不同的爵位和田宅。③重农抑商，鼓励耕织。“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凡是努力经营农业生产，多缴纳租税的，免去其本身的徭役；凡是弃农经商或怠惰以致贫穷而交不起租税者，没收为官府的奴婢。④焚烧诗书，申明法令。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打击复古思潮，加强思想统治；整顿吏治，禁绝私门请托和游说求官的政治钻营活动。这次变法取得了成效， “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在对外战争中也连连获胜，显示了秦军的威力。公元前352年，商鞅因变法之功被提升为大良造，全面主持秦国的军政事务。 公元前350年，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富国强兵的进程：①改革土地制度。“开阡陌封疆”，授土于民，允许买卖，承认土地私有；新设置田界，扩大亩积，改100步一亩为240步一亩。②普遍推行县制。“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每县设县令、县丞、县尉，县令是一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③迁都咸阳。把咸阳作为政治经济中心。④统一度量衡。下令“平斗、桶、权、衡、丈、尺”，在全国范围内颁布标准的度量衡器。 ⑤改革赋税制度。“舍地而税人”，按户口征收户赋和口赋。“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男子成年而不分家立户的，要加倍征收户赋。⑥革除戎狄风俗。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用华夏族的风尚教化秦人。商鞅完成变法后，将注意力转向对外战争。公元前340年，商鞅大破魏军，虏魏将公子昂，迫使魏国割让河西之土求和。商鞅凯旋而归，受封於（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丹凤县西）之地15邑，号为商君，商鞅的权势达到了顶点。 商鞅变法是相当成功的。他在前后历时10年的变法活动中，吸取了魏、楚等国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宏伟而细密的变法计划，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乃至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对秦国的社会实行了全面的改革，将新法推行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使之深入人心，以致“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6�1秦策一》）。商鞅变法的范围之广，内容之多，时间之长，力度之强，收效之巨，影响之大，是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变法或改革都无法比拟的。虽然，商鞅变法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他本人最后被处以车裂之刑，但变法从根本上改变了秦国的面貌，使秦国后来居上，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并最终吞并了关东六国
秦国秦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秦人是华夏族的一支，传说周武王因秦的祖先善养马，因此将他们封在秦。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建国。从前677年起，秦国在雍建都近300年。雍城有宫殿区、居住区、士大夫与国人墓葬区和秦公陵园。
秦最初的领地在今天陕西省，在当时属于中国的边缘部分。一直到战国初期秦一直是一个比较弱的国家，也许正因为它地处偏僻，因此它一直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在春秋时代它是一个比较不显眼的国家。就科学技术，文化等等而言秦在战国初期也比较落后。这个形势一直到前361年商鞅变法才开始改变。从此秦国开始不断强大。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前316年秦灭蜀，从此秦正式成为一个大国。前237年嬴政登基，开始了他对六国的征服。从前230年秦灭韩国起，到前221年秦灭齐国，统一中国。
齐国
夏商时期，淄博地区先后出现了夏商王朝的属国爽鸠、季、适伯陵、薄姑等古国。西周建立后，功臣姜尚被封为齐侯，都营丘，建齐国。淄博由此成为齐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经西周、春秋、战国，长达800余年。前221年灭于秦国。中间什么齐桓公呀管仲啊称霸啊什么的略，不废话。
晋国
晋国，周代诸侯国名，原名唐。在今山西省南部。到前403年晋国大夫韩虔、赵籍、魏斯三家自立为诸侯，晋国被分裂为韩、赵、魏三个诸侯国家。晋国国都为唐(今山西翼城)，晋献公迁都绛(今山西翼城东南），别都为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
西周初，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今山西翼城西），为当时重要封国之一。叔虞子改称晋，后曾迁都于曲沃（今山西闻喜）、绛（即翼，今山西翼城）、新田（今山西侯马）等地。西周末年，晋文侯拥戴平王东迁洛邑，杀死在西周故地自立的携王，为东周的缔造立下大功，受到平王奖赏。
春秋初，晋国内部出现公室与贵族争夺君位的长期斗争。从晋昭侯元年（前745）封其叔成师于曲沃，到晋缗侯二十八年（前679）曲沃武公正式受命为晋侯，经过六七十年，才以旁枝取代大宗，重新建国。新建的晋国充满活力，武公之子献公（前676-前651在位）大力扩张，曾伐灭耿、霍、魏、虞、虢等国，并战胜骊戎、赤狄等族。其后因争夺君位，晋国发生短期内乱，但到文公（前636-前628在位）即开创霸业。城濮之战，晋国打败楚国，大会诸侯，被周襄王正式赐命为霸主。以后象秦、齐这样的大国都无法与之对抗。能长期和晋较量的只有楚，但双方互有胜负，形成两强更迭把持中原霸权的局面。春秋初年，受封于曲沃的公子成师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终于夺得君位。献公吸取这一历史教训，对同姓公族采取杀戮和放逐的策略，而任用异姓大臣为辅佐。灵公时，赵盾杀君更立他人，开晋大臣专权的先例。以后，各异姓大臣的势力愈来愈大。厉公（前580-前573在位）为加强公室、削弱强臣，曾利用大臣间的矛盾诛灭掌权的异姓大臣，但接着自己也被另两家大臣栾氏、中行氏所杀。悼公时（前572-前558在位）君权曾有所加强，但也未能扭转局势。昭公（前531-前526在位）以后，晋国形成强大的范、中行、知、韩、赵、魏六卿，公室已不复成为重要力量，六卿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加激烈。定公时（前511-前475在位）范、中行两家首先败亡。哀公四年（前453），韩、赵、魏三家又共灭知氏，三分其地，晋国实际上已被三家瓜分。烈公十九年（前403），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静公二年（前376），韩、赵、魏三国废静公，建立近七百年的晋国灭亡。
1 魏国在中国东周春秋时期是诸侯国名，处于现代的中国山西芮城，前661年被晋国灭亡。 东周战国时期,三家分晋以后,在晋国的版图上,建立了新的魏国。
燕国
据《史记》记载，周武王灭商以后，封宗室召公于燕，在今北京及河北中、北部（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燕国的都城在“蓟”（位于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周的贵族和当地旧商的贵族以及当地土著建立了联合政权。最终使该地区原来的东胡民族逐渐融入华夏族。
燕国建国以后与中原各地来往甚少，文化较中原落后，在春秋初年的外族入侵中更是险些亡国，凭借齐国“尊王攘夷”的军事帮助才得以保全，并进而在日后有了发展。
前323年，公孙衍发起韩、魏、赵、燕、中山"五国相王"。前314年，燕王哙禅让于相国子之，太子平不服，作乱，失败被杀。齐国、中山国趁机伐燕，燕国大败几乎被灭，燕王哙和子之被杀。齐国退兵后，燕人拥立在韩为貭的公子职，是为燕昭王。昭王即位后礼贤下士，筑黄金台，各国士人“争趋燕”。乐毅自赵国来，邹衍自齐国来，剧辛自赵国来。
昭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又以乐毅为亚卿主持国政，经过二十八年励精图治，原本弱小的燕国成为一时之强。前284年，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率倾国之兵联合赵、楚、韩、魏五国伐齐，连下齐国70余城，杀死齐闵王。齐地只剩除莒（今山东日照市莒县）和即墨二城。前278年，昭王死，太子燕惠王即位。齐国即墨守将田单施反间计，燕惠王中计以骑劫代替乐毅。前279年田单以火牛阵大败燕军，齐国趁势复国。
燕太子丹年轻时在秦国作人质。逃回燕国后太子丹并没有致力振兴燕国，而是寻找到一位叫荆轲的刺客。前230年，秦国灭了韩国。前228年，秦国占领了赵国都城邯郸，逼近燕国。前227年，太子丹送荆轲和他的13岁的助手秦舞阳到易水之畔（现河北易县）。荆轲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后荆轲刺秦王嬴政未遂。这一事件给了秦国一个进攻燕国的借口。前226年，大将王翦率秦军占领了燕国的大半。燕王退守辽东，杀太子丹以求和。前222年燕灭于秦。楚国 西周初年，荆人的残部主要是季连的芈姓后人，已西迁至丹水与淅水之间。鬻熊为首领时，审时度势，率楚民背弃商纣王，西行投奔周文王，并受到周文王的器重，周武王继位后，有图南之意，楚人觉察后，在鬻熊之子熊丽的率领下，举部南迁至睢山与荆山之间，暂时避栖于荒野之地。周成王时，周公避祸于楚，楚人敬之如上宾，周公大感其德，周公回朝后诉说此事，感动了周成王，于是周成王封熊丽之孙熊绎为楚君。荆楚开始跻身于诸侯之列，楚国正式诞生了。 楚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至熊渠时初露峥嵘。熊渠是熊绎第四代孙，是一位既有才识又有进取精神的君主，他整军习武，趁着中原动乱之机，开始了开疆拓土的进程。三苗早已归顺荆楚，熊渠把征伐重点放在西部和东部。在西征中，攻打了庸国（今湖北竹山境内），拉开了拓疆序幕。在东讨中，楚人攻打了位于今湖北中部的扬越，势力推进至江汉平原。接着远征，攻打了位于今湖北鄂州境内的鄂国。
征战既后，楚国逐渐兴盛起来，真正立于诸侯之林，熊渠离经叛道，分封3个儿子为王，镇守长江中游的3个要地：虽然在周王朝的压力之下，熊渠取消了3个儿子的王号，但楚国仍然在江汉平原扎稳了根基。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熊通为楚地之王，继续了熊渠的开篇拓土历程，公元前706年，楚国攻打姬姓诸候国随，并逼周天子晋升其爵位。遭拒绝后，熊通亲率大军再次征讨随国，大获全胜后，熊通自称"楚武王"，成为天下诸侯中第一个敢于自己称王的国君。楚成王时，楚国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楚国的大国声威真正建立起来了。
成王两传至庄王。庄王励精图治，终成霸业。庄王曾率领楚军，浩浩荡荡开赴伊水与洛水之间，对周天子耀武扬威。庄王武功之时，选拔孙叔敖实行文冶，楚国出现了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鼎盛局面。
吴楚大战后，楚国经过8年的休养生息，逐渐恢复了元气。惠王时，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其间，楚国和诸侯列国战战和和，并无大的建树，一直延续到简王、声王。公元前400年，韩、赵、魏合兵数次攻楚，向楚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楚悼王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任用吴起开始变法，并取得了成效，一时间，楚国兵强马壮，横归中原，初露称雄之势。
威王后期，楚国成了七雄中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大国，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安徽北部，幅员空前广阔。"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随即开始统-全国的迸程，诸侯国纷纷割地事秦，但仍不能挽救灭亡的命运。在攻灭韩、赵、魏后，秦军于公元前224年大举伐楚，楚国只有招架之功，而无反击之力。公元前223年、秦军席卷淮北淮南，攻陷寿郢，俘获负刍，绵延800的楚国就此灭亡。
鲁国
原为奄国(今山东曲阜)曾随武庚叛周
公元前1045年,周灭商,大封天下,武王之弟周公姬旦被封于旧奄国地曲阜,周公辅佐天子,其子伯禽代父就封，更名鲁国,先后传二十五世三十四君,至公元前249年被楚所灭
吴国
吴国是中国周朝时的一个诸侯国，其国境位于今天江苏省南部苏州、无锡、常州一带。吴国的开始不明，传说周文王的伯父太伯和仲雍为了将他们的王位让给周文王的父亲季历出逃到江南建立吴国。这个传说的准确性无可考证。到春秋时期为止，吴国是中原边上的一个不重要的小国，有可能吴国到春秋时刚刚开始使用从中原引入的君主制度。春秋时期，吴国与中原的诸侯国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也开始与其他诸侯国争雄。吴王阖闾在今天的苏州建立都城，任用伍子胥和孙武攻破楚国都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阖闾的儿子夫差不顾国家连年征战空虚，与齐国和晋国争霸，令伍子胥自杀，忽视了边界上的越国，被越王勾践趁虚而入。前473年，夫差兵败而逃，被围困在秦馀杭山（今天苏州南阳山），向勾践求和，勾践不准，夫差自杀，吴国灭亡。
越国
越国是以绍兴为核心地域建立的浙江大地上第一个古朝，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后，越国的势力范围曾北抵山东，南入闽台，东濒于海，西达皖南、赣东，雄踞东南，
公元前三一二年正当秦、韩、魏与楚齐对峙、楚调发大军包围秦兵于曲沃和商於的时候，越王派使者以“乘舟”（君王乘坐用以指挥作战的大船）、战船三百艘、箭五万支，送给魏国（《水经•河水注》引《纪年》），支援魏国。这样运送大批水战所需的军用物资到魏都大梁，必须从长江经邗沟，再经淮水和鸿沟，可知当时越的国力仍能控制邗沟和淮水的航行。这时越王原要伐齐，经齐王使人游说越王，越不攻齐而攻楚，被楚打败。因此楚图谋灭亡越国，消除后顾之忧，并扩展领土到江东一带。公元前三○七年秦武王举鼎绝膑而死，秦国有争立君位的内乱，一时无暇对外兼并，楚就趁这个时机图谋攻灭越国。楚国曾派大臣昭滑到越国去活动了五年，到公元前三○六年（楚怀王二十三年），楚国乘越内乱，把越国灭亡了，把江东建设为郡。
宋国
宋国是中国春秋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国君子姓，位于现在河南商丘一带。
周武王伐纣，商朝灭亡，武王分封诸侯时，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武王死后，武庚叛乱，被周公平叛杀死，另封纣王的庶兄，当年曾降周的微子启于商邱，国号宋，以奉商朝的宗祀。孔子的论语尧曰篇曾记载此一原则叫做“兴灭国，继绝世”。
宋国后来逐渐发展强大，宋襄公曾经成为春秋时期五霸之一，但和其他四霸不同，其他四霸（齐、楚、秦、晋）称霸时都有强大的实力，召集各国会盟较为有成效。宋襄公只是在齐国内乱时，帮助齐公子复国，想代齐作为盟主，但没有军事实力。历史记载宋襄公在军事作战时实行不切实际的“仁义”，结果被楚军击败，宋襄公也因伤重身亡。
以后北方晋国和南方楚国争霸时，宋国夹在中间，战事连年不断。80年间，遭遇了40次以上的战争。公元前546年，宋国令尹向戎因为和晋楚两国令尹有私交，又正当两国交兵疲惫之际，发起和平大会，在宋国召开十国参加的“弭兵之盟”，使宋国保证了十余年的和平时期。
战国时期，宋国终被齐国所灭。
郑国
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友于郑（今陕西华县东），是为郑桓公。周幽王时，身为周王室司徒的郑桓公，看到西周行将灭亡，就在太史伯的建议下，将财产、部族、宗族连同商人迁移到东虢（guó，国）和郐之间（今河南嵩山以东地区）。两年后，犬戎杀死周幽王，并杀郑桓公。继位的郑武公攻灭郐和东虢，建立郑国，都新郑。郑武公以和郑庄公相继为周平王卿士，且能控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在春秋初年的历史上，郑国甚为活跃。就连当时的齐国还经常听命于郑国，跟随郑国东征西讨。到郑庄公统治末期，郑国由于连年征战，国势日衰，齐国才逐渐取得有利地位，开始对周边小国发号施令。郑国以后由于内乱叠起，国势逐渐衰弱，于公元前375年为韩国所灭。
鄫国
少康的小儿子曲烈，被分封到一个叫鄫(zeng，曾)的地方，建立鄫国。
夏被商灭掉之后，其同姓亲族，或被俘虏作了商的臣仆，或被迫向四方迁徙。惟独曾人却留居中原。
周武王灭商后，封鄫为子爵，移封鄫于山东临沂苍山县西北部城。由于鄫国是春秋时的一个小国，常常被莒、邾和鲁国欺凌。为了改善同邻近侯国的关系，鄫便与较为强大的鲁国建立了姻缘关系。襄公四年 (前569年)，鲁国向春秋霸主晋国要求，愿把鄫国作为自己的附庸国，并代鲁国负责向盟主国提供一部分贡赋。
疆域：驻苍山县向城西南，包括苍山大部分，枣庄部分，以及郯城沂河以西部分。
此前，鲁僖公之女嫁给鄫君时泰，生公子巫。不久，时泰又娶莒女，生子后欲立为嗣，危及巫的地位。鄫国靠近晋鲁的行为，自然受到莒国的反对。同年十月，莒国联合邾国攻伐鄫国，鲁国派大夫臧纥出兵救鄫，结果吃了败仗。次年，鄫人又在戚 (今河南濮阳)参加晋、宋、陈、卫、郑、曹、莒、邾、滕、薛、齐、吴等国的盟会，联合抗楚，鄫国才得到喘息的机会。公元前567年，鄫国因自恃有鲁国作后盾，而怠慢了莒国，莒国抓住鲁国疏于扶助鄫国的时机，一举灭掉了鄫国。
“战国”一词最早出自《史记·匈奴列传》：“冠带战国七， 战国地图
而三国边于匈奴。”战国尽管是主要描写七个国家的征战，而战国时期的国家远远不止七个，战国初期，群雄并起，共有二十多国，依然以周天子为共主。司马迁的《史记》和汉代刘向的《战国策》是记载战国历史的重要文献。（刘向叙录曰：“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 公元前403年，东周共主之周威烈王册命了韩、赵、魏三家列位诸侯，由此战国七雄局面正式形成。从春秋时代初期的一百四十多家诸侯，经过三百六十多年的兼并，到战国初期就只剩下了二十余家。其中又以西嬴姓秦国，东田姓齐国，中原三晋（赵国、魏国、韩国），南芈姓楚国，北姬姓燕国此七国最强。史称“战国七雄”。各家的兼并战争使得诸侯变少了，胜出者疆域变大了，人口变多了，财富也集中了。原本分散在各家诸侯手中的土地人口财富，现在都集中在了少数几个诸侯手里。天下从成百上千个小国家整合为十多个大实体国家，原本的战略缓冲空间不复存在，各个大国不得不面对直接残酷竞争的格局。资源的集中使得各国间的战争规模，战争烈度也急剧上升。在彼此间不断的激烈攻伐中，如何谋求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且富国强兵成了各国决策层的首要考量目标。在此时代出现的普遍的需求之下，一系列的变法改革应时展开，战国时代的大幕也随之拉开。
编辑本段时代简介
战国时期 春秋之后，也就是周朝的后半期，进入了七国争雄的时代，在后来西汉末年刘向编著的《战国策》中记载这一时期，所以人们称之为战国。《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战国始于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或者从韩赵魏三家分晋开始算起 (公元前403)，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秦并六国。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个诸侯强国，即战国七雄，连年征战，在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斗争十分激烈。由于秦国的商鞅变法发挥了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秦国终于后来居上，逐一灭掉了其他六国，完成了“秦王扫六合”的统一大业，形成“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统一国家。七雄当中，为了富国强兵而竞相实行变法，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等实行的变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人物在外交斗争中十分活跃。战国时期，商业和交通的发展互相促进，出现了一些著名城市。都江堰、郑国渠、鸿沟等著名的水利工程不仅促进了当时的农业，而且造福后世。在文化和思想学术的发展上，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辩家鹊起，创造了辉煌的先秦文化，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 随着水利的兴修，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发展，政治形势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著名的如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控制和瓜分公室，并互相争斗，以扩充领地。晋国的六卿争斗到最后，剩下韩、魏、赵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公元前403），周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391），田和废除了齐康公，自立为国君，也得到周王的承认。三晋和田氏的胜利，宣布了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酷政治法则。于是，以魏国的李悝改革为起点，各国争相进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变法的核心是将劳动者固定到土地上，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社会文明程度的加深，使统治者对物质享受的贪欲急遽膨胀。增加剥削量的最直接的办法，是掠夺更多的土地，而掠夺土地的最便捷的途径是战争。所以，这个时期战争频繁。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编成一本书，取名《战国策》，从此，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战国时期。
编辑本段战国七雄
战国时期最有实力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人称“战国七雄”。 战国前期形势
春秋一百多国，经过不断兼并，战国初年，约有十几个国。大国有秦，魏，韩，燕，赵，齐，楚，即“战国七雄”。此外还有越国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小国有宋，卫，中山，鲁，滕，邹等。另外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分布在四周，北与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仪渠，南有巴，蜀，越。 战国前期，“七雄”形成，各国将精力用在内部整理上。各国招贤才能，励精图治，像李悝，吴起，商鞅等人的变法维新就发生在这时期。 战国中期，就是大战的时候。真是：“国无宁日，岁无宁日”，“邦无定交，土无定主”的混战局面。 各个国家为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扩大国土的势力，君主们都相继称王，独霸一方。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图强，加强军备；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频频争取别国的“合纵”、“连横”。 战国后期，秦昭王用范雎为相，采用了“远交近攻”之计，破坏了各国的“合纵”，加强了秦国的国力、军事，成了战国时期的第一强国，削弱了各国的力量。
七国的疆土地理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476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为前 477年，《史记·周本纪》为前478年）周敬王卒的中国历史时期,因鲁史《春秋》记录了这一阶段的历史而得名。由于周的东迁，前人也称这时期为东周。
周东迁后，实力大为削弱。全国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见于《左传》的大小国家约有一百二十多个。其中以姬姓者为最多，有晋（在今山西侯马）、鲁（在今山东曲阜）、曹（在今山东定陶）、卫（先在今河南淇县，后迁至今河南濮阳）、郑（在今河南新郑）、燕（在今北京）、滕（在今山东滕县）、虞(在今山西平陆)、虢（在今河南陕县）、邢（初在今河北邢台，后迁山东聊城）等国；姜姓国有齐（在今山东临淄）、许（原在今河南许昌）、申(在今河南南阳)、纪(在今山东寿光);嬴姓有秦（在今陕西凤翔）、江(在今河南罗山西北)、黄（在今河南潢川）、徐(在今江苏泗洪)；芈姓有楚（在今湖北江陵）；子姓有宋（在今河南商丘）、戴（在今河南兰考）；姒姓有杞（原在今河南杞县，后迁到今山东潍坊）；妫姓有陈（在今河南淮阳）；曹姓有邾（在今山东邹县）、小邾（在今山东滕县）；任姓有薛（在今山东滕县）；曼姓有邓（在今湖北襄樊）。另外还有属于风姓、己姓、姞姓、偃姓等小国。各国之中最强大者为晋、楚，其次为齐、秦，再次则为郑、宋、鲁、卫、曹、邾等国。春秋末崛起者为吴、越两国。除以华夏族为主的大大小小国家之外，还有不少的戎、狄、蛮、夷交错其间。在长期的相互混战之中，不少小国被强国所吞并。见于《左传》的一百二十余国，到春秋末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了。 经济
井田制和农业耕作状况 春秋时各国都普遍实行井田制。据《左传》,楚人"井衍沃",郑"都鄙有章", "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所谓井田，是指田地被分划成整齐的小块，田间的土埂和沟洫成为田与田之间的一种界限。《国语》说齐桓公时，管仲以为"井田畴均则民不憾"。这是为了消除农民之间的不满情绪。所以强调把田地一定要划分成等量的面积。另方面则出于对农民征收赋役的需要。与此同时，农民也被组织起来。如《国语·齐语》说齐国是"制都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把许多分散的农户，纳入这类村社组织之中，再派官吏去管理，可起到巩固统治的作用。后来郡县制下的乡里制就由此演化而来。
井田的最高所有权属于国家或贵族，农民仅有使用权而已。井田中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小块的私田由每户农民去耕种,收获归己。公田则由大家通力合作,收成归国家或贵族。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种公田的积极性日益衰退，从而影响了国家的收入。于是各国对税收方式也作了相应的改变。齐在桓公时就已实行按地亩征租税,鲁则在宣公十五年（前594）也宣布"初税亩"，长期以来的力役租被履亩而税的实物税所取代。 除田税外,农民还要在有战争时向国家交纳军赋。军赋按井征收粮食、草料和牲畜。由于战争频繁，国家不断加赋，如郑作丘赋，鲁季孙"用田赋"，都是违反旧制而加重农民负担的一种新措施。
除划分为井田的用地之外，还有不划井的零散土地。如《周礼》说在国都附近有官田、士田、贾田、赏田等。官田、贾田是分给供职于官府的小吏、工商的禄田，士田是授予士家属的份田,《孟子》所说的"士有圭田",即指这类形状不规则的田。这些田的最高所有权也属于国家。当时卿大夫之间土地虽可以转移，但在小贵族和平民中缺乏土地所有权，特别是买卖土地的现象还未曾出现。《礼记》说："田里不鬻"，与当时实际状况相符。 耕作状况 春秋时农业工具仍以木、石制品为主,耕作工具多为木制的耒耜。青铜农具甚少,仅在春秋末,今长江下游一带才有过较多的铜农具。由于工具、技术都和西周相差不远，故耕作时仍须共同合作，耦耕到春秋末年还未绝迹。
由于农业受工具、施肥等条件的限制，土地仍须轮休。《周礼》说："不易之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即田地休闲的时间不等,长的两年,短的一年,也有不须休闲者，不过数量较少。《左传》中所说的"爰田",和《周礼》中的"一易"、"再易"之田相似，说明休闲田的普遍存在。
手工业和商业 手工业分民间的和官府的两种。民间如纺织不过是家庭的一种副业。官府工业则具有较大规模，《周礼·考工记》提到的工种有攻木、攻金、攻皮和刮磨、抟埴等项，冶铁业大约出现于春秋末，但很快就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商业和手工业相似之处，除民间的相互交易外，就是由官府经营或控制的工商业，《国语》说："工商食官"，正反映出手工业、商业都以官营为主的这一特点。在各国中，可能出于地理位置的原因，郑国的商业较为发达。从文献记载来看，有关郑国商人的情况颇多，其足迹遍于周、晋、楚
主要有七个国家
战国七雄
战国时期最有实力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人称“战国七雄”。
战国前期形势
春秋一百多国，经过不断兼并，战国初年，约有十几个国。大国有秦，魏，韩，燕，赵，齐，楚，即“战国七雄”。此外还有越国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小国有宋，卫，中山，鲁，滕，邹等。另外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分布在四周，北与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仪渠，南有巴，蜀，越。
齐、晋、秦、楚、陈、吴、越、韩、赵、魏、宋、鲁、卫、郑、钜、邾、杞、杨、蔡、剡、任、藤、费、倪、曾、缯 、邳、巢、随、钟吾、刘、六、召、周、道、房、沈、申、苏、温、廖、舒、舒鸠、舒庸、舒廖、燕、南燕、许、徐、虞、虢、黎、无终、中山、安陵、邓、贾、邢、甘、荣、巴、蜀、单、州、胡、唐、赖、权、莱、逼阳、纪、遂、谭、代、黄、项、耿、霍、魏、息、梁、芮、滑、薛、邿、章、顿、陆浑、肥、鼓、赤狄潞国、江、根牟、应、罗、樊、毛、程、宿、詹、焦、祝、吕、聂一百零四国。 另有义渠、大荔、孤竹、山戎。共计一百零八国
早期战国7雄各有多少座城池?各国主要城池有哪些?
答：齐国是周代东方第一大国，春秋战国时为“五霸”之首、“七雄”之一，因此临淄作为其都城，历史上极为繁荣。分民众生活的大城和国君居住的小城，两城相连，周长21公里，面积15平方公里，共有十三座城门。城内干道纵横交错，排成“井”字形，并有完善的供水、排水系统。2、楚国郢 郢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
“战国”时候的具体情况介绍
答：这一时期各国战乱不休,故前人称之为战国。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中国历史进入东周时期。东周分春秋和战国两个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全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趋势是通过兼并战争而逐步走向统一。春秋时全国共有一百多国,经过不断兼并,到战国初年,只剩下十几国,大国有秦、楚。韩、赵、魏、齐...
谁知道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领土范围,和主要城市.最好有地图,有边界的那...
答：七国的疆土地理：秦：约占有今陕西关中和甘肃东南部 魏：约占有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中部和东部 赵：约占有今山西北部，中部和河北中部，西南，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 韩：约占有今河南中部，西部，和山西东南部 齐：约占有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西部，和山西东南部 楚：约占有今湖北全省，河南，安徽...
战国七雄势力具体的分布是怎么样的?
答：战国时期最有实力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人称“战国七雄”。 春秋一百多国,经过不断兼并,战国初年,约有十几个国。大国有秦,魏,韩,燕,赵,齐,楚,即“战国七雄”。此外还有越国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小国有宋,卫,中山,鲁,滕,邹等。另外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分布在四周,北与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
战国时期的资料
答：而在战国时期的结束是在秦统一中国(前221年)。伴随着私田制和铁器的广泛运用,社会新兴阶层的崛起,战国时期的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上迎来变革的高峰。战国时期,土地国有制彻底瓦解,土地私有制也就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确立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各国的改革或变法运动促进了这一转变。土地自由买卖已经...
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图
答：春秋战国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其分水岭是在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瓜分晋国为标志。春秋时期，政治上，各种改革，变法连接不断，而成功进行变法的国家则强大起来，通过这种政治变革，奴隶制度最终消亡，新兴的封建制度逐渐确立起来。战国（公元前476年，一说公元前453年或公元前403年～...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历史
答：这说明，这时周王的地位已经严重下降，只是还保存着天下共主的虚名罢了。孔子将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的历史修成了一部史书 《春秋》，后人就把这一段历史称为春秋时期。春秋时期，见于史书的诸侯国名有一百二十八个，但比较重要的不过十几个，它们主要是位于今天山东的齐、鲁，...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各是谁?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的故事都有什么?
答：知道小有建树答主 回答量:598 采纳率:0% 帮助的人:471万 我也去答题访问个人页 关注 展开全部 春秋五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 战国七雄:春秋时期无数次战争使诸侯国的数量大大减少。到战国时期,七个实力最强的诸侯国,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个国家被称作“战国七...
跪求古代中国历史上所以的国家.例春秋战国时期的所有国家什么秦.楚.齐...
答：：夏，商，周 周又分为西周与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与战国。春秋主要国家：吴，越，秦，齐，楚，燕，卫，晋，中山，鲁，宋，蔡，郑，许等国。（三家分晋是战国的开端，“三家”是魏，赵，韩）战国七雄：秦，齐，楚，燕，魏，赵，韩 秦 西汉 新（王莽篡位，建立的朝代号称：“新朝”）东汉...
战国七雄兵力各是多少?
答：其中又以西嬴姓秦国，东妫姓齐国，中原三晋（赵国、魏国、韩国），南芈姓楚国，北姬姓燕国此七国最强。史称“战国七雄”。各家的兼并战争使得诸侯变少了，胜出者疆域变大了，人口变多了，财富也集中了。原本分散在各家诸侯手中的土地人口财富，都集中在了少数几个诸侯手里。天下从成百上千个小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