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明清两代墓志铭的研究
在考古发掘中，经常出现墓志铭，特别是明清两代。如果你多留心的话就会发现，除了一些名人和高官的墓葬外，小官员的墓志铭中大部分的官职都是中宪大夫，而且前面会有诰授两个字，很低级的官员极少，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和古代的官荫制度有关，你看到的那些所谓的中宪大夫可能是什么管都没做过的平民。中宪大夫是四品官，级别很高，但是这是个虚衔，并不对应任何实际上的职务，只是文官级别的一个称谓而已。古代如果通过科举做了官，那么他的父亲就会获得荫封，有时也会给儿子荫封，官级一般和本人一样，但是不会给予任何实际职务，只是按照这个级别领取俸禄，做官的妻子也是一样，叫做诰封或者诰命，六品以下的称敕命。有俸禄，没实权。古人所说的封妻荫子就是这么来的。不过荫封一般不会在考取功名以后立刻得到，一般是再升迁或立功是作为赏赐获得荫封，诰命和敕命则不需要，一般考取功名后很快就可以得到。所以也有些墓碑上开头会刻有【皇清待封】字样，这样的一般都是儿子做了官，自己有了获得诰封的资格，但是还没有获得的人。
再说说为什么等级会那么高，实际上在古代，官员死后皇帝一般会给他加封一个虚衔，一般比实际做官时的等级要高两到三级。中宪大夫在明清属于正四品，品级很高，但是虚衔，这个职位一般都是在官员有了突出表现或死后加封用的，所以在很多墓志里会看到这个职位。比如滦州榛子镇的王曾礼，生前的官职是河南司主事，六品官，但在他的墓志铭里写的是【皇清诰授中宪大夫河南司主事王君墓志铭】。而王曾礼的叔叔王汝讷是东昌府知府，只不过五品而已，他做知府时，再一次祈雨活动中被刺客误伤死亡，朝廷给提了两级，封太仆寺卿，以三品衔下葬。王汝讷的父亲王庚，最高做过知县，从七品，后来辞官不做，但死后仍诰封为中宪大夫，一下子从从七品升到了正四品。
看完了王庚、王汝讷、王曾礼祖孙三代的诰封经历，也许大家就明白为什么明清墓葬中中宪大夫满天飞的原因了。古代的职务和品级有一定关系，但并不严格，同一职务可能有不同品级的官员任职。很多官员生了职位，但实际从事的职务不变。不过一般情况下是高品级从事低级职务的多见，低品级从事高职位的则极少出现。
“五一”期间，笔者与李新乐先生前往模式口田义墓看到了该墓志。墓志的志盖和志石均为上等的汉白玉石质，正方形，长宽各73厘米，厚16厘米，打磨的非常精细。志盖阴刻篆字5列19字，即“皇清诰授光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杏浦李公合葬墓志铭”，涂朱，书写者叫董诰，书法上乘；志文有近1000字，蝇头小楷，涂朱，尾刻“桐城彭德风镌”，叙述了墓主李绶的生平。
李绶是什么人呢？据纪晓岚所撰墓志讲：李绶，“生于康熙癸巳”年，也就是1713年，死于1792年，享年79岁。他“字佩廷，号杏浦，又别号竹溪”，是受到当时学者尊重的“杏浦先生”。他的祖先从山东移居到今天的北京地区，后来因为他的名气，祖先们“皆以公贵，覃恩赠一品”，真正是光宗耀祖了。
李绶从小就很有才干，仕途一路顺风。他22岁从科举起步，从地方小官做到巡抚，两次外任奉天府丞（相当于今沈阳市长），到乾隆52年已做到“左都御史”从一品的高官，在清代，汉人做到如此职位，已是罕见的奇迹。
李绶的业绩主要体现在教育上。他学问好，喜读书，“作诗不下数千首”，“文章俱有法度”，中过进士，做过翰林，编写过史书，任过内阁学士。还做过主考官，提督过学政，制订过教育制度，“所甄拔皆得人”，是桃李遍天下的大学者。所以，人们才尊称他“杏浦先生”，纪晓岚、刘墉才会给他撰写和书写墓志！他为什么葬在今石景山地区的黄庄呢？推测应有两个原因。一是那里景色优美。黄庄在今鲁谷小区的东面，那里原有明代修建的大慈寺，其现存的碑文说那一带“有田可耕，有园可种，果木绕于墙垣，流水周于舍下，西山一片，居然在几案间。”二是传说五代时的大教育家窦禹钧在那里开办过著名学校“五花院”，窦禹钧就是《三字经》中“教五子，名俱扬”的“窦燕山”。从李绶的教育成就看，可能是清代学者心目中的又一个“窦燕山”！
李绶的人品也好。经过他的努力，哥哥、弟弟们有了功名。他帮助收留的徐氏孀妹，把孩子徐朗元培育成“登科入仕”的人才。他平时不愿意显山露水，但关键时刻却敢做敢为。如“官奉天府丞时奏毁前明违碍碑碣，官湖南巡抚时奏赈茶陵水灾、奏增衙郴诸路驿马、奏稽察西洋教，皆蒙谕允。官御史时奏吏部胥魁受贿、奏浙江巡抚匿灾，并邀褒嘉”。那些事，没有些胆量是做不来的。李绶有2子7女，他去世时已有7个孙子和2个重孙子，是真正的四世同堂。
李绶墓志的撰写者纪昀，字晓岚，比墓主李绶小11岁，就是演员张国立在电视剧里扮演的与奸臣和珅唱对台戏的历史人物。《清史稿》上说他：“学问渊通，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沉摘隐，各得其要指，始终条理，蔚为巨观”。有趣的是，他也当过与李绶一样的“左都御史”。他给李绶写墓志，可能是职责所在，也可能就是出于对李绶的敬重。
李绶墓志的书写者刘墉，字崇如，号石庵，比李绶小7岁，就是民间传说中的那个“刘罗锅子”。他的书法受到清代学者的特别喜爱，他为李绶书写墓志，无疑给墓主抬高了身价。
李绶墓是清代的名墓。李鸿章编《畿辅通志》卷165载：“国朝李绶墓在黄庄。”并比较完整地记载了其墓志，与出土的志文比，仅少3行字，估计是采用了纪晓岚文集的内容。但新出土的墓志比《畿辅通志》提供的信息量大，为考证清代历史显现了更直观的资料，十分珍贵。
李绶墓何时被毁还不清楚，但其墓志集名家撰文、名家书写、名家镌刻于一身，说它是清代的“三绝碑”不算过誉，文物品位极高，也是北京市考古发现的一大惊喜！
近日，林埭镇发现5块明代墓志铭，据有关人士反映，尽管我市在土地平整中陆续发现一些墓志铭，但在同一个地方发现5块墓志铭还是比较少见。
这5块墓志铭是林埭镇共和村一农民从土地整理过程中发现的，石块呈正方形，由于受风化，刻在墓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刻在志上的小字仍然字体清楚。据市博物馆有关负责人分析，这5块墓志铭大致是明朝中期的。
从依稀可辨的字体中可以看来，中间大的一块是吏部侍郎沈升的墓志铭。据史料记载，沈家是古代有名的官宦人家，沈升的两个儿子分别于1443年前后考中进士，是平湖建县以来考取的首批进士。大儿子官至广州知府，二儿子官至山东道监察御使。市博物馆有关负责人表示，5块墓志铭的发现对研究当地的一些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墓志铭
墓志铭是中国古代一种悼念性的文体。
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
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墓志铭一般是铭主死后由别人撰写，偶有铭主本人生前撰写的。
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
一般而言，墓志铭使用韵文写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即为无韵散文。
墓志铭是中国古代一种悼念性的文体。
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
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墓志铭一般是铭主死后由别人撰写，偶有铭主本人生前撰写的。
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
一般而言，墓志铭使用韵文写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即为无韵散文。
当今收藏的门类多种多样，其价值也各有不同，如果能对墓志铭加以收藏，更会别具一格。
所谓墓志，是古代埋在墓内的刻石。《神僧传》云：“宝志公殁，梁武帝命陆�制铭于冢内。”指的就是墓志，一般是在安葬时和棺椁一起埋在墓内。上面刻有死者生平梗概，主要是姓氏、世系、官衔、事迹、出生及卒葬年月等，故墓志又有“埋铭”“塘铭”“塘志”“葬志”等名称。墓志铭也有刻在砖上，叫塞砖铭。因墓志文后多用四言铭赞颂死者，故称墓志铭。 墓志是由墓碑发展起来的。前些年河南洛阳出土的东汉延平三年（公元106年）的《贾武仲妻马姜墓志》，据考是我国最早的墓志。由此可见，墓志至迟在东汉时就已出现，一直沿袭至清末。墓志的形状各异，有圭首碑形、梯形方版、方形等等，一般用两块石板上下相合，平放置在棺椁前，上石为志盖，刻有标题，即某朝某官墓志，有的还饰有花纹、神象，盖文多为篆书，故又叫“篆盖”；下石为志底，刻有志铭，主要内容有死者的姓氏、籍贯、官阶、事迹等。
墓志可以说是地下档案，资料最原始、最真实。对于研究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均有较重要的价值。首先是考古价值，可以补充或纠正历史文献中的阙遗和错误，如1974年河南省浚县出土的唐代上柱国邢国公李密的墓志铭，弥补了新旧唐书无李密安葬记载的缺陷，同时纠正了旧唐书中关于李密安葬地点的错误。其次是艺术价值，历代许多墓志铭堪称文物珍品，撰刻墓志铭的作者，多系历代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文学家，素为学术界所重视。因此，它也是研究我国文字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例如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不但文笔生动，感情丰富，堪称千古脍炙人口的绝作，而且书法拓片至今仍是人们临摹的字帖。
总之，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收藏墓志铭或是墓志铭拓片，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它不仅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同时还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一、邓茂钏墓志铭
该件系1973年10月间在浔中公社高蔡大队(今高阳村)后晏岭开山造田时出土。
墓志用砖制成，高、宽各0.31米，呈四方形，厚0.035米。砖版完好，表面已有风化，有些文字已模糊不清。
据铭文记载，邓茂钏生于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卒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墓志系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正月所立。铭文计312字，墨写楷书。
二、郭兰庭与妻刘氏合葬墓志铭
该墓在浔中镇仙境村塔仔岐锦坑头。墓志铭系墓葬被盗挖后丢弃山上。1989年12月18日由村民送交县文管会办公室。
郭兰庭(公元1544—1591年)，明处士，本县盖德村人，其妻刘氏(公元1547—1625年)，墓志铭系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迁刘氏柩合葬时所立。铭文为兰庭堂弟奉政大夫直隶扬州府同知晋阶朝列大夫郭维翰撰，户部主事郑扬题篆额，用贝页岩刻制，高0.63米、宽0.34米，已残断，部分铭文已无法查补。在尚存的788字中记载了郭兰庭夫妇的生平事迹。
三、张九娘墓志铭
该年系1973年9月20日三班公社三班大队29生产队社员在蜈蚣山泗滨分支山开山时出土。
墓志用白瓷版制成，釉色白略带乳黄，高0.11米、宽0.11米、厚0.007米。铭文共127字，分别阴刻在版的两面。其中正面89字，背面38字。字迹清楚，保存完好。
据铭文记载，张九娘生于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卒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墓志铭系明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即清顺治二年十月所制。
四、孙醇宇与妻周氏合葬墓志铭
该件系浔中村民在尾糍棨开山种茶树时出土。
墓志用黑色贝页岩刻制，宽0.5米，高0.75米。额中部竖刻“皇清”篆字，两旁刻有对称的云龙，额下从左至右横刻篆字“诰封武德将军醇宇孙公暨配诰宜人勤顺墓志”。铭文坚刻楷书1083字。字迹工整秀丽，有些部位因损坏文字不清。
根据铭文记载，孙醇宇生于明天启七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627—1707年)；周氏生于明崇桢元年，卒于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28—1680年)，两人合葬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墓志铭为安葬时所立。
五、僧会司静正和尚墓志铭
1973年12月18日下午，县农械厂(程田寺旧址)修理铸工车间至翻砂车间路面时出土。
墓志铭用砖制成，高0.265米，宽0.263米，厚0.03米，铭文共284字，用红漆写在砖上，大部份文字尚可以认清。
根据铭文记载，静正和尚生于清乾隆三十八年、卒于咸丰三年(公元1773—1853年)，葬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墓志为安葬时所立。
六、昊缉堂墓志铭
该墓志为1984年12月19日在浔中镇浔中村双鱼山(俗称必石贡)北侧基建平整土地时出土。
墓志用瓷版制成，分为铭文版和底座两个部份。铭文版正面釉色白略泛青，背面露胎，呈扇形。底座粘墓室，出土时与铭版脱离。铭版中部最高处(包括连接底座的插版)高0.247米，两旁高分别为0.145和0.15米，上额呈微圆形，下端左右各有斜角，角长分别为0.03和0.035米，总宽为0.205米，其中插版宽0.09米，铭文版厚0.011米。
铭文共512字，为釉下青花楷书，色泽鲜艳幽菁。字的颜字浓淡不均，字迹尚端庄清晰。
根据铭文记载，吴缉堂生于清嘉庆二十二年，卒于光锗十六年(公元1816—1890年)，葬于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墓志铭为安葬时所立。
七、郑二常与妻黄氏合葬墓志铭
墓葬在龙门滩镇硕儒村龟山，墓志铭于1989年龙门滩引水工程基建时出土。
郑二常讳耀伯，卒子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其妻黄卒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于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二柩合葬并附志铭。铭文用贝贡岩刻制，共489字，记载死者生卒时间和生平事迹。
八、连逊斋墓志铭
该墓在龙门滩镇硕儒村，墓志铭于1989年龙门滩引水工程基建中出土。
连逊斋，清岁进士例赠修职郎，卒时88岁，墓志铭长0.6米，宽0.29米。用贝页岩双面刻制，已残断。赐进士文林郎湖北郧阳府郧西县知县兼署竹溪县知县丙子科湖北乡试同考试官王必昌撰文，乡进士文林郎吏部拣选知县郑秉钧篆额，儒学训导侄孙天手书。正面铭文235字，背面357字，尚有一部分铭文刻在另一方贝页岩上。现存残断的铭文记载了连逊斋的简历。
因为只能写一万字，故一下部分继续~
中国古代一种悼念性的文体。
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
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墓志铭一般是铭主死后由别人撰写，偶有铭主本人生前撰写的。
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
一般而言，墓志铭使用韵文写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即为无韵散文。
子厚，名宗元。七世祖柳庆，北魏时官至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柳奭，在唐朝曾出任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一同得罪了武后，死于高宗朝。父柳镇，为就便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任命，请求到江南去做县令。后来又因为不能迎合权贵，失去了殿中侍御史的官职，直到那个权贵死了，才重新被用为侍御史。为人以刚直著称，所交往的朋友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人。
子厚小时候就精锐敏捷，通达事理。当他父亲还在世时，他虽然年纪轻，已经独立成人，能够考中进士，显露出超凡的气象，众人都说柳家有了个好儿子。以后又应博学宏词科考试合格，授集贤殿正字。他才能出众，端方坚毅，每有议论往往引据古今事典为证，贯通经史百家学说，识见高远，意气风发，经常使在座的人为之折服。他的名声因此大振，一时间人人都向往和他交游。那些公卿显要们，也争着要把他收到自己的门下，异口同声地赞誉举荐他。
贞元十九年，他由蓝田县尉晋升为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后，出任礼部员外郎。这时遇上当权的人获罪，他被视为一党，同被遣出京城做州刺史。还未到任，又一道被贬为州司马。居官清闲，愈加刻苦自励，专心读书记诵，写作诗文，如江河泛滥，湖海蓄积，其造诣可谓精深博大无有止境，但只能恣意寄情于山水之间罢了。元和年间，曾将他和一道被贬的人召回京城，又再次一道出京为刺史，这次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初，他感慨系之地说：“这里难道就不值得实施政教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制定了劝谕和禁止的政令，赢得了柳州民众的顺从和信赖。此地人借钱时习惯用子女作为人质相抵押，如不能按约期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钱相等时，子女就要沦为债主的奴婢。子厚为借钱的人想尽办法，让他们全都能把子女赎回去。其中特别贫穷实在无力赎取的，就让债主记下人质当佣工所应得到的酬劳，等到酬劳和所借钱数相当时，便要债主归还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下达到其他的州，刚到一年，免除了奴婢身分而回归自己家里的就有近千人。衡山飞湘江以南考进士的人，都以子厚为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指点而撰写文词的人，从他们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很好的章法技巧。
翻译古文主要是要把古文中时常出现的频率高的文字弄清楚意思~
一腔爱国的热情
满肚子的悲愤泪
乐史的主要作品
答：在江西省还是独一无二;发现明清时期单门石牌坊多座,其中坐落在河上镇段家车的石牌坊,不仅石材好,雕刻造像美,而且石牌坊的品像极佳,受到省文物专家的交口赞誉;还发现了明代崇仁县知县游钧卿的墓志铭,记载了这位知县死后后裔无钱安葬其人的事情;还发现了明代著名诤臣,临川明万历四十年解元傅朝佑为人手书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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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常州府志中唐顺之及其父亲唐瑶二人的传记都是东林领袖顾宪成写的,这两篇传记都被收入了《毘陵唐氏家谱》 。顾宪成与唐顺之之子唐鹤征更是密友,唐鹤征曾“日与同郡龚道立、顾宪成辈讲学东林书院” ,是东林学派骨干成员之一。在顾宪成所著《泾皋藏书》中,还收有他为唐鹤征第三子唐效纯撰写的墓志铭。 除唐鹤征外,...
注读《两般秋雨盫随笔》卷一25:兰因馆
答：冯小青去世之同年,明万历壬子年仲秋,戋戋居士据其生平作《小青传》,从而拉开了明清两代延续三百余年的“冯小青现象”的序幕。期间,文人以“冯小青事”为...清·王闿运《采芬女子墓志铭》:“出郊而望,但见紫玉之烟;舞鹤还来,俱入泉台之镜。”47、 兰闾 :阖闾。 已赞过 已踩过<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