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是怎么死的？
韩非，又称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新郑（今属河南）人。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法家学派代表人物。
韩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于一身，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为后世留下了大量言论及著作。其学说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阶级治国的思想基础。
韩非著有《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文章，后人收集整理编纂成《韩非子》一书。
韩非子虽然是出生韩国（战国七雄之一），但其实他真正效忠地诸侯是秦国。根据《老韩列传》中的记载“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作《孤愤》等书，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而当时的秦国由于是战国七雄中实力最为雄厚的诸侯国，可能也是当时最有希望统一全国的诸侯国了，所以秦国一直在准备着攻打韩国的事情，这时候秦王发现了足智多谋的韩非子，便下令请“韩非子入秦”。但是当时秦国有个丞相名为李斯，他得知秦王欣赏韩非子，因此担心韩非入秦之后，很可能会受到秦王的重用，所以这一点就会威胁到李斯在秦国朝堂地位。
而又因为韩非出于对家乡故土的热爱，不愿意眼睁睁的看着秦国消灭韩国，所以韩非子便向秦王提出“存韩灭赵”的主张，当时的李斯却向秦王提出的建议是“韩赵魏均灭”，二人政见存在严重分歧。
《史记》中认为“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这是因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参考了典籍中“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的记载，所以将韩非子的死亡归咎到李斯的嫉妒之心上，而且在《论衡》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李斯妒同才，幽杀韩非于秦。”
虽然说这样的说法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但是不能完全佐证韩非子就是李斯杀的。因为当时韩非子的才华是得到秦王的认可的，那么精明的李斯会背着秦王直接将韩非子逼死吗？这点是存在着疑惑的。
但是根据《史记》中的另一段文字的记录“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深以为然，下吏治非。
这句话是李斯对秦王说，即使韩王将来不重用韩非子了，但是一旦将韩非子放回韩国，无法保证韩非子回到韩国之后，他会不会背叛秦国，所以留着这样一个善于计谋的人活在世上，总是会对秦国将来的发展产生阻碍的。
韩非，战国后期重要的思想家，先秦“法”、“木”、“势”学说的集大成者，其学说以政治哲学最为突出，他鼓吹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对以后2000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公元前323年，韩非死于秦国。有关他的死因，从西汉起就有不同的说法，至今学术界仍无定论。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曾与后来在秦国飞黄腾达的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他有些口吃，不善讲话，但很会写文章，连李斯也自认不如他。韩非曾上书韩王实行变法。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只得退而著书立说，以阐明其思想。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后大为钦佩，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告诉秦王，这是他同学韩非所作，于是秦王下令攻韩国，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得到韩非后很高兴，但还没有任用他，秦国大臣李斯和姚贾就在秦王面前说韩非坏话，韩非因而被关进监狱。不久在狱中服毒自杀，而送给他毒药的就是李斯。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按司马迁的意思，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嫉妒陷害。 但是，在西汉刘向编写的《战国策》中，却有另一种说法。《秦策第五·四国为一特以攻秦》中讲：楚、燕、代等国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王名大臣商议，姚贾自愿出使四国，姚贾的出使制止了四国的联合行动，回秦后得到重赏。韩非对此颇为不满，就到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一开始攻击姚贾用秦国财宝贿赂四国君王，是“以王之权，国之宜，外自交于诸侯”；接着又揭姚贾的老底，说他是“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认为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厉群臣”的。秦王召姚贾质问，姚贾对答如流。说以财宝贿赂四君是为秦利益考虑，如果是“自交”，他又何必回秦国；对自己的出身他也毫不隐讳，并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名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明主”。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于是秦王信任姚贾而杀了韩非，从这里看，韩非似又是咎由自取，妒忌别人而终害自己。 目前，学术界对韩非的死因，持《史记》说的居多，但也有不同看法的，大致归纳为下列几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韩非之死固然与李斯、姚贾有关，但关键因素则在于秦王的多疑。《史记》和《战国策》的记载实际不矛盾，前者讲政治原因，后者谈个人原因，决定者则是秦王。秦王为人“少思而虎狼心，”他对韩非学说的倾倒，并不能消除他对韩非的不信任。他需要的是能实现他统治野心的工具，不能充当这种工具的人，不论学问多好，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囚禁韩非出自他的本意，杀其人而用其学说，正符合这个统治者的性格。 另一种意见则以为：韩非的死因与当时秦韩两国政治斗争有关，并非李斯的嫉妒陷害。战国后期，势力强盛，秦欲扩张，韩首当其冲，对此“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韩国的“弱秦”计划，开始是派水工郑国到秦游说。抓住秦王好大喜功这一点，以兴修水利来消耗秦之国力，但此事不久即败露，且修建的“郑国渠”不仅没有“弱秦”，反而使秦更趋富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韩非亲自出马使秦以“存韩”，企图把秦军引向赵国并破坏姚贾的出使，李斯作为秦臣与韩非展开斗争，谈不上什么嫉妒。如果李斯是嫉妒，他又何必在秦王面前举荐韩非，而且韩非死后，李斯还是多次提及“韩非子言”。嫉妒之说是司马迁的个人偏见所致。 更有人认为：人们总把韩非视为爱国者，为“存韩”而死，实际上并不然。韩非和李斯都是战国时代的纵横游说之士，换言之就是政客。韩非到泰国去是与李斯争权夺利，要说嫉妒之心两人皆有，两人钩心斗角的结局则是李胜韩败罢了。
说到韩非，这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韩非是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其尊称是韩非子或韩子。事实上，韩非的背景非常厉害，他是韩王(战国末期韩国君主)之子，与此同时，他也是荀子的学生。作为秦国的法家代表，韩非可以说是备受秦王嬴政赏识，不过，韩非却遭到李斯等人的嫉妒，最终被下狱毒死。值得一提的是，韩非曾被誉为得老子思想精髓最多的二人之一，另外一个人就是庄周。
韩非著有《韩非子》一书，本书一共五十五篇，将近十万余字。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呈现韩非极为重视唯物主义与效益主义思想，积极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目的是为专制君主提供富国强兵的霸道思想。
前面已经说了，韩非是正儿八经的王子出身，那么，既然是王子，显然是有资格获取王位。不过，虽然有资格成为王子，但是也仅仅是资格而已，对于韩非子而言，他没有实力，更没有机会。韩非的父亲是韩虮虱，也是韩国的二公子，不过后来因为种种关系流落民间，娶了民女生下了韩非。韩非从小就口吃，而且性格内向，平时也是少言寡语。尽管如此，韩非的才能非常高，在十岁的时候，韩非的父亲才告诉了他自己的身世。后来，韩非被楚王发现，并回到了韩国，以公子的身份，拥有了自己的封地和食邑。
后来，韩国灭亡，韩非来到了秦国，受到了秦始皇的重用。当然，也正因为如此，李斯对韩非非常嫉妒，后来又利用自己的关系，陷害韩非，并毒害了韩非。韩非之死，其实也是秦国的一个损失。总而言之，李斯之所以要杀韩非，就是担心韩非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约公元前280一前233年） 战国晚期韩国人(今河南新郑，新郑是郑韩故城)，韩王室诸公子之一，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因为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古人认为是阴谋学家，韩非的著作一大部分关于阴谋。 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着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十万余言。 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政所赏识，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为其效力。韩非在秦国倍受重用，引起了秦朝李斯的妒忌，李斯、姚贾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终因他是韩国宗室，未得信任，将其投入监狱，最后逼其自杀。 韩非自杀于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 韩非据史料可考故土在西平县出山棠溪北岸的韩堂村。韩堂村建有韩家祠堂，而后迁至出山镇西南，韩堂村留名至今。 韩非之死的争议
韩非之死，史籍有两种说法。 一是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也是迄今为止韩非之死的母本说法和主流说法：“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杀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另种说法，较少为人提及，见于《战国策 秦五 四国为一》（以下单列篇名），原文较长，兹概述其意。四国联兵进攻秦国，姚贾毛遂自荐，出使四国，消除了这次兵灾。“秦王大悦，贾封千户，以为上卿。”韩非得知此事，到秦王面前说了一通，意思是姚贾这人怎么有问题。秦王责问姚贾，姚贾对答如流，一番说话，比韩非说的漂亮多了。结果，“秦王曰：‘然’。乃可复使姚贾而诛韩非。”——姚贾没事，韩非被杀。（诛在先秦，并非只有杀死的意思，还有责问、谴责、惩罚之意，在此都通，但有人认为，诛韩非，就是把韩非杀了。） 这两种说法的相同处，是韩非之死，跟姚贾有关，也跟秦王有关。不同处，是司马迁笔下的韩非，是个无辜受害者，而《战国策》里的韩非，则有引火上身，咎由自取的味道。 但这两种说法，都有让人无法释疑的地方。 《战国策》的那篇文字，除了事由，只有三段对话，然后，秦王就把韩非给杀了，——假如那个诛字，真的是杀死的意思（《秦五 四国为一》注有“韩非，韩公子也，著刑名之书十余万言。是时在秦，故知之也。终死于谮姚贾也。”此即解诛为杀）——生硬，突兀，一点说明没有。 况且，此事的背景也让人生疑。韩非、姚贾、秦王的同时之间，有没有过一次所谓“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秦五 四国为一》）的事件？还造成“‘寡人屈于内，…为之奈何？’群臣莫对”（同上）的局面？众所周知，韩非、秦王见面后的第三年，秦国就正式灭了韩国，之后九年，陆续扫来其余五国。在此前夕的大秦王朝，竟然还有过一次难以想象、匪夷所思的“群臣莫对”的场面？再说，此事的注释，——历史上《战国策》注屡经人手，此注未标明何人所作，——也让人费神迷惑，“四国，燕、赵、吴、楚也”（齐鲁书社版《战国策》86页）——吴国早于春秋末年灭于勾践的越国，怎么到了战国末期，又联兵燕赵楚进攻秦国？（《秦五 四国为一》正文引韩非语：“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之间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或许注文的燕赵吴楚四国，来源于此。但一则，这里所谓荆吴燕代，也许更多是指地名而非国名；二则，代，能即是指赵国么？）今年辞世的前复旦大学教授扬宽，在其所著《战国史》中，采用这段史料，但把吴国改成魏国，却未加以任何说明（见扬宽著《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52页） 再说《史记》。 司马迁写韩非之死，写得简练、生动、传奇，前后相连，看上去有理有据，然若仔细推究，同样让人疑心难释。 韩非从韩国到秦国，按司马迁的说法，是“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死不恨矣”、“因急攻韩”八个字，惊心动魄、排山倒海，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被千古一帝秦始皇引为知己，以这种方式引为知己，不是空前绝后，也是绝无仅有了。——然而，费尽如此心机，为着李斯一句话，秦王就把韩非杀了？ 杀韩非，具体操作者是李斯。按某种流行的理解看法，李斯是杀害韩非祸起萧墙的煽风点火者。李斯为何要杀韩非？照理说，韩非是李斯向秦王介绍的，韩、李二人还有同窗之谊，——但有人说，正因为俩人是同窗，李斯嫉妒韩非，所以杀了韩非。何以证明李斯嫉妒韩非呢？《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斯自以为不如非”，就一定是嫉妒？嫉妒就一定要杀人？当然，说李斯嫉妒韩非，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李斯、姚贾害之”的“害”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一语，其中的“害”字，通常都作嫉妒解，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话是“李斯、姚贾害之”，看来不仅是李斯一人，因同学关系而嫉妒。那姚贾为何也嫉妒韩非？假如“害”字真作嫉妒解，那姚贾嫉妒韩非，就至少缺乏背景交待。 总不能笼统来一句，因为韩非有才，所以，但凡一殿为臣的，都嫉妒他，都想弄死他，——了事？ 司马迁写韩非之死，还留了个“尾巴”，即“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这是个极富戏剧性的“尾巴”。短短两句话，蕴含却相当丰富。一，它说明韩非不想死，但不得不死；二，它从侧面强化了李斯谋害韩非的说法；三，韩非之死，具有偶尔性。假如韩非能见上秦王一面（不得见的原因，是李斯捣鬼，还是秦王不愿见？）又假如秦王后悔得早一点（后悔，是在暗示杀韩非杀错了么？），韩非不就不会死了么？ ——韩非是不是死于偶然？ 《史记》之中，另有几篇，也写到过韩非之死，如《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和《韩世家》，但都是蜻蜓点水，片言只语，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的说法，最多只能说明，韩非的确是死于秦人之手。 韩非的死因，因此陷于扑朔迷离之中。究竟是无辜受害，还是咎由自取，抑或，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自杀，或确实是一不小心杀错了。韩非的自杀倾向，下文将予以略述；而一不小心杀错，也不是没有可能。兵荒马乱的年代，杀人，从来不须严密的逻辑，也不必件件都太在意，就算曾经真的喜欢，那又怎样？喜欢你，不代表不会杀你，而且，正因为喜欢你，才越有可能杀你。杀了你，再后悔，装作后悔，或根本就不后悔，那都是另一回事了。——不管怎么说，韩非之死，司马迁和《战国策》太过简略的笔触，给人留下了难以释然的空白。 这中间，一定发生过别的事。 发生过不说不明，一挑即亮，足以廓清事件原委的事。 只是，我们也许，——或者应该说肯定，——再也无从知道，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又有谁愿意追究，——能怎么追究，——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死亡是什么？中国人说人死如灯灭，这话听上去充满物理学的味道，大概就是所谓中国哲学的达观吧，但也不妨看作中国人特有的对于死亡（暗藏恐惧感）的漠然。从整个地球来看，中国人都算得特别会生，也就特别能死。纵使是和平年代，太平盛世，持续不断的死亡数字，一点也不逊于惨暴的长平之战，或酷烈的凡尔登战役。面对滚滚而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层层叠叠的死亡，人们早已安之若素。死个把人，或一堆人，谁在意，又能怎么在意，顶多嘛及时，——或不那么及时，——地议论两声，算是对那位死者，或那堆死者，格外开恩的奖赏。真相云云，不是笑谈，难道还不是扯谈？ 现在，让我们继续对韩非的奖赏，——不那么及时的奖赏。 从《战国策》和司马迁那两段仅有的叙述看，韩非之死，至少跟三个人直接有关：李斯、秦王、姚贾。 先说姚贾。 韩非之死，姚贾是个容易被忽略的角色。原因就在于所谓的“名人效应”。如果说李斯在中国历史上称得是赫赫有名（相对而言），那姚贾就只能说是汲汲无名（也是相对而言）。所以，韩非之死的追光灯，都打到了李斯的身上，而让姚贾从人群的包围目光中，悄悄溜走了。尽管如此，有一点，应该为大家注意到了，即《战国策》和《史记》对韩非之死的叙述，不约而同，写到了姚贾，《战国策》更是直指韩非死于姚贾。要知道，《战》、《史》在韩非之死的叙述上，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从史料互证的角度说，正因为这差异的存在，也就更强化了其相同点的可信性（司马迁写韩非之死，是否取材了《战国策》，恐怕非易言之事。简言之，若取自《战》，则李斯之事何来？此说明，司马迁至少另有所本。）在这种情形下，韩非之死，李斯只出现一次，而姚贾二度在场，就无论如何不应成为可以轻易忽略、弃置不顾的细节。姚贾在韩非之死过程中的二度在场，固然不是说这里有什么春秋笔法，但事出有因，应该没有疑义。 因此，必须追问一句： 姚贾何许人也？他与韩非之死的真正关联何在？ 翻查相关典籍，姚贾的名字，总共见到四处。除上述《史记》、《战国策》外，另两处，也在《战国策》中。一是《赵四赵使姚贾约韩魏》“赵使姚贾约韩魏，韩魏以友之。举茅为姚贾谓赵王惠曰：‘贾也，王之忠臣也。韩、魏欲得之，故友之，将使王逐之，而己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韩、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贤，而折韩、魏招之。’”；另一处是《魏四周最（同音假借，取字上加宝盖头）入齐》“周最入齐，秦王怒，令姚贾让魏王。” 其实即使不知道这两条，单从《秦五四国为一》也能看出，姚贾的职业与身份（加上这两条就更加清楚）：姚贾是个标标准准，专以外交为务的游说之士，也就是所谓的纵横家。 至此，韩非与姚贾冲突的起因与实质，已清楚显现，呼之欲出。 在后人关于韩非与诸家学派（纵横家算不算一家学派，这既是个习惯用法问题，也是个仁智之见的问题。章太炎就干脆把儒家和纵横家合二为一。见洪治纲主编《章太炎经典文存诸子学略说》，上海大学出版社）关系的论述文字中，韩非对儒、墨两家的苛责、冲击，往往名列首位，而对于纵横家的言语、态度，倒较少见于提及。这是围绕在韩非身上众多误解的其中一项，也是中国文人懒惰思维的又一处“经典废墟”。事实上，韩非平生两大仇敌，在内，是“重人”、“擅臣”；在外，即是纵横家。如果说韩非对于儒、墨两家的指责，主要在于“无用”，那对于纵横家的攻击，则直指“有害”。《韩非，他被谁抛弃》写到韩国正是毁于纵横运动。其实毁于纵横的又何止是韩国。这场发生在先秦结束前夕、席卷当时天下、持续百年的“国际化运动”，不仅是中国历史在那个阶段的必然发作，反过来，又以风卷残云的气势，强力推动、改变了当时，乃至今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与面貌。如果说在当时，在“学术与研究”领域，是所谓儒、墨、道的地盘，那在现实的天空下，在红尘滚滚的大地上，真正风光无比的，却是纵横家。虽然纵横家在争鸣诸子中的排名是边缘化的，但他们才是时代和社会的主人，最大利益获取者。纵横家忙于天下兴亡，但他们从不把谁兴谁亡放在心上，他们关心的，是从这兴兴亡亡中，可以获得多少利益和利润。因此，纵横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成功、最无道德价值感的“国家股票经纪人”。韩非痛恨纵横家，韩国的毁亡是主要和直接原因，但在思想上，至少，这三点，也是冲突的要害所在。其一，纵横家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理念与道义，只讲成败，不论是非。他们行走江湖，靠的是看山说山，见水说水，逢人说人，遇鬼说鬼，见机行事，随机应变，怎么有利怎么玩。而韩非，却是一个顽固、顽强的原则主义者。韩非在不同文中，多次强调，投机取巧、侥幸图存的“恃外”（即纵横之术），是最凶险、最不可靠的败亡之道，只有“强法”、“守法”、“以法治国”，即内部自强，才是长治久安的大道。韩非在肯定外交重要性的同时，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靠外援，是靠不住的（见《韩非子》中《亡征》、《饰邪》、《五蠹》等文），针对的，都是纵横而言。这是韩非与纵横家的根本冲突和矛盾所在。二，韩非是坚定不移的国家（君主）至上主义者，而纵横家则是“国家股票经纪人”，因此，在纵横家与国家（君主）之间，就存在着尖锐、分明的韩非所谓“君臣不两利”，也就是公利与私利的对立状况。照韩非的看法，纵横游戏的最终结果，必定是国家被掏空，从而败亡，而纵横家却赚得盆满钵满。三，韩非是极端规矩主义者和安定主义者，纵横家的本质，却是商人。商人的一个特点，是流动性，纵横家更是流动的专家。商人、经纪人还有个特点，就是炒作，又名煽乎，没事都能给你忽悠出两道彩虹，何况时代到了，正是翻江倒海的好年头，什么样的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但在韩非眼里，这中间，隐藏着极大的不安定因素。在韩非眼里，纵横家的问题，是整体流民（游民）问题的一部分（《韩非子五蠹》中的五蠹，基本就是游民，纵横家正是其中一员）。而流民（游民）问题，是中国社会自古及今，最为严峻的问题。但凡一位真正的思想家，没有人没关注、思考过流民（游民）问题。 由于历史书写的选择性倾向，纵横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被巧妙得刻意淡化了，边缘化了。这一做法，客观上，间接、无意识地掩盖了韩非的部分意义，从而影响了对于韩非的整体评价。 回到《战国策秦五四国为一》的具体叙述来看，韩非对姚贾的指控，冒昧而草率，不实而怪诞（成分论都搬出来了），很是站不住脚，结果弄得自己一个趔趄，正好作了姚贾脚下漂亮的“上马镫”。其实，如果对照《韩非子》，人们也许会觉得，《战国策》里的韩非，跟《韩非子》的思想、说法，颇不相合（韩非至少不搞成分论，况且，韩非一再申明，“不求清洁之吏”（《八说》）），反倒是姚贾的说辞，更像韩非的出言吐语。但撇开这些表面现象，韩非与纵横家的矛盾，是一致未变的。 以上所言，当然是从大处着眼。 如若时光得以倒转，我们也许会看到，韩非与姚贾的矛盾、冲突，原来另有原因，比如，同时爱上了一只鼻烟壶，或一个超女，诸如此类，但这充其量只是韩、姚冲突的导火索。不管韩、姚冲突的直接原因和表面原因是什么，韩非与身为纵横家姚贾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并无可回避。 最后补充两句，韩非将自己的一生，至少半生，献给了反对纵横家的殊死事业，但韩非自己，却正是一个，至少半个，纵横家。韩非拥有纵横家必备的最精锐的言说能力（书面形式的）和思想意识，只不过没到过一个纵横家起码应到过的国家数（最少三个以上吧）。韩非的纵横化，是那个时代的整体投影。韩非在公元前140年陪张仪、苏秦一道，被汉武帝清除出局，说来不是没有半点缘由的。 现在，来说说李斯。 很久以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学术界和民间），李斯一直被认定为杀害韩非的罪魁祸首（不少人眼中，还是唯一的凶手），这已成为一种既固定又流行的看法。杀人动机被确定为因同学关系而嫉妒，证据则是司马迁的那段话。与此同时，也存在另一种反向看法，即不认为李斯是杀害韩非的凶手，证据是《史记李斯列传》中，李斯引用过韩非的话。李斯引用了韩非的话，就证明李斯不会杀韩非，跟李斯与韩非同过学，就会嫉妒，嫉妒就会杀人，是同一条思维理路，一条看似言之凿凿，实则让人哭笑不得的思维理路。其实说起来，李斯杀了韩非，还是没杀韩非，或者谁杀了韩非，谁没杀韩非，如果没有新的、有足够说服力的资料从地下出土，韩非之死，只能是千古之谜。也许事实就是司马迁所写（最真实的事实，往往简单、直接，而且，常常不太符合逻辑。）也许，——假如有人说，说了你别惊讶，——原因是韩非、李斯同学期间，埋下一段情愫，咸阳重逢，旧情重炽，孰料斜刺里杀出个程咬金，被雄霸天下的秦始皇横插一杠，上演了一出惊天动地、旷世奇闻的“断袖大战”，结果，文弱秀气的韩非殒命其中。——你不也没折，只好干瞪眼么？谁叫你的“腰杆”不够硬呢。 因此，在韩非之死，及与李斯，或某某人的关系上（放言之，在一切疑义性历史问题上），过分粘滞、拘泥本身严重短缺，疑影难去、孤立无征的史料，辅以轻率的联想，期以得出必然的结论，无异于胶柱鼓瑟，易沦为无意义的举动。若稍稍后退些许，拓展视野，重调焦距，也许，反而能看到些别的内容。 李斯辞别荀子，奔咸阳，十数年间，从吕不韦门人（郎），一路攀爬，长史、客卿、廷尉，直至官居宰相，位极人臣，显示出极为成功的政治素质与才能：有想法，敢想敢干，判断准确，当机立断，勇于承担，雄才大略，能言能行，尤其是谏逐客一事，不仅是李斯个人仕途的枢纽转折点，同时，为秦国，也为李斯自己，保留了大批关键、重要的人力资源。其实，且不论政治实践能力，单就“实用理性”而言，李斯决不输给韩非，说李斯嫉妒韩非，我不知道，这是哪个山洞，吹出的风。 但李斯的政治才干，在韩非眼里，却可能是朵不祥的云。 这里又触碰到那道无法绕道、回避的铁栅（韩非与姚贾关系的阐述，也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即韩非来到秦国，究竟是种什么情况？是单纯地奉诏出使，最后命丧他乡？还是借机摆脱了他的“第一次政治婚姻”，——对于祖国的“政治婚姻”，——决意在异国他乡，一展平生报负（即使战国末期，这也并不稀奇，李斯等人皆可为例。事实上，整个春秋战国，除了屈原，绝大多数名人，都不是祖国忠诚的儿子）如果是前一种，那韩非就是单纯的国家利益牺牲者，而且，还真有点为国捐躯的意味（韩国已是行将就亡的奄奄一息，李斯和秦王还用担心韩非回国后能力挽狂澜？韩非真要有这机会和能耐，何至于事到如今，事已至此？李斯真要是说了“非终为韩不为秦”，那他的《谏逐客书》，也就成了一页废纸，瞬间崩塌）而如果是后一种，那就得另当别论。 如果说韩非从韩国到秦国，是已下定决心，要投身秦帝国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加入到历史的洪流铁蹄，那韩非与李斯的矛盾，就顺理成章。 如果说一个人生下来，天生注定要做一件最符合自己的事，那最符合韩非的事就是：官场监工。韩非是天生的“官场猫头鹰”。那大大小小的官员小吏，就是“官场森林”里的“虫子”。终其一身，韩非都是以一种警惕、紧张、锐利、仇视的目光，紧盯官场。韩非似乎天生与官有仇，官位越高，仇意越浓。 李斯能不成为他的目标？ 前面说过，韩非平生两大仇敌，一是“重人”、“擅臣”，二是纵横家。李斯的一生，就是走向“重人”的一生。如果韩非真把秦国视为“新祖国”，铁心为秦王尽忠效力，以他狐疑、尖锐、敏感的思想性格，跟李斯产生矛盾，就决不是难以理解的事（始皇乍崩，李斯稍一作姿态，旋即加入谋反集团。当然这是后话，不提）。何况，李斯的身上，还背负着纵横家的影子。还记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那句：“李斯、姚贾害之”，从上下文的语气看，这句话是李斯、姚贾置韩非于死地的起因。“害之”，既可直接解释为：陷害他，谋害他，也可能包含着“以之为害”的意思，——这家伙实在太碍事了。——官场冲撞，利益往往是真正的触动因。以韩非的国家君主思想，以李斯、姚贾的身份背景与处境，以韩非的偏激、极端思想、心理、性格，矛盾、冲突，不在今天爆发，就在明天爆发；不在上午爆发，就在下午爆发。只不过是爆发的时间问题，方式问题。 秦王与韩非的关系，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有点暧昧的味道。爱得奇特而凶猛，死得蹊跷而遗憾。但若拨开浮云，其实一切也都符合逻辑。这一点，可以从韩非之后，中国社会数次重演的同构版本中，悟出此道。韩非与秦王，无疑是韩非之死的重头戏，有兴趣者参阅拙作《韩非死于秦王的第三种猜想》。 最后，说说韩非的自杀倾向。 韩非的自杀倾向，用一句话说，就是：明知是个死，偏向死中行。 《韩非子》全书，若按涉及人群划分，可分为五类：君主、官员、民人、知识分子、法术之士。五类之中，除君主外，其余四类，互有交叉、交融，但分类的界限，是存在的。韩非属不属于法术之士，韩非自己，没有像“我是共产党员”那样，明确说过；但韩非在《问田》中，正面回答堂溪公，“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透过此言，假如说韩非对于法术之士，正像鲁迅晚年在那封《答托洛斯基》信中所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一样，视己为其中一员，应当不是什么牵强、穿凿之论（司马迁《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曰的那段话，也应视为此意） 因此，韩非对于法术之士的议论，也就可视为韩非自己的某种心声吐露，尤其是韩非对于法术之士生死处境的动情描述。 “是以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韩非子孤愤》） 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 十分肯定，毫不含糊。 《和氏》一文，更明确指出，法术之士，必死的原因，即法术之士所得罪的三个对象： “则法术之士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议，越民萌之诽，独周乎道言也，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道必不论矣。” “二子（吴起、商鞅）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 “群臣士民之所祸也”，“大臣苦法”、“细民恶治”，这说法不管客观属实，臣与民，已是对头；再加上“明法术而逆主上者”、“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以反主意（反人主之意）与同好恶争，其数不胜也；”（《孤愤》） 对立一面，官、民、君三者，尽在其中。 一个社会，除了官、民、君，还有谁？ 这么一种“全民公敌”、“无党孤特”（《孤愤》）的濒危处境，韩非在《奸劫弑臣》中，将其概述为“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谮，溺于当世之言，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几不亦难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已算好的结局，真正的要害，在“求安，几不欲难哉！”。逆世而行，千夫所指，唾沫星儿如百八十条消防水柱，还得加上一个动辄翻脸、一怒即杀的“严天子”，可不是“求安，几不欲难哉！”么？ 韩非们即使不死，也早已断绝了活路，——终将走向死路。 所以，当堂溪公言之谆谆地告诫韩非：“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於身而殆於躯。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非的回答，却显得义正词严，直率而不够礼貌（俩人之间，可能存有年龄差距）：“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乡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先王（当为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韩非认为，堂溪公虽是一番好意，但不了解自己，误解了自己，甚至，伤害了自己。同时，“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之句表明，韩非早已下定了向死而行的决心，做好了向死而行的准备。
韩非是被李斯陷害，秦始皇下令毒死的，事后秦始皇非常后悔，以后秦朝多采用韩非子法家思想治国。
秦国破获了水工郑国间谍案后，秦始皇也从郑国的手中找到了一本书。这是奏 折，但是却旁征博引，语 言汪洋恣肆，难 能可贵的是：这奏折中讲到的政策策 略，恰恰是秦国已经实行十几年的，还有很多提法非常 切合实际，具有极强的操作性。 秦始皇一口气读完，羡慕的说：“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 恨 矣！”（哎呀！我要见到这个人并和他交往，就是死 也不算遗憾了）这位一 心想成仙得道、长生不老的千古 一帝，竟然对这个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大有儒 家宗师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也。”
这个人是谁呢？
谜底被李斯揭开了，他接过奏折一看，说道：“这是我的同学韩非写的书 啊”。
于是，这位一代雄主不惜发动一场伐韩的战争，战争唯一的目的就是索取韩 非。
此时的韩非，在韩国很不得意。本来，他怀着满腔报国热情回国，想用自己的生平所学说动韩王，大展 平生抱负，实现 韩国富国强兵的梦想。然而昏庸的韩 王却对韩非的主张不以为然。韩非怀着满腔的忠愤，埋 首典籍，作《说 难》、《孤愤》 等文章二十余万言。韩国不用，虎视耽耽的邻居秦国却看中了 韩非，无疑是 对韩王辛辣的讽刺。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势单 力孤的韩国根本 没有把这位说话结结巴巴的落难公子放在眼 里，在秦兵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立马拱手把韩非送给了秦王。
韩非学说的基石，在于他将儒家孔子、孟子倡导的“忠孝”体系完全打碎，以 人趋利避害的自然属 性“恶”作为学说的 逻辑起点。 他认为，君臣关系只是一种互相利用的买卖关系。君卖官爵，臣卖智力， 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我看韩非的著述，深感其词锋犀利、笔力遒劲，思维清晰，论证严密，思想以 一贯中，宗老子，集法 家，收权谋，批儒 墨，具有工具理性，思想独到，鞭辟 入里，可操作性极强。
秦始皇在宫中见到了韩非，然而历史记载：“秦王悦之，未信用。”很显然， 战国时代，教育不甚普 及，根据文字的宣 传还只是一种辅助式的手段。基于种 种限制，那时最重要的游说工具，当然还是实际面对 对方，以语言加上表情、 气氛所产 生的效果具有较大的说服力。所以秦王看到韩非的文章和他的治国理 念， 显然和政治实践产生巨大的共鸣，就有了“同声相 应，同气相求”的倾慕 之心。可惜韩非到来后，秦王并不 能和他自由交谈，因为韩非口吃，这就使秦王的倾慕转为失望，这种落差之大，使得秦王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
韩非自知游说或向人进言并非易事（曾写过《说难》），所以潜心研究游说或 向人进言的道理与学问， 得其精蕴。然而到了秦国游说秦王，并没有逞其才， 展其术而为秦王所用，显然是因为口吃，辞不达意啊。
李斯，这个信奉老鼠哲学的人，他开始紧张不安了。因为他和韩非同窗学习数 载，他深知韩非的学问功 底；他和秦王嬴 政也君臣数载，深知嬴政的聪明和治 国大略。他清楚的知道，韩非的存在，必然使嬴政发现 他这个夜明珠。他局促不安，为此绞尽脑汁。
机会终于来了。他看到韩非写有《存韩》篇，于是和姚贾一起上奏秦王：“韩 非是韩国有王室血统的的 贵公子。现在大 王您想吞并诸侯，如果重用韩非，他 最终会一心保全韩国而不顾秦国利益，这是人之常情 啊！您现在不用他，让他 长久的呆 在秦国，等到把他放回韩国，秦国情况已经摸的一清二楚，这不是给 自己 留下祸患吗？不如找一个过错，把他借法律的名义诛杀了！”秦王嬴政刚刚从韩国间谍郑国案的怒气中解脱 出来，这些话切中要害，于是准奏，下令给 韩非治罪。
李斯生怕夜长梦多，派人给韩非毒药，是夜，韩非暴死于狱中！
综观韩非曲折而艰难的人生，我不觉扼腕叹息，泪流滚滚。“天妒英才”啊！ 他生为韩国贵公子，和韩 国有着割舍不断 的血缘，所以在那个时代，他不能择 主而事；他天生口吃，难以和人交流思想，人情世故都 有障碍，无法用语言做自己的保 护伞，甚至连生命也不能保全；他遇到一个心狠手辣的同学，而这个 同学恰 恰是捷足先登，高掌秦国大权，施以打压非常容易。这一切，难道不是韩非的命运吗？
韩非之死（公元前233年）距离秦始皇之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不过十年， 其时韩非的许多思想已经 在秦国实践了 多年。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系统而全面，颇得到秦始皇的共鸣；但也正因为如此，他能否被 秦国重用，也就不显得 那么重 要，要紧的是不被敌国重用，因此李斯钻了空子。待后来嬴政想起他 来，后悔 不该下狱时，李斯已经下手毒杀了韩非。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政治的丑恶和肮脏！不是以政治见解的不同而发难，仅仅因为别人的存在威胁到自己的前 途，就将与自己无怨无仇的人置之死 地，这正好为韩非子的人性恶学说做了最好的注解。韩非用自己的死，殉道了 他的学 说，然而，洗去千年的风尘，真正读懂韩非子思想的有几人呢？拿他不 做坏事的 又有几人呢？韩非被曲解了多少年啊，我不禁要为韩非哭泣了。
被李斯陷害，入狱，然后用毒酒毒死。秦王想放他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但我更宁愿他是被自己的学说害死的。按照他的学说走下去，他非死不可。
韩非子是怎么死的?
答：韩非子因备受秦王嬴政赏识，遭到李斯等人的嫉妒，最终被下狱毒死。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地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赢政认可了他们的说法...
韩非子怎么死的
答：秦王赢政认可了他们的说法，下令将韩非入狱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嬴政在韩非入狱之后后悔了，下令赦免韩非，然而为时已晚。
韩非子是怎么死的 韩非子死亡原因
答：韩非子因备受秦王嬴政赏识，遭到秦相李斯等人的嫉妒，最终被下狱毒死。公元前233年，韩非子受韩王派遣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他。韩非子上《存韩》书，批评李斯，揭大臣姚贾之短，由此得罪了李、姚二人。由于李斯提出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大计，他深知韩非辩才了得，担心秦王嬴政被韩非子所蒙蔽，故上书陈述其中...
韩非子是怎么死的 韩非子的死因
答：1、韩非子服毒自杀而去世。2、有史料记载，韩非出生于韩国贵族，作为一个王室成员，韩非子并没有自甘堕落，变成纨绔子弟。相反的，韩非一心想要壮大自己的国家，早年四处游历，拜荀子为师，学习各家所长，吸收百家的思想精华，终于自成一家，法家。3、韩非子认为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才是治国...
韩非子怎么死的-简短介绍
答：韩非子服毒自杀而去世。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又称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新郑(今属河南)人。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法家学派代表人物。韩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于一身，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为后世留下...
韩非子是怎么死的
答：韩非子被秦王嬴政所仰慕，被李四等人所嫉妒，最终被下狱毒死。韩非曾上书秦始皇，劝其先攻赵，缓攻朝鲜，被李斯、诬蔑说：“韩非，韩之子也。今天国王要做诸侯，要么是汉，要么是秦。此人之情也。国王今天不需要，但他呆了很久又回来了。还不如通过法律来惩罚他。”秦嬴政接受了他们的陈述，并下令将...
韩非子到底怎么死的
答：韩非，又称韩非子，他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于一身。其学说也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阶级治国的思想基础。出使秦国韩非的书传到秦国，秦王非常赞赏韩非的才华，他看到韩非的文章后说：“寡人若能见到此人，与他交游，便是死也没遗憾了。”韩王安...
请问韩非子是怎么死的?
答：韩非子死于李斯之手。李斯、姚贾陷韩非，诋毁他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如今您想兼并诸侯各国，韩非终究向着韩国而不会向着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如今您不任用他，留他很长时间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后患，不如加罪于他依法惩治他。秦王认为他们说得很对，便将韩非交法官治罪。”李斯指使人送毒药...
韩非之死原因为何?
答：韩非子因为与李斯政见不合，最终被李斯害死。韩非又称韩非子，公元前280年在新郑出生，作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关于法家学说的著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韩非深爱自己的祖国，但他并不被韩王所重视，而秦王却为了得到韩非而出兵攻打韩国，韩非入秦后，上陈秦王...
谁害死了韩非子?
答：韩非子死于李斯的计谋之下。历史上的韩非之死，最多的说法是被李斯陷害至死，李斯，字通古。战国末期楚国上蔡今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芦冈乡李斯楼村人，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法家代表人物，李斯年少时从师荀况，学帝王之术与法家之学。公元前247年，赴秦国为吕不韦舍人，因向秦王献策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