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是研究宪法刑法民法法律都门如何适用问题的学问有什么道理为什么？
一、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关系
多少年来，在法理学的研究以及法理学教科书中，我们给法理学这门学科赋予了一个不恰当的定位，总是认为法理学与部门法学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样的定位使我们陷入了一个认识误区，也是法理学者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套”，使中国的法理学研究一直受到部门法学的责难，成为部门法学经常“攻击”的口实。其中一个最大的且经常性的责难是“法理学无用论”，认为法理学对部门法学乃至法律实践提供不了什么可指导性的理论和学说。其实，这样一种责难根源于对法理学学科性质和学科特点的认识上。
法理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学科？它有哪些研究特点？在这些问题上至今仍有争议。在总体上，国家教育部学科目录表上将法学学科定位为“应用学科”，也可叫实践性学科。这样的定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及其法律现象，而法律及其法律现象是实践性极强的社会规范和制度体系。但具体到法学学科体系内部，它又有不同的属性和特点，宏观上可以分为“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一分类)。法理学则属于“理论法学”中的牵头性学科。理论法学属于思想性、思维性学科，它相对区别于法学中的直接以具体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的部门法学。当然，这样讲并不意味着部门法学不需要理论性，而是就其主要特点和功能而言。法理学中的“理”字，本身就标明了这门学科是一门理论性学科。这里的“理论性”，主要是指它的“思维性”，说明它是一门思维性学科。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它具有哲学的特点。法理学可能回答的不是法律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比如案件如何审理，程序如何进行，引用何种法律，适用何种制裁等等，它所关心的是法律的原理性问题，而对这些原理性问题的分析说明，则必然是理论性的和思维性的。
对于法理学的研究特点，我过去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抽象性、概括性、一般性、普遍性，以及概而言之的理论性是这门学科的应有属性和特色”。对于法理学的研究特点，国外一些著名的法理学家也有论述，如在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教授的法理学观点中，就用十分肯定的语气指出：“法律的一般理论肯定是抽象的，因为它们旨在阐释法律实践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结构而不是法律实践的某一具体方面或具体部分。”抽象性是“法律的一般理论”即法理学的显著特点，这种抽象性是同法律实践的具体性相对而言的。法律实践一般而言是具体的，它或者涉及某一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或者涉及某类具体的案件或某一具体的个案。而法理学所关涉的则是对整个法律现象、法律实践的阐释，这种阐释也可能是对制度本身的抽象思考，也可能是对制度之外、制度背后因素的抽象思考。
对法理学抽象性特点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把握法理学这门法学基础学科的一些本质属性或规定性。这些年来，在实用功利主义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以致用”的深厚积淀，一切都追求“有用性”，而将这种“有用性”又具体地阐释为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具体的实际的功效上面，有时甚至就等同于经济效用。这种思潮不加区别地要求一切学问、学术、学科都要为实践服务，要求产生一种“立竿见影”的直接效用，而忽略了各种学问、学术、学科性质间的差别。比如忽略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别，在社会科学中又忽略了基础性理论科学和实用性应用科学之间的差别。并且，在“有用性”的追求上，也严重忽略了“直接有用”、“直接效用”和“间接有用”、“间接效用”的区别，用一把尺子来度量所有的学问和学术的价值，自然会导致对理论学科的非难和无端指责。所谓“理论无用论”、“法理学无用论”等正是这种学术思潮影响下的当然产物。似乎一切抽象的、不能为实践带来直接效用的学问、学术和学科都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
法理学就其学科本性而言，是理论思维科学，而这种理论思维科学必定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是形而上的而非形而下的。它具有较浓厚的哲学色彩。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法理学有时也被称之为“法哲学”。但法理学的抽象性并非是空想性，它不是空灵之物，而是有其坚实的基础，这个坚实的基础便是丰富的法律实践；法理学正是在对大量丰富的法律实践和法律现象考察的基础上，抽象出其带有共同性和规律性的理论来。因此，任何对法理学的指责和非难，要么是对法理学抽象性特点的不甚了解，要么是从实用功利主义思潮角度对法理学的苛刻要求，而这种苛刻要求无助于发展这一具抽象性思维性特征的学科，同时也反映了对法理学学科性 质认识上的盲区。
而法理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概括性。法理学的概括性是指它将许许多多个别的、具体的法律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从中概括出一些带有共性的、普遍性的结论，这种结论对那些具体的、个别的法律现象具有普遍性的阐释作用。概括性在法理学学科和研究中处处体现出来。比如，关于权力学说，法律实践中所呈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个别的权力形态，如立法权力、司法权力、行政权力、监督权力等等；而法理学则在这种多样性的具体的权力形态基础上，概括出、抽象出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一般权力理论，而对许多具体权力形态的研究则分属于具体法学。再比如关于权利学说，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权利形态有许多种类，仅公民基本权利形态就自成为一个庞大的权利体系，如财产权利，选举权利和被选举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人身自由权利，人格尊严权利，住宅不受侵犯权利，通信自由权利，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科学研究和创作自由权利，男女平等权利，婚姻家庭自由权利，等等。再比如关于法律关系理论，在法律实践中有宪法法律关系、民法法律关系、刑法法律关系、行政法法律关系等等，而法理学范畴中的法律关系理论，既要建立在这些具体的法律关系理论基础之上，又要从其中抽象出带有共性的，能够说明、阐释各具体法律关系形态的一般法律关系理论，这才真正称得上是法理学的法律关系理论。
不仅仅上述一些具体的法理学问题具有概括性，法理学所使用的概念、命题均具有概括性。如法律、法律的起源、法律的本质、法律的作用、法律的价值、法律的发展规律等等，这些概念和命题都是一些概括性的概念和命题。比如，法理学在研究“法律的作用”时，并不具体地去阐释刑法的作用、民法的作用、宪法的作用等，而是研究作为整体的法律的作用。法理学在研究法律价值时，也并不研究具体的法律诸如刑法、民法、宪法、商法等法律价值，而是研究作为整体形态的法律价值。
对法理学概括性特点的揭示，有助于我们区分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界限及其研究对象，也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法理学与其他法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一方面，法理学离不开具体的法律实践，离不开部门法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法理学所概括和抽象出的一般法律理论，应该对具体的法律实践和部门法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只有达到了“普遍适用性”这一标准，法理学才能真正起到“指导”部门法学和法律实践的作用。否则，仅一味地主观地强调法理学的“指导”作用和地位，但其理论本身难以对具体法律实践和部门法学作出有说服力的阐释，则这种“指导”地位和作用势必要落空。比如，中国法理学中的“法律关系”理论，就很难概括各种形态的具体法律关系实践，因而常常受到来自部门法学的质疑，原因就在于它不具有概括性。
因此，我认为，法理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它有其自己的知识体系，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法理学与部门法学都是法学学科中平等的一员。但它们之间有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是：部门法学是以某一个单一的部门法体系为依托和研究对象，而法理学则以所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现象为依托和研究对象，视野更开阔、更广泛。因此，我们一方面不可把法理学抬到“云端”的高度，另一方面，在我们把法理学回归到自己应有地位的同时，也不能降低其特有的功能，必须肯定法理学有其独立存在的必要与价值。
二、法理学与部门法理学的关系
法理学与部门法理学之间是有区别的，它们的研究对象不同，但相互之间有很多原理是相通的。只不过部门法理学研究时将法理学的一些原理“下移”而已。这种“下移”不仅仅是研究论题和原理的下移，更重要的是要结合研究对象的下移，部门法理学应该有成套的体系化的理论，并不是仅具有注释性。这涉及对“法理”的理解。可以说，每一个法律里面，都有法理问题。不管是一个制度，一个法令，一条规则，或者法官的一个判决，都有其背后的法理，否则，无法解释它成立和存在的根据和理由。从这个角度讲，任何法律问题中都有法理问题存在。这也可以解释大约十多年前在中国有些部门法学者开始的有关部门法理学的研究以及对部门法理学的理论解说。部门法理学及其理论有其依赖的特定的部门法律制度，比如民法法理学以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现象为依据，刑法法理学以刑事法律制度及其现象为依据，宪法法理学以宪法制度及其现象为依据，行政法法理学则以行政法律制度及其现象为依据，这些部门法理学的理论都有其相对固定的特定的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而法理学则没有自身固定的特定的法律制度为依据，法理学是建立在所有法律制度及其现象之上的宏观的理论思维。所以，我们可以说，法理学是“超法律”的，这里的“超法律”，即超越具体法律制度。只有超越具体法律制度，法理学才能建立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理论形态和范式，才能形成具有抽象思维特征的理论体系。所以，法理学既在法律之中，又在法律之外。说它在法律之中，是因为它以所有法律现象为其研究对象，为其基础，离开法律现象，法理学将不成为法学学科；说它在法律之外，是指它必须超越具体法律现象，去抽象出对所有法律现象具有宏观意义的思维结论。这种思维结论不仅仅只有阐释功能和实证功能，它还应具有预见功能和创造功能，它不仅只对现实法律实践进行总结和概括，还担负着探讨法律发展规律、实现法律价值、创造法律实践、推动法律进步和发展的多重任务。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法理学是思维性的，是理论性的，这种思维性和理论性必然包含创造性在内。只有具有创造性，法理学才能起到指导法制实践和推动法制发展的作用。关于法理学的这种对实践的创造功能和指导作用，我国当代著名学者李达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撰著的《法理学大纲》一书中，就作了精确的说明，李达讲：“法理学的研究，首先要阐明世界法律发展的普遍原理，认识法律的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认识特定历史阶段上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其次要应用那个普遍原理来认识中国的法律与特殊的中国社会的关系，由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路线，展开与之相适应而又能促进其发展的法律理论，作为改造法律充实法律的指导。”
目前，我国的部门法理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我们不要追求学科性质的部门法理学，应该以部门法理学的问题为视点，从实际问题出发，对具体问题展开研究和拓展，在我们有了一定的问题研究积累之后，水到渠成，自然就能形成一个理论体系。《牛津法律大辞典》的作者将法理学分为“普通法理学”、“特殊法理学”、“比较法理学”三个类型。具体的解释是：普通法理学的任务在于研究法律制度中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理论。特殊法理学是以某一种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比较法理学则通过分析来自不同法律制度中的材料，研究其相互关系。这样的解释可以部分地消除人们的上述疑惑，也使法理学——作为研究法律制度中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理论的普通法理学——有了存在的理由。对某一种法律制度或某一个法律问题的具体研究属于特殊法理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另外，笔者还曾设想在中国发展出一种案例法理学来，但目前看来，还是应该以具体案例的问题研究为切入点。
三、法理学与法律实践的关系
法理学和法律实践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密切的。法理学和法律实践相互渗透，法理学渗透于法律实践之中，而法律实践又离不开法理学。
在当代中国法律实务界，乃至于法学界，有一种普遍的认识，认为法理学只是法理学界自身的事情，法律实践、法律实务乃至其他法学不怎么需要法理学。60多年前李达先生曾揭示过这一现象。李达先生讲道：“法理学的研究，在中国这样不发达，据我看来，主要的是由于法学家的不予重视，好像认为是一个冷门，教者不感兴趣，学生也勉强听讲。因为应考试、做法官或律师，都不需要法理学。在培养注释法学的师资与司法人才的今日法学教育环境中，这许是法理学的研究所以不发达的原因了。”当然，60多年后的中国法理学的命运比起李达先生当年描绘的状况有较大改观。法理学作为法学的一门基础学科，被置于法学的15个二级学科之首；各种法律职业类资格考试(如统一司法考试等资格考试)中，法理学也有了一席之地，等等，但这些仅是一些表面上的变化。问题的实质在于：法理学是否真正的深入到法律实践中，也即法律实践需不需要法理学，这是法理学发挥功能的主要标志之一。
法律实践需不需要法理学？德沃金教授讲道：“在法理学与判案或法律实践的任何其他方面之间，不能划出一条固定不变的界线。……任何实际的法律论证，不论其内容多么具体和有限，都采用法理学所提供的一种抽象基础，而且当这些对立的基础产生矛盾时，法律论证就只能采用其中之一而反对其他。因此，任何法官的意见本身就是法哲学的一个片段……法理学是判决的一般组成部分；亦即任何依法判决的无声开场白。”在德沃金教授的这段精辟的论述中，他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法理学与法律实践的关系以及法理学对法律实践所起的不可替代的功能。
法理学尽管是抽象性的、概括性的、一般性的、普遍性的和理论性的，但法律实践却不能没有法理学。试想，一个立法者，如果他没有对法律的深刻理解力和洞察力，没有对法律的深刻预见和社会关系对法律的需求的精确判断，他如何去创制为社会所需要的法律？一个立法者如果不了解法律规范的科学合理结构，不懂得立法的一些技术性要求，他如何去从事具体的立法工作？一个立法者没有对法律的目的、价值的深刻理解，他又如何创制出蕴含有民主、正义、公平、公正等价值的法律？等等。再比如，一个执法者，或者一个司法者，没有对法律精神、价值、理想、原则等的深刻认识，他又如何能保证公正地执法和司法？尤其是在法律出现漏洞、空白、不完善等情况下，他又根据法律的哪些原则、精神、价值等去合理地使用自由裁量权，公正地判决案件？即便对一个守法者而言，如果他没有确立正确的法治意识和观念，以及对法律的信仰，他又如何去遵守法律，使用法律？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具有法理学的基本素养。正是从这些意义上，德沃金讲道，在法理学与判案或法律实践的任何其他方面之间，没有一条固定不变的界限，它们之间相互渗透，法理学渗透于法律实践之中，而法律实践又离不开法理学。德沃金又进一步讲道，任何实际的法律论证，不论其内容多么具体和有限，都采用法理学所提供的抽象基础。而这里所讲的“抽象基础”，即法理学所建立的一套抽象理论。具体的法律论证需要采用法理学所提供的抽象理论。而当这些抽象理论之间产生矛盾时，法律论证就只能采用其中一种理论而反对(排斥)其他理论。《布莱克法律辞典》则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法理学对解决案件的功用。该辞典作者讲道：“当针对一个新的或疑难案件的解决，实际被选择的两个法律条文似乎对其有同样的可适用性时，这时或许，而且通常是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些规则适用于该类案件时所产生的最终影响(实效)，然后，选择对社会能产生最大效益的那条规则。”其意是指法理学对于在判案中选择合适的法律规则以解决具体案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法官、法律判决需不需要法理学？在中国，恐怕没有多少人会认为法官也需要法理学，认为法官只要熟读法律条文就可判案，而法律判决则主要是法律条文的引用和案件事实的说明，不可能有法理学在其中，法理学只属于学者们研究的问题。德沃金讲道：“任何法官的意见本身就是法哲学的一个片断，甚至哲学被掩盖，人们只能被引证和一系列事实支配，其情况也是如此，法理学是判决的一般组成部分，亦即任何依法判决的无声开场白。”有些人也许会认为，德沃金讲的这种情况是判例法制度下的做法，而在以制定法为主的国家，判决重要的是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的援引，无需做更多的理由说明。我们中国的现实法律判决，主要是由法院确认的案件事实和适用该案的法律条文两大内容构成，很少有判决理由的说明。近几年虽有所改变，但总体上没有大的改观。我认为，无论是判例法传统，还是制定法国家，一个完整的判决，不能没有判决理由，判决理由集合了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分析，适用的法律条文，以及为什么作如此裁断而不作其他裁断的理由和根据，全部法律判决的“理”就体现在这个判决理由之中。英国女王王室法律顾问路易斯曾写道：“陈述判决理由是公平之精髓。在现代民主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受到判决的人有权知道判决是如何做出的。”即使在制定法国家，如果我们承认法律不可能设定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法律总是存在着不周全之处，那么，当一个新的案件出现，而又找不到可援引的法律条文依据时，要处理此案，就必须运用法理学中的法律原则、法律推论、正义观念等进行实际处理，并最终要体现在判词的判决理由之中。比如，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埃尔默杀死其祖父以欲获得其遗产继承权一案，经过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激烈争论，最后以压倒性优势同意了厄尔法官所确立的这样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这是一个典型的法理学命题，并且也成为此后判案的一个法律原则。这比那种机械地理解并执行遗嘱继承法，无疑是一个更合理的很大的法律进步。这一法理学命题和原则确立了以下一个新的发展：遗嘱法应被理解为否认以杀人来获得遗产的继承权。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法理学在法律实践、法官判决中所起的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任何一个法律判决，总得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离开“理”，法律判决将有可能背离法律的目的和初衷。近几年有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中国的立法部门以及司法和行政执法部门对法理学的重视程度在增加，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法理学者介入这些法律实践机构的活动比过去多了许多。
四、关于法理学、法哲学等名称所引起的“名称之争”
“法理学”这一学科及其名称在中国被使用，大约经历了近80多年的“奋斗”历程和发展变化过程。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门类的法理学在中国的出现，约始于20世纪初，于1900年由日本译介而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前苏联法学教育及其理论影响，我国的法理学被冠之以“国家与法权理论”或“国家与法的理论”之名称。50年代由我国学者撰写、翻译、出版的著作大都以这两者命名，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国家重新重视法制，法学院逐渐恢复和重建，作为法学院学生基础必修课之一的法理学，仍是以“国家与法的理论”之名目和内容讲授，一个小小的变化是去掉了50年代的“国家与法权理论”之名。依笔者之分析，“法权”概念的被废弃大概同70年代国内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有关。大约到了80年代初，随着政治学学科的恢复和重建，同时也由于法理学界对法学学科体系、尤其是对其中的“国家与法的理论”学科的探讨和争论，原有的国家理论逐渐地从这门学科中分离出去，归属于政治学学科范畴。这时，与现代法理学意义较为接近的“法学基础理论”得以产生。在起初的几年间，这门学科有以下几种名称：“法学基础理论”、“法学基本理论”、“法的基本理论”等等。1982年，由孙国华教授主编、法学教材编辑部审订、法律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将此学科定名为“法学基础理论”，这一名称一直延续到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对外文化交流的逐步扩大，西方的法理学不断被介绍进来。尽管“法学基础理论”作为一种“官定”的法学学科名称，但法学界已不满意于此。于是，以“法理学”作为学科命名的教材、讲义、著作等已逐渐在我国的部分区域内和院校内施行和使用，原来的以“法学基础理论”作为专业的研究生招生也冠之以“法学理论”或“法理学”专业之名。“法理学”作为一种较为通用的法学学科名称，已逐渐被法理学界人士所接受。1994年，由国家教委组织、沈宗灵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法理学》，是第一本以“法理学”命名的“官方版本”。由此，“法理学”名称得以正式确立。当时，我们都认为，这是同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因应了法学的发展大趋势，为此而欢欣鼓舞。笔者还曾撰文说：由“国家与法权理论”→“国家与法的理论”→“法学基础理论”→“法理学”的变化看，无不打上了历史时代的烙印和痕迹。由最初的对“法理学”持排斥批判态度，到后来的被接受并使用，其中无不反映了政治上的变化和思想观念上的变化。
但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我发现诸如“法理学”、“法哲学”这些名称本身存在着模糊之意，需要对此进行反思。这些年在中国法学界不断有争论：有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争(即法理学和法哲学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有大陆法化与英美法化之争(有大陆法系国家学术背景的人一般将法理学和法哲学分隔，而有英美法系国家学术背景的人一般将二者合一)；有法学和哲学之争(法学家一般认为法理学、法哲学属于法学，而哲学家一般认为法哲学属于哲学)，等等。上述争论反映了“法理学”、“法哲学”概念在移入中国后的本土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遭遇。
既然这样，我们不如将这些从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概念“退”一步，回到它的准确的名称上去，即“法律的一般理论”，这样的“退”并不是一种妥协或权宜之策，也不是为了避免学术争论，而是认为这样的名称最能体现和反映这门学科的性质和内容及其内涵。德沃金教授在论述法理学时就采用过这一概念：“法律的一般理论肯定是抽象的，因为它们旨在阐释法律实践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结构而不是法律实践的某一具体方面或具体部分。……法哲学家们对任何法律论证所必须具备的一般要素和阐释基础展开争论。……法理学是判决的一般组成部分，亦即任何依法判决的无声开场白。”这段话中他用了几个“一般”；另一位美国著名的法学家波斯纳教授在其著作《法理学问题》一书的“序言”中，也对法理学的特点进行了简略而精确的描述。他讲道：“所谓‘法理学’，我指的是关于法律这种社会现象的最基本的、最一般的和最理论化的分析。”法理学的一般性，既指它所研究的是一般法律问题，也指它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般结论。法理学的一般性是相对于特殊性而言的。它一般不过多涉及那些具特殊性的法律问题。这里的“一般”，即是奥斯汀所讲的“凡论题之为各种法律的共通，而非仅与任何特种法律相关者”。“一般”即“共通”，凡属法律共通的问题，即为法律的一般问题，凡属法律共通的结论，即为法律的一般结论。因此，在前苏联时期，以及一些西方法学家那里，法理学这门学科有时也被称之为“法的一般理论”。
法理学的一般性，并非常人所理解的“不重要性”。这里，“一般”和“重要”不是一对概念，而是和“特殊”构成相对概念。这里的“一般性”，强调的是它关注的是作为社会现象之重要构成的法律现象的整体问题、共通问题。法理学的一般性同其概括性、抽象性特点一样，体现在法理学的概念、命题、结论之中。比如，法理学对法、法律概念的研究，不局限在具体的特殊的刑法、民法、商法、合同法等概念的研究上，而是在诸种种类繁多的特殊具体的法律概念基础上，概括出作为整体的所有法律的共通适用的一般法律概念来。同样是对法律概念的研究，法理学也不能只局限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上，只研究奴隶制法律或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法律概念，而应该研究作为人类法律现象的共通的一般的法律概念。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波斯纳教授说，“法理学的许多问题是跨越原理、时间和民族的界限的”。有人也许会指责波斯纳对法理学的这一定性抹杀了法理学的阶级性特征，宣扬的是一种抽象的非意识形态的法理学观。但笔者认为，波斯纳正是从法理学的一般性特征出发，得出此一结论的。它同法理学的阶级性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跨越原理、时间和民族的界限”强调的是法理学问题的文化性特征、技术性特征，它并未涉及法理学的意识形态问题。因为即使按照我们现有的理论，原始社会解体后的任何社会，都有法律存在，法律现象是人类社会共通的社会现象，那么，就有共通的法律问题之存在，对这些共通的法律问题的研究，就是法理学研究的任务，也是法理学研究的对象和特点。因此，法理学的一般性主要是从共通性上来理解的。
同时，法理学的一般性同法理学的普遍性又是相通的。法理学的普遍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普遍性，二是法理学的研究论题具有普遍性，三是法理学的研究结论具有普遍性。
导 论
1.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以法（或法律）这一特定社会现象为其研究对象。
2.西方法学家对法的具体研究对象的理解：
⑴自然法学、哲理法学主张法代表正义、道德或哲理，认为法学应研究法的价值或最高目的（即正义的或理想的法）；
⑵分析法学主张法是国家权力的产物，认为法学应研究法的形式（即法律规范的效力来源、逻辑结构和概念分析等）；
⑶社会学法学主张法是一种社会现象，认为法学应研究法的事实（即法的社会功能、法的效果以及法和社会生活的关系等）。
以上三种理解都是片面的，作为科学的法学，以上三方面都应研究。即，法学既要研究法的内容和形式，又要研究法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
3.法学的词源：
⑴中国：古代先秦（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类似后世讲的法学的名称是“刑名法术之学”或“刑名之学”。'刑'指刑法、刑罚或广义的法；'名'指循名责实、赏罚分明。'刑名'也可作刑种解。'术'泛指君主实行统治的策略、手段。自汉代开始，有'律学'的名称，类似于后世的法学。
⑵西方：最早出现的法学一词通常指古代拉丁语中Jurisprudentia，原意为“法律的知识”和“法律的技术”。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对该词下的定义是“人和神的事务的概念，正义和非正义之学”。
4.〔法学体系〕：是指法学研究的范围和分科，是由法学的各个分支学科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5.法学产生的前提：a首要条件是法律的产生；b立法已发展到相当复杂和广泛的程度；c社会上已出现一个职业法学家的集团。
6.法的起源的一般规律：从习惯演变为习惯法，再发展到成文法（广义的立法）。
7.法学的特征（实践性和阶级性）：
⑴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具有实践性的特征，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来源于社会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因而它是合乎科学的，即实事求是的。
⑵作为阶级社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法学又具有阶级性的特征。它的内容、性质和任务，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其阶级性是指法学代表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不同阶级利益服务。在阶级社会中，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法学是有阶级性的，超阶级的法学是没有的。
8.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以往法学的原则区别：
⑴以往的法学一般以唯心史观为基础，否认物质生活条件对法的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法学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它认为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由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⑵以往的法学都以不同形式否认法的阶级性，或者认为法是超阶级的“公共意志”的体现。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并不是超阶级的，它是由掌握国家权力的阶级制定出来并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⑶以往的法学大都认为法是超历史的，永恒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阶级意义上的法并不是超历史的，而是人类的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消亡，阶级意义上的法也将趋于消亡。
9.民主和法制的学说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内容包括：
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不可分。
⑵民主与法制不可分，民主和集中、民主和党的领导不可分，民主与法制建设不能超越历史阶段。
⑶应“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
⑷要法治不要人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⑸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⑹要遵循法制原则，不搞政治运动。
⑺解决消极现象的重要手段是教育和法制；要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⑻要坚决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⑼“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⑽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
10.法学自身的方法论：社会调查；历史调查；分析和比较法律；词义分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分析。
第一编 法的一般原理（法的概念、价值、作用、历史发展和资本主义法）
12.法、法律的词源和词义：
⑴ 在古代汉语中，法和律二字最初是分开使用的，'法'和刑通用，“律，均布也”，意思是一致遵循的格式、准则，可见它们的含义并不相同。在秦汉时，“法”“律”二字已同义，更合为法律一词。一般地说，法的范围较大，指整个制度；律则指具体准则，尤指刑律。
⑵ 广义的法律指法律的整体。狭义的法律仅指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
⑶ 静态的法通常指法律规则、制度；动态的法则泛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活动或过程。
13.法的本质和现象的关系：
⑴ 法是一种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是一种强制性规则，它规定了权利、义务和权力，这些都属于法的现象，体现了法的外部联系，依靠感官就能感觉出来；
⑵阶级社会的法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归根结底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等，这些才是法的不同层次的本质。体现了法的内部联系，较深刻稳定，只有通过抽象思维才能把握。
14.法的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
⑴ 法的本质属性即直接体现法的本质的属性（如法的阶级性、人民性等）；
⑵ 法的非本质的属性，即直接体现法的现象的属性（如国家强制性、规范性等）。
15.法不同于其他上层建筑现象的基本特征：
⑴ 法是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
①这表明法不同于同一上层建筑中的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国家、政党）的基本特征。法是一种社会规范，是调整人们相互行为的准则。法主要由规范构成又不仅由规范构成；
②从现象上说，法具有规范性和一般性（或称普遍性和概括性）的非本质属性。法的规范性是指它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用以遵循的模式、标准或方向。法的一般性是指法律规范是一种抽象、概括的规定，即：首先，它的对象是一般的人或事而不是特定的人或事。其次，在这一法律生效期间内，是反复适用的，而不是仅适用一次的。再次，同样情况同样适用，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③从法的规范性和一般性还可以派生出其他一些属性如连续性、稳定性和效率性。
④规范性文件属于法的范围，非规范性文件虽然也有一定法律效力，但不属于法的范围，只是适用一定法律规范的产物。如：委任令、逮捕证、营业执照、调解书等。在不承认法院判决是法的渊源之一的国家，法院判决也只是适用法律规范的产物。
⑵ 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
①这表明法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区别。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也就是使法具有“国家意志”的形式。
②制定或认可表明法的产生的两种方式。国家制定的法，通称为成文法和制定法，习惯被国家依法认可后即成为习惯法或转化为成文法。并具有普遍约束力。
③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对以成文法和制定法为主的国家，如西方的民法法系国家（法、德等国）或当代中国而论，是特别适合的。对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普通法法系国家来说，他们以成文法和判例法并重，判例的形成则意味着国家授权特定法院对判例法的制定或认可。
④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表明法又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和统一性的非本质属性。权威性指法代表国家主权即最高权力的意志。普遍性和统一性则指在主权所及范围内普遍有效并相互一致和协调。
⑶ 法规定人们的权利、义务、权力。
①这一特征也表明法律规范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如内容、范围和保证实施的方式等方面。
②这里的'人们'是泛指，在法学上讲是指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个人、社会组织、国家机关以至国家本身。这里讲的'权利和义务'有时也可以泛指，其中包括国家机关及其代理人在执行公务时所行使和承担的权利、职权和职责。
③这一特征说明法的现实性属性，即法律具体规定了人们可以和不可以、应该和不应该如何行为。
⑷ 法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①思想意识不具有任何强制性的特征。法律以外的社会规范也都具有一定强制力，但不同于以国家名义并由国家专门机关所实施的强制力。
②法必须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指法具有制裁违法犯罪行为的功能。但法的强制力与法律制裁是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
③这一特征表明法的强制性是法的一个非本质属性。
16.法的要素：法由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规范）三个要素构成，法律规则是法的主体。
⑴[法律规则]：是一种社会规范，即特定社会群体中一般成员共有的行为规则和标准。
⑵[法律概念]：是法律上规定的和人们在法律推理中通用的概念。
⑶[法律原则]：法律原则是法律上规定的用以进行法律推理的准则。
17.法律规则的逻辑构成：从逻辑上看，法律规则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个部分构成：
⑴ [行为模式]：是从大量实际行为中概括出来作为行为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或标准。
①可 以 这样行为 → 授权性法律规范（鼓励性规范、容许性规范）
②应 该 这样行为 → 命令性法律规范（“令行”法律设定了积极的、行为的义务；）
③不应该这样行为 → 禁止性法律规范（“禁止”法律设定了消极的、不行为的义务；）
⑵ [法律后果]：一般是指法律对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赋予某种结果。
①肯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承认这种行为合法、有效并加以保护以至奖励。
②否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上不予承认，加以撤销以至制裁。
18.法律规则的分类：
①授权性、命令性和禁止性三种，或者分为授权性与义务性（令行禁止）两种；
②调控性和构成性规则；
③强行性与任意性规则；
④确定性、委托性和准用性规则。
19.法的本质：
⑴ 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法的本质的第一个层次。国家意志也就是指掌握国家政权阶级的意志；法并非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阶级意志和阶级利益是不可分的。
⑵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国家意志内容的最终决定因素，它是法的第二层次的本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一般指生产方式，也是社会经济基础，因而法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既不能从“唯意志论”来理解法的本质，认为法是以意志为基础的，甚至认为法能创造社会经济关系；也不能否认法的阶级意志而仅讲法是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这也等于将法与经济规律混为一谈。
⑶ 经济以外的因素，如政治、思想、道德、文化、历史传统等，对法所体现的国家意志也有影响。他们是法的本质的第三层次。法和这些因素在经济因素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条件下相互作用。
20.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
⑴ 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首先在于它的阶级本质，即它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既体现了它的鲜明的阶级性，又体现了它的广泛的人民性，两者是统一的。
⑵ 当代中国的法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意志及其领导下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意志，还包括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意志。
⑶ 我国社会主义法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是指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形成的共同意志具有法的形式，而决不是指法本身是以意志为基础的，更不是说这种意志创造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研究我国法的本质应认识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制定我国法律的根本依据。
法的价值——正义与利益
21.法的价值、正义与利益的概念
⑴ 法的价值，指三种含义：法促进哪些价值；法本身有哪些价值；在不同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法根据什么标准来对它们进行评价，或称法的评价准则。
⑵ 正 义，泛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事业、关系和制度等。从实质上讲，正义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不管哪类正义，都是历史的、相对的、阶级的概念。但也存在人类社会普遍接受的某些正义观念。
正义的分类：
①美国法学家庞德，从经济、政治、道德和法律等不同角度来划分。
②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
a、分配正义指根据每个人的功绩、价值来分配财富、官职、荣誉。（适用于立法、公法）
b、改正的正义指对任何人都一样地看待，仅计算双方利益与损失的平等。
③美国哲学家罗尔斯：
a、社会正义指社会制度的正义；个人正义指个人在特殊环境中行动的原则。只有首先确定社会正义原则，才能进一步确定个人正义原则。
b、实质正义指制度本身的正义；形式正义是对法律和制度的公正和一贯地执行。形式正义可以指法治，虽不能保证实现实质正义，但它可以消除某些不正义。
⑶ 利益，通常指好处，或某种需要或愿望的满足。利益有不同分类法：
利益的分类：
①存在领域不同：物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
②计算角度不同：多数利益与少数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
③利益主体不同：个人利益、群体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
④法律与利益关系：合法利益，即法律所承认和保护的利益；非法利益，即法律所反对和否认的利益；法律不加过问或法律地位不明确的利益。
22.中国古代思想中义与利益之争：
⑴ 义通常指正义，泛指道德；利则指物质利益。义与利之争，指义与利何者为重。
⑵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重义轻利，而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重利轻义。双方都主张义和利是对立的。
⑶ 墨子、荀子认为义和利应并重，并论证了求利的合理性。
23.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关于法与正义的观点：
⑴ 关于法与正义的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
①法本身代表正义，法与正义是等同的；
②正义是衡量法是否符合法的目的（正义）的标准。（如自然法学派）
③法与正义（道德）是无关的，至少两者并无必然的联系。（如分析法学派）
⑵ 西方法律思想史中也有正义论与功利主义之争。但与中国古代的义与利之争不同，西方的两派都重视法的作用。
24.当代中国利益关系的特别复杂性：
⑴ 由于中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它的底子是薄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
⑵ 中国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
⑶ 我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体制改革；
⑷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和个人的心理因素的变化。
25.我国法律在调整正义与利益关系时的评价准则：
⑴ 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
⑵ 兼顾多数利益与少数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
⑶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⑷ 善于选择最佳方案。
26.法在调节正义与利益关系中的作用：
⑴ 体制改革和市场行为都需要法律来加以调节，否则社会就可能陷入无序状态或误入歧途。
⑵ 从宪法到每一个法律、法规都离不开对各种利益关系的直接与间接的调节；
⑶ 法律调节利益关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积极方面讲，包括对有关利益的确认、保护；对实现利益提供机会和条件；协调不同利益间的矛盾；预防利益矛盾的产生和激化等等。从消极方面讲，包括对有关利益的限制、禁止；对利益纠纷的裁决；对受损害一方提供补救；对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实行制裁等等。
27.法在调节利益关系中的作用的限制：
⑴ 美国法学家庞德曾讲到以下三种限制：
①法律所能处理的只是行为，即人与事物的外部，而不能及其内部；
②法律制裁所固有的限制，即以强力对人类意志施加强制；
③法律必须依靠某种外部手段来使其机器运转，因为法律规则是不会自动执行的。
⑵ 利益关系是复杂的，社会和国家用于调节利益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法律是一个重要手段，但也只是其中之一。
法的作用
28.[法的作用]：又称法的功能，泛指法对个人及社会发生影响的体现。
29.法的规范作用与社会作用的关系：
⑴ 法的规范作用，法主要是由法律规范（规则）构成的，它是一种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
⑵ 法的社会作用，从法的本质和目的这一角度来说，法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为维护经济基础和发展生产力服务的。
⑶ 这两种作用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但却不是并列的。法通过调整人们行为这种规范作用（作为手段）来实现维护经济基础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作用（作为目的）。法的作用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它是以自己特有的规范作用来实现它的社会作用的。
30.法的规范作用的体现：
根据行为的不同主体来看，法的规范作用可分为以下5种作用：职业、评价、教育、预测和强制。
31.[法的指引作用]：指法的规范作用的首先体现，即对本人行为的指引。行为的主体是每个人自己。
⑴ 对人的行为的指引有两种：
[个别指引] 即个别调整，指通过一个具体的指示就具体的人和情况的指引。
[规范性指引] 即规范性调整，指通过一般的规则就同类的人和情况的指引。法是一种概括性的社会规范，它的指引作用的性质自然属于规范性指引。
⑵ 义务性规范和授权性规范分别代表两种指引形式：
[确定的指引]指人们必须根据法律规范的指引而行为。即法律规定：人们应该这样行为和不应该这样行为，违反这种规定，就应承担某种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如国家不予承认、加以撤销或予以制裁等）。
[有选择的指引]是指人们对法律规范所指引的行为有选择余地，法律容许人们自行决定是否这样行为。即法律规定：人们可以这样行为，如果这样行为将带来某种肯定性的法律后果（如国家承认其有效、合法并加以保护和奖励等）。
⑶ 规范性指引的优点和局限：
规范性指引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高效率的优点，也符合一般人的心理要求，即要求过一种符合理性的、较稳定的、个人有相对独立性的生活。但是比较抽象，对个别情况不一定合适，还需要辅之以个别指引和其他补救办法。
32.[法的评价作用]：
是指判断、衡量他人行为是否合法或有无法律效力的作用。评价的对象是他人的行为。
优点和局限：法是一个重要的普遍的评价准则，它是客观的，而不会感情用事；它是由较多的人认真研究所制定的；它比政策、道德等其他评价准则更为明确和具体。但它的局限性主要是一般只能作为判断是否合法和有无法律效力的准则，很多行为并不由法律调整，或仅靠法律来评价是不够的。
33.[法的教育作用]：
是指通过法的实施而对一般人今后的行为所发生的积极影响。这种作用的对象是一般人的行为。
34.[法的预测作用]：
又称法的可预测性，即依靠法律人们可以预先估计到他们相互间将如何行为。这种作用的对象是人们相互的行为，包括国家机关的行为。
35.[法的强制作用]：
是指制裁、惩罚违法犯罪行为。这种作用的对象是违法犯罪者的行为。法的强制作用还在于预防违法犯罪行为，增进社会成员的安全感。
36.阶级对立社会中法的两种社会作用及相互间的联系和区别：
⑴ 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这是法的社会作用的核心。体现在：
①阶级统治的含义极为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领域。
②法在维护阶级统治方面，最重要的作用是确认和维护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
③法在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和统治阶级及其同盟者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
⑵ 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作用。体现在：
①法执行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维护人类社会基本生活条件的法律；有关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法律；有关技术规范的法律；有关一般文化事务的法律等等。
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法律必然会日益复杂和增多。
⑶ 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①这两方面的作用是密切联系的。首先，它们是相互依存的，缺少任何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其次，就具体法律而论，有的明显地体现这一或那一方面的作用，有的则两种作用交错存在，或者以某一方面为主，另一方面为次。
②这两方面作用的差别主要是：
首先，前一方面作用的对象是阶级统治，后一种是阶级统治以外的事务。两者保护的直接对象是不同的。其次，维护阶级统治的法律当然仅有利于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则是剥夺和压迫；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法律，则有利于全社会而不是仅有利于统治阶级。再次，执行社会公共事务作用的法律，即使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往往是相似的，可以相互借鉴。
37.从政治理论角度来看我国法的社会作用是什么：
⑴ 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
⑵ 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⑶ 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
⑷ 保障和促进对外开放。
38.从法学角度来看我国法的社会作用是什么：
⑴ 维护秩序，促进建设与改革开放，实现富强、民主与文明；
⑵ 根据一定的价值准则分配利益，确认和维护社会成员（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义务；
⑶ 为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执行公务（行使权力）的行为提供法律根据，并对他们滥用权力或不尽职责的行为实行制约；
⑷ 预防和解决社会成员之间以及他们与国家机关之间或国家机关之间的争端；
⑸ 预防和制裁违法行为；（法律良好的一个重要标准是预防违法行为，尽可能减少违法行为，对已发生的违法行为加以相应的制裁。）
⑹ 为法律本身的运行与发展提供制度和程序。（法律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的一个特点是法律本身应规定它本身健全运行和发展的制度和程序，这是其他社会规范不可能具有或不完全具有的一个特点。）
39.怎样理解社会主义法律的作用的重要性：
法律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根本任务中具有重大作用，这种认识是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有益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号召。而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越发展，社会主义法律的作用也必将随之增长。经济、政治等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以及良好的社会秩序，是和社会主义法制并行发展的。
40.法的作用的局限性：
⑴ 法并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除法律外，还有经济、政治、行政、道德等各种手段；法也不是唯一的社会规范。以国家名义规定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主要体现为宪法和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法律具有主导地位，而对有些社会关系的调整，只能起辅助作用。有的问题不能应用法律。
⑵“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即使是制定得很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适的人正确地去执行和适用；还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法律的实现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配合。
⑶ 法律的抽象性、稳定性与现实生活的矛盾。想制定一个包罗万象、永久适用的法律只是一个幻想。法律本身存在缺陷也是难以避免的。
⑷ 法律所要适用的事实无法确定。
第一是要确定自己的法理学观，也就是你对法理学的具体理解；
第二是要知道你所理解的法理学是如何思考的；
第三是我们该从何处下手，向一流的学者学习做法理学研究；
最后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先做几点说明。
首先，大学课堂上没有“一定之见”或“唯一正解”，有的只是不同学者的不同见解。
我也只能结合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展示一种做法理学的方法。我认为法理学就是法哲学，这是我的法理学观，因此我讲的实际上是“如何成为一个法哲学家”。
其他老师的法理学观可能和我不同，做法理学的方法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别，由他们来讲就会是另一种内容。但我想各种法理学观深层的原理应该是相通的，这也是我选择“如何成为一名法理学者”而不是“法哲学者”作为本课主题的主要考虑。其次，我讲的都是一些基础性的东西，而不是前沿的知识。理论前沿当然重要，但对于研一的同学来说，打好学术基础更为关键。基础的东西能够为入门提供基本的指引，甚至能决定你在学术之路上能攀登到的高度。如果学术根基不牢，就去盲目地追逐各种理论热点和前沿问题，终究只能随波逐流，不但无法走得更远，还可能将时间、精力和激情消磨殆尽，毁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