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城 的历史
长沙有着两千多年的原址城建史，“长沙”一名最早见于先秦时代的《逸周书·王会》。秦代始设长沙郡，西汉时期建立长沙国，五代时期长沙为南楚都城。北宋时期设立的岳麓书院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留下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佳句。清末时长沙为中国四大米市和四大茶市之一，近代则成为了中国一大重要政治革命中心。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兴办时务学堂，黄兴等人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口号在长沙创立华兴会，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早期核心人物也在此求学和开展政治运动。长沙于1937年成为抗日战争后方，迎来发展鼎盛期，但其后的“文夕大火”以及四次长沙会战摧毁了长沙的城建和经济基础，对其现代史造成了深重影响。
1938年11月13日凌晨，因为日寇的进犯，国民党当局采用焦土政策，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但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一系列偶然因素却让这场火灾变得完全不受控制，最终导致长沙30000多人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约10亿元。
文夕大火事情经过：
1、焦土政策
抗战中最先提起“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人是李宗仁。当时政府为免军事物资遭日军获取，而规定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即敌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实施焦土政策，以为积极防御。1938年11月11日上午9时，蒋介石的密令到达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手中。
旋即，张治中又接到蒋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内容是“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2、计划出炉
张治中召来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两人于11日下午4时就拿出了一份“焚城计划”。该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
“于（1938年）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另外，还对焚城的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
3、焚城计划
据计划起草人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许权回忆，经过徐权修改后的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
“于（1938年）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计划还对焚城的全部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这是长沙城中地理位置最高的地方。张治中批示：“限明晨（13日）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
张治中还和酆悌、徐权一起研究组建了“破坏长沙指挥部”。决定由酆悌负总责，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任总指挥、市社训总队副总队长王伟能和许权任副总指挥。
4、意外火情
1938年11月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许权得到士兵的报告后，电询前线的关麟征处，得知前方无事，且南门不是举火的地点，所以判断是失慎。许权打电话找警察局局长文重孚，要求救火，答复是：警察都撤离了，消防队员也撤离了。
另外，因早前为了实行焦土政策，所有消防车都把水换成了汽油。意外产生的火灾，没能快速扑灭。不到一刻钟后，南门又有三处起火。不知真相的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以为是信号，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不多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
眼看大火已无法扑救，只能宣布弃城。最终长沙大火烧了五天五夜，才自行熄灭。
5、人间炼狱
由于焚城的计划是严格保密的，焚城的行动又是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故当火起时，留城的老百姓尚在睡梦中。及至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日军打进城来了。正准备夺路逃命，但烈火已经临门，大多数的街巷已被烟火封住。
熊熊大火中逃命的人们，在拥挤和混乱不堪中，有的被人群踩死，有的被汽车压死，有的被大火活活烧死。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被大火逼进水缸后惨死。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躲进水缸避火，双双被活活煮死。30多名余太华金号员工躲进防空洞，全被烤焦致死。
凄厉的哭喊声，恐怖的嘶叫声，连同建筑物燃烧时的爆炸声，交织成为一个悲惨世界。无数市民争相逃命，在长沙城的湘江渡口发生严重的事故。
扩展资料：
文夕大火的事件反思：
1、意外诱因
针对当时“类似阴谋的纵火”的责难，张治中也曾经为自己辩解，说是一个“意外的突变”，“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那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过早的行动呢？张治中归结为“误信流言”，“岳州没有放弃，就谣传岳州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等到敌人登陆城陵矶的消息一证实，就传说敌人两天之内就可以到长沙。就在12日晚间，战事发展到汨罗前线时，有些人竟慌张到“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3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
2、政策必然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荣维木分析指出：“国民党确定了焦土抗战的方针，事先做好焚城准备，焚城随着中日战局的发展，也就是时间早晚的事情。这是大火的必然性。”“但长沙大火是在混乱中发生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这种情况，说明了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战争的组织者是多么容易产生失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夕大火
长沙古城的历史变迁调研报告
长沙位于湘中东北部之湘江下游，跨湘江两岸， “长沙”的名称始于西周时代，乃3000年楚汉古都，近代湖湘文化的策源地，本文将从下面两个方面对这次调研结果进行阐述。
一长沙古城的历史发展
夏商周时期
长沙，夏代属古三苗之地；到商、周时代，三苗国消失了，但三苗后裔仍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这时长沙属“扬越”（又叫“荆蛮”），史称“扬越之地”。商周时期，北方中原王朝对南方“荆蛮”、“扬越”的战事频繁，虽未能在这里建立起他们直接的统治，但“扬越之地”一度成为商周的“南服”，迫使“荆蛮”臣服纳贡。《逸周书•王会》记载，周初营建雒邑告成，各方诸侯来贺，贡物中有“长沙鳖”一种，这是“长沙”一名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
秦代时期
秦国灭掉楚国，在原楚江南之地设立“ 长沙郡 ”，从秦代开始，长沙开始纳入中国统一的政治版图，并第一次明确地以一个行政区域载入史册。秦代长沙郡涵盖今湖南大部分、湖北以南、江西西北和广东的连县、广西的全州等地，面积几乎相当于今湖南全省，临湘县为治所。
西汉时期
秦朝灭亡，汉王朝建立。刘邦称帝之后，公元前202年封西汉王朝开国功臣吴芮为长沙王，以原秦朝的长沙郡建长沙国，临湘县驻所作为国都，也标志着湖南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诸侯国，长沙成为王国都城。长沙王是长沙国的最高统治者（最高官员），其王位世袭，但自东汉汉朝对诸侯王国改变体制之后即公元前144年，实际成为有名无实的番王了。
东汉时期
公元26年(建武二年)，刘秀复建长沙国，以控制洞庭以南的局势。到29年包括长沙在内的湖南全境正式归于东汉，长沙的归汉。长沙在37年，刘秀以长沙王刘兴等“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将其改封为临湘侯，又将长沙国废除，改为长沙郡。
三国、西晋时期和唐朝五代时期
三国和西晋时期，长沙为长沙郡郡治，属古荆州。西晋后期和南北朝时期，长沙为长沙郡郡治，湘州州治。隋前期撤郡，长沙为潭州总管府；后期改州为郡，长沙又为长沙郡郡治。唐朝时设潭州治所，曾属江南道，江南西道。
五代十国时期长沙为楚国国都，这也是唯一以长沙为都城建立的国家。
宋朝至现代
宋时长沙为潭州治所。北宋设岳麓书院，将长沙的文化和教育推向鼎盛时期。
元朝1274年时改为潭州路，湖广行省治所。1281年仍为潭州路，湖南道宣慰司治所，隶属湖广行省；文宗天历二年因“天子临幸”而改名天临路，元末改潭州府治所。
明初改为长沙府治所，隶属湖广布政使司。
清朝康熙三年建“湖南省”，长沙同为长沙府府治和湖南省治。民国二十二年长沙县、市分治，设“长沙市”，为湖南直辖市，长沙一直作为湖南省会至今。
二长沙古城的历史变迁
战国至西汉时期，长沙古城城区呈东西长，南北窄。经历东汉、三国、两晋、南朝，城区有逐渐向南北方向扩大的趋势。不过，这扩大只是郡治、县治、津城等单元的向外扩张，而城的本体却并没有扩大。这种状况是自东汉以来，集权衰弱，豪强兴起；群雄争斗，戌城林立；“地无百里，数县并置“社会政治形态在城市建设上的反映。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城市也相应的得到发展。长沙古城自建城以来，在这一时期第一次得到了较大的拓展。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长沙古城在隋唐五代时期拓展情况大概如下：
向南：到今南门口一带。秦汉古城以南，除三国韩玄墓外，南门口及明清旧城墙下都有不少东汉墓，说明东汉以前此地均为郊野。
现南门内有不少带桥和码头的街巷的名称，如天心阁西北，晏家塘东头有高码头，往西有位于小古道巷附近的一步两搭桥，位于学院街附近的登瀛桥等，可能为唐代护城河经过之处，而当时的城墙当在这些地方以内。
向北：到潮宗街与营盘街一带。307年（西晋永嘉元年），晋怀帝分立湘州，把其所属长沙郡的郡治移到城南门外，后来又把郡所辖的临湘县治迁到城北门外今潮宗街一带。据清《嘉庆一统志》：“今之长沙县治，即《水经注》所谓临湘新治，南北朝宋所徙，本在城外，隋唐时包入城中。”据此，唐代长沙城向北扩展到了潮宗街以北，这一带从西至东现尚保存有活源桥、孙家桥、文星桥、司马桥、戥子桥等街名，基本上都在东西向的一条线上，当年均应为城北护城河上的桥。
向东：因有浏城桥至天心阁一脉山峦（龙伏山）的局限，其扩展不大。从城北的戥子桥经顺星桥往南经落星田、古稻田直到天心阁西北方向的高码头，应是当年东面护城河所经之处。唐戴叔伦《游长沙东湖》诗云：“湘流分曲浦，缭绕古城东”，所指的古城东当为这一带，而不应是现浏城桥以东的明清时期的便河以东。50年代在今长沙饭店的西侧原省轻工业厅处曾发掘出一只唐代的木船，可能当时城内外尚有河相通。
城西因湘江之阻无法再扩大，当时西城门名济川门，但具体位置不详。
根据对唐长安和洛阳城的研究，唐代城市的布局仍保留魏晋时期的封闭式的形态，又更严格的按等级来划分居民区。在具体形式上，多层的等级观念，使人们追求一种方正的格局，比汉代城市更整齐，已定型成一种棋盘式的里坊布局。当时长沙城内的布局，不可能按都城的规划，但根据有关资料，里坊是肯定存在，不过由于千多年来的兴毁，城内的里坊已无法再窥其全貌，历代志书所记也极为有限。现可见的仅《湘城访古录》辑明《一统志》、《清异录》等载有：贾谊故宅所在的“濯锦坊”、卒长能种子母蔗的“鸡狗坊”等。
结语
通过这次调研，我们发现1938年的文夕大火使楚汉名城长沙的历史风貌几乎丧失殆尽，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又在日益威胁仅存不多的历史街区。长沙作为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即将出台的《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明确划分了太平街、金线街、潮宗街等5个历史文化街区。然而，令我们担心的是，随着人民西路向西延伸，化龙池街区已难保全；坡子街民俗文化一条街的建设启动，街道两厢拆迁大势已不可逆转；一度以麻石路面著称的潮宗街，林立的高层建筑已将其团团围住，那些庞大的建筑物已威胁到了麻石街的环境和氛围。长沙古城的保护现状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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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历史时期，长沙曾有“临湘”、“潭州”古称；唐宋和明清时期的长沙，其经济和文化为其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长沙”之名有据可查的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关于贡品“长沙鳖”之说，距今3000多年。商周时期的宁乡县炭河里遗址出土的四羊方尊等青铜器反映了当时的长沙地区与中原有一定的联系。长沙约有2400年建城史，在春秋战国时期始建城，属楚国。“长沙，楚之粟也。”楚成王时设置黔中郡，长沙为其辖域。秦始皇统一中国，长沙郡为秦36郡之一，这是长沙以中国行政区划名称载入史册的开始。两汉时期，长沙为长沙国的都城。东汉初期废“长沙国”改立为“长沙郡”。
三国和西晋时期，长沙为郡治，属古荆州。西晋后期和南北朝时期，长沙为郡治和湘州制所。
隋前期撤郡，长沙为潭州总管府；后期改州为郡，长沙又为长沙郡郡治。唐朝时设潭州治所，曾属江南道、江南西道。唐朝五代时期的长沙窑，曾兴盛一时，成为釉下彩的发源地。五代十国时期长沙为楚国国都，这也是唯一以长沙为都城建立的国家。
宋时长沙为潭州治所。北宋设岳麓书院，将长沙的文化和教育推向鼎盛时期。元朝1274年时改为潭州路，湖广行省治所。1281年仍为潭州路，湖南道宣慰司治所，隶属湖广行省；元文宗天历二年因“天子临幸”而改名天临路，元末改潭州府治所。明初改为长沙府治所，隶属湖广布政使司。清朝康熙三年建“湖南省”，长沙同为长沙府府治和湖南省治。明清时长沙有四大米市和四大茶市之称，为中国最重要的米市之一。
清朝末年，曾国藩成为“湖南第一人”，当时的长沙府涌现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如曾国荃、左宗棠、胡林翼等消灭太平天国，发动洋务运动，收复新疆等，对晚清的中国造成深远的影响。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长沙成为重要的政治和革命活动地。戊戌变法的陈宝箴、谭嗣同，在长沙兴办时务学堂。之后自立军起义、华兴会、公祭陈天华和姚宏业、浏萍醴起义、抢米风潮，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活动。黄兴在清朝末年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清活动，为中华民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民国二十二年长沙县、市分治，设长沙市，为湖南省辖市，长沙一直作为湖南省会至今。
15—20万年前，长沙地区开始有人类活动。约7000年前，长沙开始形成村落。约24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于长沙建城。一直到今天，城址一直未变，2000多年前的道路甚至与今天所在位置的街巷依然重合，故此长沙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时间在同一地址建城的城市之一。不同的历史时期，长沙曾有“临湘”、“潭州”古称；唐宋和明清时期的长沙，其经济和文化为其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长沙”之名有据可查的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关于贡品“长沙鳖”之说，距今3000多年。商周时期的宁乡县炭河里遗址出土的四羊方尊等青铜器反映了当时的长沙地区与中原有一定的联系。长沙约有2400年建城史，在春秋战国时期始建城，属楚国。“长沙，楚之粟也。”楚成王时设置黔中郡，长沙为其辖域。秦始皇统一中国，长沙郡为秦36郡之一，这是长沙以中国行政区划名称载入史册的开始。两汉时期，长沙为长沙国的都城。东汉初期废“长沙国”改立为“长沙郡”。三国和西晋时期，长沙为郡治，属古荆州。西晋后期和南北朝时期，长沙为郡治和湘州制所。隋前期撤郡，长沙为潭州总管府；后期改州为郡，长沙又为长沙郡郡治。唐朝时设潭州治所，曾属江南道、江南西道。唐朝五代时期的长沙窑，曾兴盛一时，成为釉下彩的发源地。五代十国时期长沙为楚国国都，这也是唯一以长沙为都城建立的国家。宋时长沙为潭州治所。北宋设岳麓书院，将长沙的文化和教育推向鼎盛时期。元朝1274年时改为潭州路，湖广行省治所。1281年仍为潭州路，湖南道宣慰司治所，隶属湖广行省；元文宗天历二年因“天子临幸”而改名天临路，元末改潭州府治所。明初改为长沙府治所，隶属湖广布政使司。清朝康熙三年建“湖南省”，长沙同为长沙府府治和湖南省治。明清时长沙有四大米市和四大茶市之称，为中国最重要的米市之一。清朝末年，曾国藩成为“湖南第一人”，当时的长沙府涌现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如曾国荃、左宗棠、胡林翼等消灭太平天国，发动洋务运动，收复新疆等，对晚清的中国造成深远的影响。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长沙成为重要的政治和革命活动地。戊戌变法的陈宝箴、谭嗣同，在长沙兴办时务学堂。之后自立军起义、华兴会、公祭陈天华和姚宏业、浏萍醴起义、抢米风潮，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活动。黄兴在清朝末年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清活动，为中华民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民国二十二年长沙县、市分治，设长沙市，为湖南省辖市，长沙一直作为湖南省会至今。长沙在民国时依然是中国政治的革命中心之一。1911年10月22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起义新军光复长沙。1915年，曾就读于时务学堂的蔡锷发动了护国运动。1919年，长沙派送大批五四青年赴法勤工俭学，长沙也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地之一。毛泽东、何叔衡、任弼时、蔡和森、向警予等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都在长沙读书或者从事政治活动。1927年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并试图攻打长沙；失败后他转向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现实方针。1941年到1943年，长沙沦为战场，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指挥部所在地。日军曾经为了长沙不惜代价发动3次长沙会战及长衡会战，由此可见长沙的重要性。1949年8月5日，长沙正式建立共产党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长沙开始重建与发展。长沙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早期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被认为是革命圣地。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长沙经济开始和沿海城市的差距逐步加大；1990年代后期，长沙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成为中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2007年年底，长沙同湘潭、株洲被国务院批准为长株潭“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为中国中部崛起的重要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