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余秋雨短篇散文 求原文、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八十年代中后期。那个时候，国内兴起了一股所谓的“散文热”。那时的情形是，铺天盖地的散文杂志、综合文学杂志以及青年爱情婚姻家庭报刊的不断出现，加之报纸的扩版，副刊、周末版的兴起，散文成了最流行的文学体裁，成了人人可以搭乘的公共汽车。散文“热”了。可是，这种“热”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应有的乐观：那究竟是什么样的散文呢？没有了深广的情感能力，失去了感情的锐度，深广的痛苦和壮美的欢乐成正在被温情化享乐化，人类的大欲变成了个人的私欲，小欲、激情、理想分散成了零碎花哨的装饰。兼有所谓“小女子散文”的拙劣表演，鸡零狗碎的家长里短，更是倒了大众的胃口。正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家庭肥皂剧一样，时下流行的散文充其量是一种通俗的文本，一种无聊的媚俗。
就在这个时候，一种被评论家命名为“大文化散文”的散文文本开始闪亮登场，它就是以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散文样式。她一经问世，便以独特的视角、洒脱的行文、深刻的内涵、沉重的文化底蕴抓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古人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治学精神，余秋雨说：
“在研究中国古代线装本的时候，耳边也会响起一批大诗人、大学者放达的脚步。”
于是，他
“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
“中国文化真实的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
“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
(余秋雨《文化苦旅》)于是，余秋雨从书斋走向了“遗址。”于是，一批文笔清丽，立意深邃的散文佳品从他的笔下诞生了。《阳关雪》就是其中的一处景观。
阳关，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南，为古代通往西北边疆的要道，因其地处玉门关的南面而得名。和《道士塔》、《莫高窟》一样，本文也是取材于文化胜地和旅游景点的，这样做其实是很冒险的，因为早已有许多散文大家留下了名篇，而余秋雨的聪明在于，他只选取了有限的自然景观，结合与之相关的人文景观，并将二者进行双向的相互阐释，从而创造了一种人文山水画卷，让人在此流连。作者在开篇便说起古代文人的“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可是，当他们卸掉了乌纱，随意涂划的诗文便可以千古留芳。这看似不经意的起笔，实际上，这正是本文所要表达的题旨，也为后面的论述埋下的伏笔。作者继尔从白帝城、黄鹤楼、寒山寺写起，进一步阐述历代文人“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的魔力。接下来自然而然地引出了王维那首著名的《渭城曲》，话题也就转到了正题上。这种开头的写法在余氏散文中随处可见，就像电影镜头，从很远处慢慢拉近。当作者向一老者打听去阳关的路线时，却被告知“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说着看了看天，又补了一句“这雪一时下不停。”作者自然不作理会，转身钻进雪里。那雪肯然是不大了，况且作者也无意于写自然的雪，所以一笔带过。
然后就是在沙漠里行走，然后就看见了古战场遗留下来的坟堆。面对此情此景，作者展开了想象翅膀，在历史的时空里遨翔。他用深情而又锤炼的语言描述了昔日铁马金戈的杀敌场景以及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
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
读到这里，我想起了“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高适《燕歌行》)、“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王昌龄《塞下曲》)、“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王维《垄西行》)、“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李白《子夜吴歌》)、“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渔家傲》)等动人的诗句。
作者仍不肯罢休，他还把阳关的坟堆和中原内地的坟地做了比较，前者是“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后者则“在重重美景中发闷”。在作者眼里，阳关的坟堆也具有夺人魂魄的魅力。
“阳关古址”终于寻到了，其实，这里真的没有什么好看的了。烽火台还在，已经坍了大半苇草在寒风中抖动，再有就是西北的群山积着层层叠叠的皑皑白雪。作者当然不是为了看这些景致才来的。借助于眼前的景观，作者关注的是历史留下的思索。站在阳关古址，他想到了王国维，由王国维想到了唐人风范。他写道，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是因为它有一种健美的形体、自信的目光，创造这种自信的只能是“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而蒙娜丽莎发出的迷人微笑却是在唐人造像之后的许多年之后才有的。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王国维来说，可以“随脚出入”。可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而历史老人却“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西出阳关的诗人“大多成了谪官逐臣。”这才是让作者最最痛心之处啊。无怪乎他要写到：“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他为阳关的坍弛，为她坍弛于“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而仰天喟叹!
值得一提的是，余秋雨的散文有极强的抒情色彩，对此，有人却给他扣上了“伪浪漫主义”、“矫情”甚或“煽情”的帽子，这是有失公允的。此文中的一些抒情句子都十分精采，很好地表达了思想感情。比如结束句，他是这样的：还是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在看似平淡中，包含了意独龙未尽的诸多感伤，我觉得是传神之笔。余秋雨曾说：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 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余秋雨《文化苦旅》)他走出书斋，走进遗址，用整个身心去体味，加之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写出了一批深邃苍凉之作，而这些散文又是那些无病呻吟的小散文不可同日而语的。
余氏散文其时间空间距离的跨度之广，思绪反差之强，歌颂与批判、赞美与追怀、智性的概括和感情的渲染，历史的沉吟和个人经验的叙述，诸多意向纷至沓来，跌宕起伏，民俗和艺术经典的穿插，时空的紧密连贯和空白，意向远距离的呼应，使他的文章体现出繁复而多彩的特色，从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正如著名评论家孙绍振先生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一文评述的那样：他的散文不是传统的性灵小品，更不是“匕首和投枪”所暗示轻型艺术话语，他的散文是货真价实的大散文话语，五四以来，还没有他这样的融思想、智慧、情感于一炉的大容量大深度的话语。我觉得，这个评价余秋雨是授之无愧的。
千年庭院
一
二十七年前一个深秋的傍晚，我一个人在岳麓山上闲逛。岳麓山地处湘江西岸，对岸就是湖南省的省会长沙。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儿，乘着当时称之为“革命大串连”的浪潮，不由自主地被撒落在这个远离家乡的陌生山梁上。
我们这一代，很少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完全没有被“大串连”的浪潮裹卷过，但又很少有人能讲得清这是怎么回事。先是全国停课，这么大的国土上几乎没有一间教室能够例外，学生不上课又不准脱离学校，于是就在报纸、电台的指引下斗来斗去，大家比赛着谁最厉害，谁最出格。现在的青年天天在设计着自己的“潇洒”，他们所谓的“潇洒”大体上似乎是指离开世俗规范的一种生命自由度；二十七年前的青年不大用“潇洒”一词，却也在某种气氛的诱导下追慕着一种踩踏规范的生命状态。敢于在稍一犹豫之后咬着牙撕碎书包里所有的课本吗？敢于嗫嚅片刻然后学着别人吐出一句平日听着都会皱眉的粗话吗？敢于把自己的手按到自己最害怕的老师头上去吗？敢于把图书馆里那些读起来半懂不懂的书统统搬到操场上放一把火烧掉吗？敢于拿着一根木棍试试贝多芬、肖邦的塑像是空心还是实心的吗？说实话，这些逆反性的冥想，恐怕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学生都有可能在心中一闪而过，暗自调皮地一笑，谁也没有想到会有实现的可能，但突然，竟有一个国家的一个时期，这一切全被允许了，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地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份的，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顺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后来发觉已被“造反派”同学所鄙视，无以自救，也就心灰意懒了。这一切当时看来很像一回事，其实都是胡闹，几年以后老同学相见，只知一片亲热，连彼此原来是什么派也都忘了。
记得胡闹也就是两三个月吧，一所学校的世面是有限的，年轻人追求新奇，差不多的事情激动过一阵也就无聊了。突然传来消息，全国的交通除了飞机之外都向青年学生开放，完全免费，随你到哪儿去都可以，到了哪儿都不愁吃住，也不要钱，名之为“革命大串连”。我至今无法猜测作出这一浪漫决定的领导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好像是为“造反派”同学提供便利，好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好像又在为“保守派”同学提供机会，迫使他们到外面去感受革命风气，转变立场。总之，不管是什么派，只要是学生，也包括一时没有被打倒的青年教师，大学的，中学的，乃至小学高年级的，城市的，乡村的，都可以，一齐涌向交通线，哪一站上，哪一站下，悉听尊便。至于出去之后是否还惦念着革命，那更是毫无约束，全凭自觉了。这样的美事，谁会不去呢？
接下来出现的情景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学生们像蚂蚁一样攀上了一切还能开动的列车，连货车上都爬得密密麻麻，全国的铁路运输立即瘫痪。列车还能开动，但开了一会儿就会长时间地停下，往往一停七八个小时。车内的景象更是惊人，我不相信自从火车发明以来会有哪个地方曾经如此密集地装载过活生生的人。没有人坐着，也没有人站着，好像是站。但至多只有一只脚能够着地，大伙拥塞成密不透风的一团，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则横塞着几个被特殊照顾的病人。当然不再有过道、厕所，原先的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谁要大小便只能眼巴巴地等待半路停车，一停车就在大家的帮助下跳车窗而下。但是，很难说列车不会正巧在这一刻突然开动，因此跳窗而下的学生总是把自己小小的行李包托付给挤在窗口的几位，说如果不巧突然开车了，请把行李包扔下来。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在夜晚，列车启动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山野岭之间，几个行李包扔下去，车下的学生边追边呼叫，隆隆的车轮终于把他们抛下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他们最终找到了下一站吗？那可是山险林密、虎狼出没的地方啊。
扔下车去的行李包与车上学生抱着的行李包一样，小小的，轻轻的，两件换洗衣服，一条毛巾包着三四个馒头，几块酱菜，大同小异。不带书，不带笔，也不带钱，一身轻松又一身虚浮，如离枝的叶，离朵的瓣，在狂风中漫天转悠，极端洒脱又极端低贱，低贱到谁也认不出谁，低贱到在一平方米中拥塞着多少个都无法估算。只知道他们是学生，但他们没有书包，没有老师，没有课堂，而且将一直没有下去，不久他们又将被赶到上山下乡的列车上，一去十几年，依然是没有书包，没有老师，没有课堂，依然是被称之为学生。因为是学生，因为他们的目光曾与一个个汉字相遇，因为他们的手指曾翻动过不多的纸页，他们就要远离家乡，去冲洗有关汉字与纸页的记忆。“大串连”的列车，开出了这一旅程的第一站。历史上一切否定文化的举动，总是要靠文化人自己来打头阵，但是按照毫无疑问的逻辑，很快就要否定到打头阵的人自身。列车上的学生们横七竖八地睡着了，睡梦中还残留着轰逐一切的激动，他们不知道，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长时间的容纳一群不作建树的否定者，一群不再读书的读书人，一群不要老师的伪学生。当他们终于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已太晚，列车开出去太远了，最终被轰逐的竟然就是这帮横七竖八地睡着的年轻人。
也许我算是醒得较早的一个，醒在列车的一次猛烈晃荡中，醒在鼾声和汗臭的包围里，一种莫名的恐惧击中了我，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心底一阵寒噤。我想下车，但列车此刻不会停站，这里也没有任何人来注意某个个人的呼喊。只好听天由命，随着大流，按照当时的例行公事，该停的地方停，该下的地方下，呼隆呼隆跟着走，整个儿迷迷瞪瞪。
长沙和岳麓山，是当时最该停、最该下的地方，到处都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连岳麓山的山道上都是这样。那个著名的爱晚亭照理是应该有些情致的，但此刻也已被漆得浑身通红，淹没在一片喧嚣中。我举头四顾，秋色已深，枫叶灿然，很想独个儿在什么地方静一静，喘口气，就默默离开人群，找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野山毕竟不是广场通衢，要寻找冷清并不困难，几个弯一转，几丛树一遮，前前后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这条路很狭，好些地方几乎已被树丛拦断，拨开枝桠才能通过。渐渐出现了许多坟堆，那年月没人扫坟，荒草迷离。几个最大的坟好像还与辛亥革命有关，坟前有一些石碑，苍苔斑剥。一阵秋风，几声暮鸦，我知道时间不早，该回去了。但回到哪儿去呢？哪儿都不是我的地方。不如壮壮胆，还是在小路上毫无目的地走下去，看它把我带到什么地方。
暮色压顶了，山渐渐显得神秘起来。我边走边想，这座山也够劳累的，那一头，爱晚亭边上，负载着现实的激情；这一头，层层墓穴间，埋藏着世纪初的强暴。我想清静一点，从那边躲到这边，没想到这边仍然让我在沉寂中去听那昨日的咆哮。听说它是南岳之足，地脉所系，看来中国的地脉注定要衍发出没完没了的动荡。在浓重暮霭中越来越清静的岳麓山，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你的绿坡赭岩下，竟会蕴藏着那么多的强悍和狂躁？
正这么想着，眼前出现了一堵长长的旧墙，围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这是什么地方？沿墙走了几步，就看到一个边门，轻轻一推，竟能推开，我迟疑了一下就一步跨了进去。我走得有点害怕，假装着咳嗽几声，直着嗓子叫“有人吗”，都没有任何回应。但走着走着，我似乎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控制住了，脚步慢了下来，不再害怕。这儿没有任何装点，为什么会给我一种莫名的庄严？这儿我没有来过，为什么处处透露出似曾相识的亲切？这些房子和庭院可以用作各种用途，但它的本原用途是什么呢？再大家族的用房也用不着如此密密层层，每一个层次又排列得那么雅致和安祥，也许这儿曾经允许停驻一颗颗独立的灵魂？这儿应该聚集过很多人，但绝对不可能是官衙或兵营。这儿肯定出现过一种宁静的聚会，一种无法言说的斯文，一种不火爆、不壮烈的神圣，与我刚才在墙外穿越和感受的一切，属于一个正恰相反的主题。
这个庭院，不知怎么撞到了我心灵深处连自己也不大知道的某个层面。这个层面好像并不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培植起来的，而要早得多。如果真有前世，那我一定来过这里，住过很久。我隐隐约约找到自己了。自己是什么？是一个神秘的庭院。哪一天你不小心一脚踏入后再也不愿意出来了，觉得比你出生的房屋和现在的住舍还要亲切，那就是你自己。
我在这个庭院里独个儿磨磨蹭蹭舍不得离开，最后终于摸到一块石碑，凭着最后一点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四个大字：岳麓书院。
二
没有任何资料，没有任何讲解，给了我如此神秘的亲切感的岳麓书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我当时并不很清楚。凭直感，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文化教育机构，与眼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好大异其趣，但它居然身处洪流近旁而安然无恙，全部原因只在于，有一位领袖人物青年时代曾在它的一间屋子里住过一些时日。岳麓书院很识时务，并不抓着这个由头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发祥地，朝自己苍老的脸颊上涂紫抹红，而是一声不响地安坐在山坳里，依然青砖石地、粉墙玄瓦，一派素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谁愿意来看看也无妨，开一个边门等待着，于是就有了我与它的不期而遇，默然对晤。
据说世间某些气功大师的人生履历表上，有一些时间是空缺的，人们猜想那一定是他们在某种特殊的遭遇中突然悟道得气的机缘所在。我相信这种机缘。现在常有记者来询问我在治学的长途中有没有几位关键的点拨者，我左思右想，常常无言以对。我无法使他们相信，一个匆忙踏入的庭院，也不太清楚究竟是作什么用的，也没有遇见一个人，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竟然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关键”。完全记不清在里边逗留了多久，只知道离开时我一脸安祥，就像那青砖石地、粉墙玄瓦。记得下山后我很快回了上海，以后的经历依然坎坷曲折，却总是尽力与书籍相伴。书籍中偶尔看到有关岳麓书院的史料，总会睁大眼睛多读几遍。近年来，出版事业兴旺，《岳麓书院史略》、《朱熹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山长考》、《岳麓书院名人传》、《岳麓书院历代诗选》、《岳麓书院一览》、《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等好书先后一本本地出现在我的案头，自己又多次去长沙讲学，一再地重访书院，终于我可以说，我开始了解了我的庭院，我似乎抓住了二十七年前的那个傍晚，那种感觉。
岳麓书院存在于世已经足足一千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高等学府。中国的事，说“老”人家相信，说“高等学府”之类常常要打上一个问号，但这个问号面对岳麓书院完全可以撤销。一千多年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称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学大师朱熹、张栻、王阳明，而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可列出一份让人叹为观止的名单，千年太长，光以清代而论，我们便可随手举出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等。岳麓书院的正门口骄傲地挂着一副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把它描绘成天下英材最辉煌的荟萃之地，口气甚大，但低头一想，也不能不服气。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这个庭院的力量，在于以千年韧劲弘扬了教育对于一个民族的极端重要性。我一直在想，历史上一切比较明智的统治者都会重视教育，他们办起教育来既有行政权力又有经济实力，当然会像模像样，但为什么没有一种官学能像岳麓书院那样天长地久呢？汉代的太学，唐代的宏文馆、崇文馆、国子学等等都是官学，但政府对这些官学投注了太多政治功利要求，控制又严，而政府控制一严又必然导致繁琐哲学和形式主义成风，教育多半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作为一项独立事业的自身品格却失落了。说是教育，却着力于实利、着意于空名、着眼于官场，这便是中国历代官学的通病，也是无数有关重视教育的慷慨表态最终都落实得不是地方的原因。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文化品格较高的官员企图从根本上另辟蹊径，但他们官职再大也摆脱不了体制性的重重制约，阻挡不了官场和社会对于教育的直接索讨，最终只能徒呼奈何。那么，干脆办一点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学吧，但私学毕竟太琐小、太分散，汇聚不了多少海内名师，招集不了多少天下英材，而离开了这两方面的足够人数，教育就会失去一种至关重要的庄严氛围，就像宗教失去了仪式，比赛失去了场面，做不出多少事情来。
正是面对这种两难，一群杰出的教育家先后找到了两难之间的一块空间。有没有可能让几位名家牵头，避开闹市，在一些名山之上创办一些“民办官助”的书院呢？书院办在山上，包含着学术文化的传递和研究所必需的某种独立精神和超逸情怀；但又必须是名山，使这些书院显示出自身的重要性，与风水相接，与名师相称，在超逸之中追求着社会的知名度和号召力。立足于民办，使书院的主体意志不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是根据文人学士的文化逻辑来建立，教育与学术能够保持足够的自由度；但又必须获得官府援助，因为没有官府援助麻烦事甚多，要长久而大规模地办成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是无法想象的。当然获得官府的援助需要付出代价，甚至也要接受某种控制，这就需要两相周旋了，最佳的情景是以书院的文化品格把各级官员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发出来，让他们以文化人的身份来参与书院的事业，又凭借着权力给予实质性的帮助。这种情景，后来果然频频地出现了。
由此可见，书院的出现实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构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终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实在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中国名山间出现过的书院很多，延续状态最好、因此也最有名望的是岳麓书院和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岳麓书院的教学体制在今天看来还是相当合理的。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山长这个称呼听起来野趣十足，正恰与书院所在的环境相对应，但据我看来，这个称呼还包含着对朝廷级别的不在意，显现着幽默和自在，尽管事实上山长是在道德学问、管理能力、社会背景、朝野声望等方面都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只想好生管住一座书院，以及满山的春花秋叶、夏风冬月，管住一个独立的世界。名以山长，自谦中透着自傲。山长薪俸不低，生活优裕，我最近一次去岳麓书院还专门在历代山长居住的百泉轩流连良久，那么清丽优雅的住所，实在令人神往。在山长的执掌下，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自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向教师咨询，或学生间互相讨论。这样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实际上书院有明确的学规，课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几次严格的考核，此外，学生还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在“功课程簿”上，山长定期亲自抽查。课程内容以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即小学）为主，也要学习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到了清代晚期，则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可以想象，这种极有弹性的教学方式是很能酿造出一种令人心醉的学习气氛的，而这种气氛有时可能比课程本身还能熏陶人、感染人。直到外患内忧十分深重的1840年，冯桂芬还在《重儒官议》中写道：
今天下唯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材之意，而省城为最。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这种响彻户外的书声，居然在岳麓山的清溪茂林间回荡了上千年！
在这种气氛中，岳麓书院的教学质量一直很高，远非官学所能比拟。早在宋代，长沙一带就出现了三个公认的教学等级：官办的州学学生成绩优秀者，可以升入湘西书院；在湘西书院里的高材生，可升入岳麓书院。在这个意义上，岳麓书院颇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研究生院，高标独立，引人仰望。
办这样一个书院，钱从哪儿来呢？仔细想来，书院的开支不会太小，在编制上，除山长外，还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监院、首事、斋长、堂长、管干等教学行政管理人员，还要有相当数量的厨子、门夫、堂夫、斋夫、更夫、藏书楼看守、碑亭看守等勤杂工役，这些人都要发给薪金；每个学生的吃、住、助学金、笔墨费均由书院供给，每月数次考核中的优胜者还要发放奖金；以上还都是日常开支，如果想造点房、买点书、整修一下苑圃什么的，花费当然就更大了。书院的上述各项开支，主要是靠学田的收入。所谓学田，是指书院的田产。政府官员想表示对书院的重视，就拨些土地下来，有钱人家想资助书院，往往也这么做，而很少直接赠送银两。书院有了这些田，就有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即便是改朝换代，货币贬值，也不太怕了。学田租给人家种，有田租可收，一时用不了的，可投入典商生息，让死钱变成活钱。从现存书院的账目看，书院的各项开支总的说来都比较节俭，管理十分严格，绝无奢靡倾向，而学田的收入又往往少于支出，那就需要向官府申请补助了。我想，那些划给书院的土地是很值得自豪的，一样是黑色的泥土，一样是春种秋收，但千百年来却是为中国文化、为华夏英才提供着滋养，这与它们近旁的其他土地有多么的不同啊。现在我的案头有一本二十年前出版的书中谈到书院的学田，说书院借着学田“以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收入作为常年经费”，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按照这种思维逻辑，地租和典息都是“剥削收入”，书院以此作为常年经费也就逃不脱邪恶了。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小农意识，宁肯不要教学和文化！中国的土地那么大，可以任其荒芜，可以沦为战场，只是划出那么微不足道的一小块而搞成了一项横贯千年的文明大业，竟还有人不高兴，这并不是笑话，而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事实。中国的教学和文化始终阻力重重，岳麓书院和其他书院常常陷于困境，也都与此有关。而我，则很想下一次去长沙时查访一下那些学田的所在，好好地看一看那些极其平常又极其不平常的土地。
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点，并不会飞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没有痕迹，也未尝跳跃，也未尝发出唏嘘的声音，像江浙一带下雪时的模样。这样的雪，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却总觉得索然。"福建下过雪"，我可没有这样想过。
我喜欢眼前飞舞着的上海的雪花。它才是"雪白"的白色，也才是花一样的美丽。它好像比空气还轻，并不从半空里落下来，而是被空气从地面卷起来的。然而它又像是活的生物，像夏天黄昏时候的成群的蚊蚋(ruì)，像春天酿蜜时期的蜜蜂，它的忙碌的飞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粘着人身，或拥入窗隙，仿佛自有它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它静默无声。但在它飞舞的时候，我们似乎听见了千百万人马的呼号和脚步声，大海汹涌的波涛声，森林的狂吼声，有时又似乎听见了儿女的窃窃私语声，礼拜堂的平静的晚祷声，花园里的欢乐的鸟歌声……它所带来的是阴沉与严寒。但在它的飞舞的姿态中，我们看见了慈善的母亲，活泼的孩子，微笑的花儿，和暖的太阳，静默的晚霞……它没有气息。但当它扑到我们面上的时候，我们似乎闻到了旷野间鲜洁的空气的气息，山谷中幽雅的兰花的气息，花园里浓郁的玫瑰的气息，清淡的茉莉花的气息……在白天，它做出千百种婀娜的姿态；夜间，它发出银色的光辉，照耀着我们行路的人，又在我们的玻璃窗上扎扎地绘就了各式各样的花卉和树木，斜的，直的，弯的，倒的。还有那河流，那天上的云…
<山居笔记> 酣睡在寒风中
“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老在我的记忆里晃动。
那时学校由造反派执掌，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全体师生必须出操。其实当时学校早已停课，出完操后什么事也没有了，大家都作鸟兽散，因此，出操是造反派体验掌权威仪的唯一机会。
老师们都是惊弓之鸟，不能不去；像我们这批曾经对抗过造反派、现在已成瓮中鳖而家里又有很多麻烦事的学生也不能不去；只有几个自称“逍遥派”的同学坚持不出操，任凭高间喇叭千呼万唤依然蒙头睡觉。这很损造反派的脸面，于是在一次会上决定，明天早晨，把这几个人连床抬到操场上示众。
第二天果然照此办理，严冬清晨的操场上，呼呼拉拉的人群吃力地抬着几张耸着被窝的床出来了。造反派们一阵喧笑，出操的师生们也忍俊不禁。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难道强迫这些“逍遥派”当众钻出被窝穿衣起床？如果这样做他们也太排场了，简直就像老爷一样。于是造反派头头下令，“就让他们这样躺着示众！”但蒙头大睡算什么示众呢？我们边上操边看着这些床，这边是凛冽的寒风，那边是温暖的被窝，真是让人羡慕死了。造反派头头似乎也觉得情景不对，只得再下一个命令：“示众结束，抬回去！”那些温暖的被窝又乐颠颠地被抬回去了。后来据抬的同学抱怨，这些被抬进抬出的人中，至少有两个从头至尾没有醒过。
由这件往事，我想起很多道理。
示众，只是发难者单方面的想法。如果被示众者没有这种感觉，那很可能是一个享受。世间的惩罚可分直接伤害和名誉羞辱两种，对前者无可奈何，而对后者，地实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一个人要实现对另一个人的名誉羞辱，需要依赖许多复杂条件，当这些条件未能全然控制，就很难真正达到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常受围攻的人名誉未倒，而那些批判专家劳苦半辈子都未能为自己争来任何好名誉的原因了。
让他们站在寒风中慷慨激昂吧，我们自有温暖的被窝，乐得酣睡。抬来抬去，抬进抬出，辛苦了。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八十年代中后期。那个时候，国内兴起了一股所谓的“散文热”。那时的情形是，铺天盖地的散文杂志、综合文学杂志以及青年爱情婚姻家庭报刊的不断出现，加之报纸的扩版，副刊、周末版的兴起，散文成了最流行的文学体裁，成了人人可以搭乘的公共汽车。散文“热”了。可是，这种“热”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应有的乐观：那究竟是什么样的散文呢？没有了深广的情感能力，失去了感情的锐度，深广的痛苦和壮美的欢乐成正在被温情化享乐化，人类的大欲变成了个人的私欲，小欲、激情、理想分散成了零碎花哨的装饰。兼有所谓“小女子散文”的拙劣表演，鸡零狗碎的家长里短，更是倒了大众的胃口。正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家庭肥皂剧一样，时下流行的散文充其量是一种通俗的文本，一种无聊的媚俗。
就在这个时候，一种被评论家命名为“大文化散文”的散文文本开始闪亮登场，它就是以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散文样式。她一经问世，便以独特的视角、洒脱的行文、深刻的内涵、沉重的文化底蕴抓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古人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治学精神，余秋雨说：
“在研究中国古代线装本的时候，耳边也会响起一批大诗人、大学者放达的脚步。”
于是，他
“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
“中国文化真实的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
“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
(余秋雨《文化苦旅<自序>》)于是，余秋雨从书斋走向了“遗址。”于是，一批文笔清丽，立意深邃的散文佳品从他的笔下诞生了。《阳关雪》就是其中的一处景观。
阳关，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南，为古代通往西北边疆的要道，因其地处玉门关的南面而得名。和《道士塔》、《莫高窟》一样，本文也是取材于文化胜地和旅游景点的，这样做其实是很冒险的，因为早已有许多散文大家留下了名篇，而余秋雨的聪明在于，他只选取了有限的自然景观，结合与之相关的人文景观，并将二者进行双向的相互阐释，从而创造了一种人文山水画卷，让人在此流连。作者在开篇便说起古代文人的“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可是，当他们卸掉了乌纱，随意涂划的诗文便可以千古留芳。这看似不经意的起笔，实际上，这正是本文所要表达的题旨，也为后面的论述埋下的伏笔。作者继尔从白帝城、黄鹤楼、寒山寺写起，进一步阐述历代文人“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的魔力。接下来自然而然地引出了王维那首著名的《渭城曲》，话题也就转到了正题上。这种开头的写法在余氏散文中随处可见，就像电影镜头，从很远处慢慢拉近。当作者向一老者打听去阳关的路线时，却被告知“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说着看了看天，又补了一句“这雪一时下不停。”作者自然不作理会，转身钻进雪里。那雪肯然是不大了，况且作者也无意于写自然的雪，所以一笔带过。
然后就是在沙漠里行走，然后就看见了古战场遗留下来的坟堆。面对此情此景，作者展开了想象翅膀，在历史的时空里遨翔。他用深情而又锤炼的语言描述了昔日铁马金戈的杀敌场景以及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
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
读到这里，我想起了“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高适《燕歌行》)、“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王昌龄《塞下曲》)、“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王维《垄西行》)、“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李白《子夜吴歌》)、“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渔家傲》)等动人的诗句。
作者仍不肯罢休，他还把阳关的坟堆和中原内地的坟地做了比较，前者是“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后者则“在重重美景中发闷”。在作者眼里，阳关的坟堆也具有夺人魂魄的魅力。
“阳关古址”终于寻到了，其实，这里真的没有什么好看的了。烽火台还在，已经坍了大半苇草在寒风中抖动，再有就是西北的群山积着层层叠叠的皑皑白雪。作者当然不是为了看这些景致才来的。借助于眼前的景观，作者关注的是历史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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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客
一
我国广大山区的邮电网络是什麽年代健全起来的，我没有查过，记得早年在乡
间，对外的通信往来主要依靠一种特殊职业的人：信客。
信客是一种私人职业，不受任何机构管理。这个地方外出谋生的人多了，少不
了要带几封平安家信、带一点衣物食品的，方圆几十里又没有邮局，那就用得着信
客了。信客要有一点文化，知道各大码头的情形，还要一副强健的筋骨，背得动重
重的行李。
细想起来，做信客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乡间外出的人数量并不太多，他们又不
集中在一个城市，因此信客的生意不大，却很费脚力。如果交通方便也就用不着信
客了，信客常走的路大多七转八拐，换车调船，听他们说说都要头昏。信客如果把
行李交付托运也就赚不了什麽钱，他们一概是肩挑、背驼、手提、腰缠，咬着牙齿
走完坎坷长途。所带的各家各户信件货物，品种繁多，又绝对不能有任何散失和损
坏，一路上只得反复数点，小心翼翼。当时大家都穷，托运费十分低廉，有时还抵
不回来去盘缠，信客只得买最差的票，住最便宜的舱位，随身带点冷馒头、炒米粉
充饥。
信客为远行者们效力，自己却是最困苦的远行者。一身破衣旧衫，满脸风尘，
状如乞丐。
没有信客，好多乡人就不会出远门了。在很长的时期中，信客沈重的脚步，是
乡村和城市的纽带。
二
我家邻村，有一个信客，年纪不小了，已经长途跋涉了二三十年。
他读过私塾，年长后外出闯码头，碰了几次壁，穷落潦倒，无以为生，回来做
了信客。他做信客还有一段来由。
本来村里还有一个老信客。一次，村里一户人家的姑娘要出嫁，姑娘的父亲在
上海谋生，托老信客带来两匹红绸。老信客正好要给远亲送一分礼，就裁下窄窄的
一条红绸扎礼品，图个好看。没想到上海那位又托另一个人给家里带来口信，说收
到红绸后看看两头有没有画着小圆圈，以防信客做手脚。这一下老信客就栽了跟头，
四乡立即传开他的丑闻，以前叫他带过东西的各家都在回忆疑点，好像他家的一切
都来自克扣。但他的家，破烂灰黯，值钱的东西一无所有。
老信客声辩不清，满脸凄伤，拿起那把剪红绸的剪刀直扎自己的手。第二天，
他揣着那只伤痕累累的手找到了同村刚从上海落魄回来的年轻人，进门便说：“我
名誉糟践了，可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
整整两天，老信客细声慢气地告诉他附近四乡有哪些人在外面，乡下各家的门
怎麽找，城里各人的谋生处该怎麽走。说到几个城市里的路线时十分艰难，不断在
纸上画出图样。这位年轻人连外出谋生的人也大半不认识，老信客说了又说，比了
又比，连他们各人的脾气习惯也作了介绍。
把这一切都说完了，老信客又告诉他沿途可住哪几家小旅馆，旅馆里哪个茶房
可以信托。还有各处吃食，哪一个摊子的大饼最厚实，哪一家小店可以光买米饭不
买菜。
从头至尾，年轻人都没有答应过接班。可是听老人讲了这麽多，讲得这麽细，
他也不再回绝。老人最后的嘱咐是扬了扬这只扎伤了的手，说：“信客信客就在一
个信字，千万别学我。”
年轻人想到老人今后的生活，说自己赚了钱要接济他。老人说：“不。我去看
坟场，能糊口。我臭了，你挨着我也会把你惹臭。”
老信客本来就单身一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村。
年轻信客上路后，一路上都遇到对老信客的问询。大半辈子的风尘苦旅，整整
一条路都认识他。流落在外的游子，年年月月都等着他的脚步声。现在，他正躲在
山间坟场边的破草房里，夜夜失眠，在黑暗中睁着眼，迷迷乱乱地回想着一个个码
头，一条条船只，一个个面影。
刮风下雨时，他会起身，手扶门框站一会，暗暗嘱咐年轻的信客一路小心。
三
年轻的信客也渐渐变老。他老犯胃病和风湿病，一犯就想到老信客，老人什麽
都说了，怎麽没提起这两宗病？顺便，关照家人抽空带点吃食到坟场去。他自己也
去过几次，老人逼着他讲各个码头的变化和新闻。历来是坏事多于好事，他们便一
起感叹唏嘘。他们的谈话，若能记录下来，一定是历史学家极感兴趣的中国近代城
乡的变迁史料，可惜这儿是山间，就他们两人，刚刚说出就立即飘散，茅屋外只有
劲厉的山风。
信客不能常去看老人。他实在太忙，路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一回家就忙着发散
信、物，还要接收下次带出的东西。这一切都要他亲自在场，亲手查点，一去看老
人，会叫别人苦等。
只要信客一回村，他家里总是人头济济。多数都不是来收发信、物的，只是来
看个热闹，看看各家的出门人出息如何，带来了什麽希罕物品。农民的眼光里，有
羡慕，有嫉妒；比较得多了，也有轻蔑，有嘲笑。这些眼神，是中国农村对自己的
冒险家们的打分。这些眼神，是千年故土对城市的探询。
终于有妇女来给信客说悄悄话：“关照他，往后带东西几次并一次，不要鸡零
狗碎的”；“你给他说说，那些货色不能在上海存存？我一个女人家，来强盗来贼
怎麽办”……信客沈稳地点点头，他看得太多，对这一切全能理解。都市里的升沉
辱，震颤着长期迟钝的农村神经系统，他是最敏感的神经末梢。
闯荡都市的某个谋生者突然得了一场急病死了，这样的事在那样的年月经常发
生。信客在都市同乡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就会匆匆赶去，代表家属乡亲料理后事、
收拾遗物。回到乡间，他就挟上一把黑伞，伞柄朝前，朝死者家里走去。乡间报死
讯的人都以倒挟黑伞为标记，乡人一看就知道，又有一个人客死他乡。来到死者家
里，信客满脸戚容，用一路上想了很久的委婉语气把噩耗通报。可怜的家属会号淘
大哭，会猝然昏厥，他都不能离开，帮着安慰张罗。更会有一些农妇听了死讯一时
性起，咬牙切齿地憎恨都市，憎恨外出，连带也憎恨信客，把他当作了死神冤鬼，
大声讹斥，他也只能低眉顺眼、听之忍之、连声诺诺。
下午，他又要把死者遗物送去，这件事情更有危难。农村妇女会把这堆简陋的
遗物当作丈夫生命的代价，几乎没有一个相信只有这点点。红红的眼圈里射出疑惑
的利剑，信客浑身不自在，真像做错了什麽事一般。他只好柔声地汇报在上海处置
后事的情况，农村妇女完全不知道上海社会，提出的诘问每每使他无从回答。
直到他流了几身汗，赔了许多罪，才满脸晦气地走出死者的家。他能不干这档
子事吗？不能。说什麽我也是同乡，能不尽一点乡情乡谊？老信客说过，这乡间不
能没有信客。做信客的，就得挑着一副生死祸福的重担，来回奔忙。四乡的外出谋
生者，都把自己的血汗和眼泪，堆在他的肩上。
四
信客识文断字，还要经常代读、代写书信。没有要紧事带个口信就是了，要写
信总是有了不祥的事。妇女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在信客家里诉说，信客铺纸磨墨，
琢磨着句子。他总是把无穷的幽怨和紧迫的告急调理成文缛缛的语句，郑重地装进
信封，然后，把一颗颗破碎和焦灼的心亲自带向远方。
一次，他带着一封满纸幽怨的信走进了都市的一间房子，看见发了财的收信人
已与另一个女人同居。他进退两难，犹豫再三，看要不要把那封书信拿出来。发了
财的同乡知道他一来就会坏事，故意装作不认识，厉声质问他是什麽人。这一下把
他惹火了，立即举信大叫：“这是你老婆的信！”
信是那位时髦女郎拆看的，看完便大哭大嚷。那位同乡下不了台，硬说他是私
闯民宅的小偷，拿出一封信来只是脱身伎两。为了平息那个女人的哭闹，同乡狠狠
打了他两个耳光，并把他狃送到了巡捕房。
他向警官解释了自己的身分，还拿出其他许多同乡的地址作为证明。传唤来的
同乡集资把他保了出来，问他事由，他只说自己一时糊涂，走错了人家。他不想让
颠沛在外的同乡蒙受阴影。
这次回到家，他当即到老信客的坟头烧了香，这位老人已死去多年。他跪在坟
头请老人原谅：从此不再做信客。他说：“这条路越来越凶险，我已经支持不了。”
他向乡亲们推说自己腿脚有病，不能再出远门。有人在外的家属一时陷入恐慌，
四处物色新信客，怎麽也找不到。
只有这时，人们才想起他的全部好处，常常给失去了生活来源的他端来几碗食
物点心，再请他费心想想通信的办法。
也算这些乡村劫数未尽，那位在都市里打了信客耳光的同乡突然发了善心。此
公后来更发了一笔大财，那位时髦女郎读信后立即离他而去，他又在其他同乡处得
知信客没有说他任何坏话，还听说从此信客已赋闲在家，如此种种，使他深受感动。
他回乡来了一次，先到县城邮局塞钱说项，请他们在此乡小南货店里附设一个代办
处，并提议由信客承担此事。
办妥了这一切，他回到家里慰问邻里，还亲自到信客家里悄悄道歉，请他接受
代办邮政的事务。信客对他非常恭敬，请他不必把过去了的事情记在心上。至于代
办邮政，小南货店有人可干，自己身体不济，恕难从命。同乡送给他的钱，他也没
拿，只把一些礼物收下。
此后，小南货店门口挂出了一只绿色的邮箱，也办包里邮寄，这些乡村又与城
市接通了血脉。
信客开始以代写书信为生，央他写信的实在不少，他的生活在乡村中属于中等。
五
两年后，几家私塾合并成一个小学，采用新式教材。正缺一位地理教师，大家
都想到了信客。
信客教地理绘声绘色，效果奇佳。他本来识字不多，但几十年游历各处，又代
写了无数封书信，实际文化程度在几位教师中显得拔尖，教起国文来也从容不迫。
他眼界开阔，对各种新知识都能容纳。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深察世故人情，很能体
谅人，很快成了这所小学的主心骨。不久，他担任了小学校长。
在他当校长期间，这所小学的教学质量，在全县属于上乘。毕业生考上城市中
学的比例，也很高。
他死时，前来吊唁的人非常多，有不少还是从外地特地赶来的。根据他的遗愿，
他的墓就筑在老信客的墓傍。此时的乡人已大多不知老信客是何人，与这位校长有
什麽关系。为了看着顺心，也把那个不成样子的坟修了一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