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回国记 叶永烈
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创作的《钱学森》最近首发，我还没来得及读，但他的一番话让我对这本书平添了几分好感：力图褪下围绕着钱学森的神一般的光环，尽量还原他普通人的一面。（12月11日中国新闻网）
“普通人的一面”，这一直是我在读钱学森先生的故事时最为困惑的一点。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在试图告诉人们，这个“伟大的科学家”不是普通人，他好像生来就是“天才”，一辈子心里只有国家，他的身上没有普通的故事，只有伟大的事迹。这总是不能令我信服：他也是有妻儿老小的人，他待他们如何？他们给了他怎样的影响？他从那个特殊的时代走过来，有没有犯过令他追悔的错误，有过怎样的心理挣扎？
当然，这与娱乐新闻惯炒的名人隐私有别，也非“伟人也捉虱子”那般无聊，“还原普通人的一面”的核心，是全面真实，不粉饰，不回避。
据说这本书得到了钱学森之子钱永刚的首肯，想来他是从“普通人的一面”中看到了一个相对真实的父亲，一个相对纯粹的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先生是伟大的科学家不假，但他在生活中、在政治运动中也有普通人的一面。事业上的伟大，毕竟不能洗去时代和生活烙在一个人身上的历史。既是凡界中人，又岂能超越三界之外？钱学森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回国之后正值国内政治运动的“多产岁月”，他也难以幸免为那段历史“挥毫”：在“大鸣大放”中与秘书互贴大字报，在党报上撰文论证“亩产万斤”的可能……叶永烈的书中没有回避这些所谓的“敏感问题”，这正是其可贵之处。
历史的问题，历史自有公论。作为记述者我们大可不必讳莫如深。其实我们宣传这些典型的人物，一方面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他们的贡献，一方面也是为激励后人，让后人从他们身上汲取成功的力量。如果肆意涂抹“神一般的光环”，难免让人敬而远之、望而生畏，甚至看穿历史虚伪的一面。最终只能是，伟大的人物寂寞地供在神龛里，普通的人却兀自普通着，那宣传他们意义又何在呢？
但我们对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似乎有着某种传统。
不久前在大庆油田采访的时候，听说一个故事。大庆油田的总工程师王启民被誉为“新时期的铁人”，媒体宣传铺天盖地，王启民的英雄事迹也是家喻户晓。但这却多少让这位铁人有点尴尬，他对报道中“高大的王启民”有些不认识了。单位组织学习“王启民精神”，王启民也参加，他只好以“我们一起学习报纸上的王启民”来掩饰尴尬。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当然，故去的人至少免却了这番尴尬，他没有了面对身边同事和亲人那种“另眼相看”的不自在，但子孙后辈总得面对吧？当我们总喜欢以“高大全”的形象来塑造一个有一个典型人物，给他们罩上“神一般的光环”，不光会让读者和观众退避三舍，更会让那些熟悉他们的人因此怀疑历史。那我们的信仰又从何塑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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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归来记
（节选）
叶永烈
“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时间的钟摆缓缓地从太平洋此岸的中国，甩向彼岸的美国，然后又从美国摆回中国。这一来一回，从1935年至1955年，整整花费了二十个春秋。
1955年10月9日，新华社从广州发出的电讯《钱学森到达广州》，是钱学森归国之后的第一篇报道。电讯中称钱学森是“从美国归来的著名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用了这么一段简短的文字，首次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钱学森从1935年至1955年在美国的经历：
钱学森在1935年去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得加利福尼亚工学院博士学位，曾历任这个学校的讲师、副教授、教授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等职务。1949年起，他是这个学校古根罕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的负责人。1950年钱学森离美返国时，曾被美国当局留难并非法逮捕，并被拘禁了十五天以后才给予释放。但此后钱学森便一直被禁止离开美国。当钱学森在今年九月十七日和他夫人以及物理学家李整武博士夫妇等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离开洛杉矶回国时，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曾搜了他的行李和监视着他的离开。
跟钱学森一起回到中国的，有他的夫人、歌唱家蒋英以及七岁的儿子钱永刚、五岁的女儿钱永真。
我有幸在30年前的1979年结识出差来沪的钱学森。那时候，他穿一身军装。彼此落座之后，他摘下军帽，露出宽广丰满而白净细嫩的天庭，书生气质，温文尔雅。一双眼睛，射出睿智的目光。虽说他出生在上海，由于三岁时便随父亲前往北京，所以满口京腔。那个夜晚，应他之约作了长谈，使我初识这位中国的“航天元帅”、“火箭王”的风采。此后，我跟钱学森有过多次工作上的交流。时光飞逝，如今钱学森已经是98岁耄耋长者，而钱永刚也过了退休年龄。近日，有机会一次次采访钱永刚教授，他的回忆把我带到那难忘的岁月。我发现，钱永刚与当年的钱学森相貌酷似，简直可以说是钱学森的“拷贝”。钱永刚也像钱学森那么健谈，跟我无拘无束地聊他的“老爷子”的传奇经历……
钱学森回国所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 （PresidentCleveland）邮船，是一艘客货两用轮船，同时兼营邮政业务，所以被称为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是来往于中美之间的轮船之一，由于许多中国名人乘坐过这艘邮轮，诸如胡适、张爱玲、李小龙以及科学家华罗庚、郭永怀、朱光亚等等，使这艘邮轮留存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钱学森所乘坐的是克利夫兰总统号第六十个航次。
身为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钱学森，住在洛杉矶的巴萨迪那市（Pasadena）校区。巴萨迪那市位于洛杉矶市东北方约十英里处。通常，洛杉矶有着洛杉矶市与大洛杉矶之别：所谓洛杉矶市，即Cityof Los Angeles，简称L．A．，是美国第二大城市，拥有近400万人口。所谓大洛杉矶，是指大洛杉矶地区，包括洛杉矶县、奥兰治县、河滨县等5个郡131个城市，巴萨迪那市就是其中一个城市。巴萨迪那市闻名于世，是因为加州理工学院坐落在这座小城。小城居民中的很多人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
克利夫兰总统号始发地为旧金山，途经洛杉矶，然后
钱学森一家在克兰夫兰总统号上
(照片由叶永烈先生提供，请勿转载)
经停夏威夷的檀香山、日本横滨、菲律宾马尼拉，最后到达香港九龙，整个航程为21天。钱学森离开洛杉矶那天，当地出版的《巴萨迪那晨报》上印着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返回红色中国》。这下子，使钱学森成了新闻人物，不仅方方面面的朋友前来送别钱学森，而且众多记者赶往码头采访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9月17日虽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但是他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钱学森回中国，当然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陈岛在内的所有浙江沿海岛屿。美国会参议院紧急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提出“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刚从台湾访问归来的国务卿杜勒斯谈话之后，1955年3月16日，在电视讲话中宣称：“难道原子弹不能像其他常规武器一样使用吗？”“核武器不仅是战略武器，也可以用于战术目的。”言外之意，要对红色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
面对美国的核讹诈，毛泽东的回答是：发展我们自己的原子弹。
在钱学森归来之前，国家领导人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位著名的导弹专家。
经过漫长的航行，1955年10月8日早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九龙。港英当局以所谓“押解过境”的名义，把钱学森一家送到深圳罗湖口岸。
那时候，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与中国深圳只隔着一条宽不过50米的深圳河。架在深圳河之上的罗湖桥，成为香港与中国内地的通道。当时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严格地检查着过往旅客的证件。桥的这头，飘扬着中国的五星红旗，桥的那头飘扬着英国的米字旗。
当天中午，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桥，朱兆祥专程从北京赶来在桥头迎接。朱兆祥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筹备负责人，受国务院陈毅副总理的派遣，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专程赶往罗湖桥头迎接钱学森一家。朱兆祥不认识钱学森，当时还特地去上海拜访了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拿到钱学森一家的照片。朱兆祥和钱学森紧紧握手的一刹那，钱学森百感交集，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如今已经解密的档案中，有一份朱兆祥在1955年10月16日从浙江加急发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并转外交部的电报，这份电报同时抄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这份题为《钱学森等已抵深圳》的电报，真实记录了钱学森刚回国时的情况：“钱学森8日已抵深圳，当晚抵广州，游览一日后赴上海。”电报说，钱学森归国途中，除了在檀香山、马尼拉、香港等地受记者包围外，美国当局未加阻碍，“可能由于近期美国对此态度略有改变，扣留不成，就讨好些，故未留难。”电报称，“钱学森等留学人员经历了五年的软禁和特务跟踪的不自由生活到深圳后，他们相互恭喜，如履新生。对于归国的留学生们，国内公共场所的整洁和招待人员的效率都使他们感到兴奋，感到祖国进步的神速。到广州后，他们急着上书店买《宪法》、《五年计划》等阅读。”钱学森说：“在美国估计有四千留学生，绝大部分愿意回国，但都有各种顾虑，如恐怕提出申请美国不准因而影响职业和生活，也有人旅费不够，希望政府给他们旅费补助，这样一定可以争取很多人回国。”
钱永刚说，他的爷爷——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先生，当时住在上海愚园路一幢三层的红砖楼房里。10月10日，钱学森一家离开广州，乘火车前往上海，10月12日上午抵达上海。钱学森与父亲相见，分外欣喜。特别高兴的是，翌日——10月13日，正是钱永刚的生日，全家庆贺。为了便于钱学森回家看望，朱兆祥安排钱学森一家住在附近的宾馆。钱学森一家，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父亲那里吃饭。到了宾馆之后，钱学森就接到电话，提醒“钱先生，请坐车，务请注意安全”。不言而喻，刚刚回国的钱学森，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严密保护。即便是这几分钟的路，也务必请钱学森乘坐为他提供的专车，以保障他的安全。
钱永刚还记得，10月28日，全家抵达北京，入住北京饭店256、257房间。北京饭店离王府井的东安市场仅一箭之遥，钱学森带着全家步行去逛东安市场。他们一回到北京饭店，又接到电话：“钱先生，请坐车，务请注意安全。”
11月23日，钱学森到了哈尔滨，希望能够去哈尔滨军工学院看望朋友，陈赓院长乘坐专机从北京赶来。陈赓大将当时是中央军委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陈赓对钱学森说，国防部长彭德怀托他问一句：“中国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回答：“能！”彭德怀知道以后，说道：“就是当掉裤子，也要上导弹！”这是因为在朝鲜战争中，彭德怀深感中国与美国的科技差距，在现代化战争中没有导弹绝对不行，而打蒋介石的时候，他还没有这种感受。
从此，钱学森献身于新中国的“两弹一星”这一宏伟的事业。“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两弹一星”的实现，是中国国力迅速崛起的标志。国外评论家指出，“钱学森的归来，使红色中国的‘两弹一星’提前了20年”。当然，更准确地讲，钱学森的贡献主要是在导弹和人造卫星。
“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竟然被美国“驱逐（deport）出境”，这令人愤懑的一幕虽然发生在1955年，但是起因在1950年。
自从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于1935年来到美国留学后，他本来就没有打算在美国工作一辈子。诚如钱学森自己所说：
我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到1949年底，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祖国去。
当时，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回到新中国，在通过罗湖口岸前夕，发表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使钱学森为之动容：“中国在迅速进步着。1949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不过，那时候钱学森在美国还有诸多未了的工作，他并没有打算马上回国。恰恰就在这想走而未走的当口，一件意想不到的突然事件降临了。那是1950年6月6日，钱学森正在洛杉矶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室里工作，两个陌生人进来了。对方一脸严肃，出示了联邦调查局的证件。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们宣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39年就成为美国共产党帕萨迪那第122教授小组的成员。他们对钱学森进行盘问。尤其是盘问他与他的朋友马林纳、威因鲍姆的关系。尽管钱学森坚决否认自己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他们仍不以为然。
郑哲敏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当我赶回洛杉矶时，钱老已被关押到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里。”开始几天，看守人员不许任何人探视，也不准钱学森与外界联系。多年后，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回忆，在被关押的15天里，他的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严重的损伤，体重骤降了13.5公斤。
移民局逮捕钱学森的理由是“企图携带机密的文件离开美国”。“这是子虚乌有的”，郑哲敏说。事先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扣留了钱学森一家已经装船的所有行李，包括三脚钢琴、800多公斤重的书籍，但没有查出一件机密材料。
“那都是借口。实际上，美国人就是不想放他走，因为他是世界顶级的火箭专家。”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