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是如何重视边疆经营上的“通权达变”？
对大一统帝国来说，巩固和治理辽阔的边疆，最大的困难首先在于边疆各地生产方式和经济方式有着重大差异。因为，自然环境及由此而来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必然造成汉族与各边疆少数民族产业上的不同，并导致各自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差异。正如《礼记·王制》所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所谓“不火食”，即不吃熟食，按照汉人郑玄“地气暖不为病”的解释，显然是南方湿热之地的自然采集生活，“不粒食”即不食五谷，属北方寒冷地区以狩猎畜牧为主的经济生活。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注意到了边疆各民族经济方式的差异，并专门列了五篇民族史传记，其中的《匈奴列传》在叙述匈奴畜牧狩猎生活和与军事相结合的特点之外，还对其日常生活和婚姻制度、文化水平等予以特别注意。在《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又依据生产方式等的不同，将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区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型。可见，边疆各地与中原在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农业经济的推进，实为巩固边疆的关键。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也的确是以农业经济的推进为前导和基础来巩固和安定边疆的。从先秦时期开始，黄河中下游地区居民的生产方式逐渐分化，其中的华夏族，也就是汉族的前身，因为居住地区土质和气候比较适合原始农业发展，开拓容易，所以最早由狩猎和采集文化发展到农耕文化，遂不断向适于农耕的地区发展，攘却以游牧渔猎为主要经济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部落。大致从战国中后期以后，中原从农主牧副、兼营林渔的经济格局转变为单一的农耕格局，农耕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唯一产业，而“四夷”则“逐草随畜，射猎为生”。在两种经济类型的竞争中，农耕文化因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和适应能力而居于主动，占有优势，以畜牧为主业的部族遂不断向周边地区如西北和北方退却，于是，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明显隔离。
但在“华夷”对举的格局中，以农立国的大一统王朝向广阔的边疆地区推进农业并不是没有限度的。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各地的经济形态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班固就说：“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而且，中原农业文明在向边疆各地推进的过程中，遇到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在适合农耕经济的地带如南方、东北、西北的绿洲地区以及北方的农牧结合地带，农业经济因更能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更能满足比较稠密而且日益增加的人口的需要，所以推进起来就比较容易，华夏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同化力，如从楚国庄土乔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元明清各朝，随着兵锋南指，甚至不须使用武力，即可席卷南方，顷而底定，农业经济向南方的推进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同时，伴随着汉末动乱、永嘉南渡、安史之乱、唐末纷争、五代十国、以及靖康南渡，数次大规模向南方移民，农业经济从黄河流域向长江、珠江流域推进，除部分深山僻谷以外，先秦时的“南蛮”、“西戎”基本上融人华夏而不复存在。从另一方面讲，游牧民族之入主中原，到了适于农业的中原，也往往迫于人口压力，不得不放弃原来游牧的经济方式，转而采用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农业经济方式，久而久之就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如秦汉以后，因为中原战乱，游牧民族凭借强大的武力，曾数度大举内迁，甚至入主中原。一些游牧民族的统治者顽固保持游牧固习，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地以为牧也”。因而在以黄河中下游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推行游牧的或以牧为主的生产方式，结果都没有获得成功。其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中下游长期处于战乱之下，人口锐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游牧民族把大量荒废农田改为牧场，一度实现以牧为主，但一俟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加。则很快回复到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最后，入主中原者也无一例外地被汉化。历史上，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清朝统治者之不得不废止“圈地为牧”，均是明证。
相比之下，农业经济的向北扩展则比较缓慢。著名的“新月形地带”的广大山地高原属于半农半牧的过渡地带，如果说这些地区以何种经济方式为主，主要取决于胡汉力量强弱对比的话，那么中原王朝向传统农牧分界线以北的地区推进农业的努力，则往往失败。幅员辽阔的边疆，尤其是北方和西方有广阔的草原、沙漠地区，可供游牧民族纵横驰骋，是从事畜牧业的优越生产环境，游牧经济在这些地区还是有其生命力的，所以游牧民族在长城以北地区经营游牧业，是经过自然选择的最合适的生产方式。相反，汉人既不能习惯严寒地带的气候，经营农业生产的效益又十分低，发挥不出农耕经济的优势。即使一些统治者挟军事胜利将中原经济方式一度推行于这些边疆地区，也往往不能持久。迁入这些地区的汉人，不但不能将对方汉化，反而渐染胡风，“逐水草而居，食肉饮酪”，过起游牧生活。历史上秦皇汉武挞伐匈奴、魏武帝征乌桓、唐太宗扫平突厥，虽然是积极防御之举，志不在得其地，但“得其地而不能耕”也是客观制约因素。如秦至西汉攘却匈奴后，在北方和西北边郡移民屯垦，将农耕经济大幅度推进，一直延伸到阴山脚下，使秦长城以南一度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的“河南地”甚至被称为“新秦中”，与关中八百里秦川媲美，但不久就不得不主动撤离。东汉以后，这些地区又复归于游牧。
可见，向边疆地区推行农业经济，不是靠武力所能完成的，以农立国的大一统王朝不得不屈服于“自然法则”，承认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在不同地区并存的客观现实，并对经济形态各异的广大边疆地区，采取因地而异的经营方略。
其次，边疆地区在文化上又有特殊性。一般而言，民族宗教和外来宗教对边疆地区影响力要大一些。如佛教在中原地区历经汉魏至隋唐数百年的中国化，成为封建统治者“神道设教”之工具，而边疆地区因文化落后，大多原原本本地吸收外来宗教，并与原始的迷信结合，反成为与汉文化背离的因素。而民间宗教作为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宣泄，在中原地区受到挤压后，也往往向儒家文化传统淡薄的边疆地区寻求活动空间。
此外，边疆地区又往往是汉文化的断层地区或者为多种文明的交汇地带，离心力与向心力同在。如河西走廊以西之西域就处于各种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域外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近水楼台，使得西域不时游离于中原王朝管辖之外。历史上，西域之库车、焉耆等绿洲地区，印欧文明的影响就一度比较显著，对中原曾时叛时附，这就影响到西域作为中国边疆的稳定，甚而至20世纪40年代仍出现“东土耳其斯坦”的分裂活动。这中间当然有中央政府软弱、实力不振等因素，但西域地处几大文明交汇地的特殊情况，使得中原王朝经营此一地区仅凭武力难以奏效，而必以农耕文明为代表的汉文化的推进为要务。再如北魏隋唐之河北六镇以及“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虽有政治的原因，但作为边疆地区，此地的长期“胡化”也是不容忽视。
可见，广阔的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存在的客观差距，使不同的边疆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区域特点，并使得边疆经营过程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存在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安全隐患重重，危机不时爆发，离心倾向不时存在，严重影响着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所以，开拓之后如何安定、巩固民族成分复杂、经济形态各异、文化传统不一的广大边疆地区，安边固防，维护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仍然是一项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也是历代大一统王朝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在促进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壮大进程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加强中国历史上边疆政策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边疆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边疆政策：特殊国情的产物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这是国人每每引以为自豪的。如果我们对此稍作认识上的升华和哲理上的思考，那么，它们即是指我们的先辈为今人留下的两项举世嘱目、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简言之即为大一统与多民族。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
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经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型于现代状态的。这一过程虽然十分漫长、复杂和曲折，但总的趋势是，自先秦时期起，在现代中国领土内开始形成一个核心区域，这一区域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个中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华夏，也有夷狄，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边疆地区的发展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全国范围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边疆地区的发展水平，边疆地区的发展状况对全国范围的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概念，也是一个国族概念，“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民族发展大趋势的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元”的特征，是指各民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个性”和“特质”，即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的特征，是指各民族的“个性”和“特质”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和“一体化”趋势。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由多元到一体的凝结特点：先是分布于黄河流域的多个部落互相融合形成了华夏族；之后华夏族又融入北狄、东夷、西戎、南蛮等多种族群而形成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汉族一经出现，就对周围的众多民族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整体，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多元中的本土特点。中华民族尽管是由众多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不断融合而形成，但这些民族无论是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还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族，多是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即便是有些少数民族的祖先具有外人的血统，也是在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中形成的；二是在抵御外侮的共同斗争中，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不断升华。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冲突，但数千年来相互间不断交融已经将他们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成为他们共同的活动地域和共同的家园。当近代遭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即被空前释放出来。
在历史演进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同步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促使这种同步发展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极富中国特色的边疆政策的实施。边疆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实际上包含着物与人两个要素。可以说，边疆治理是一项针对人和物综合治理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统一多民族的中国，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区。因此，边疆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处理民族关系，唯有调动边疆地区民族上层的积极性和为广大民族群众打造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才能推进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良性发展。
边疆政策：内涵、外延与作用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面临着边疆问题，统治者也都为巩固统治而制定边疆政策，展开边疆经略。边疆经略是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营。边疆政策是实施边疆经略的指导方针与具体措施，而治边思想则是制定边疆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边疆政策的正确与否，边疆经略的成败得失，治边思想能否符合时代潮流，不仅直接影响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而且对于作为整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封建王朝的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清诸多大统一王朝边疆经略实践的充实、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颇具特色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包含十分丰富的内涵，其要者有从中央到边疆地区的管理体制、边疆的行政建置、边防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经济开发政策以及近代以来与边界交涉相关的外交政策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古代边疆政策的完整体系。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外延应该包括与治边思想有关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传统治边思想以及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物研究和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国别的边疆开发比较研究等方面。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羁縻与怀柔。羁縻，含有联系牵制之意，是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统治者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常采用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力图通过加强内地和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在不改变边疆地区原有政治实体内部结构的前提下，加强中原对边疆地区的影响，促进内地与边疆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巩固和增强大一统的国家。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实行羁縻政策比较有代表性的朝代。唐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高祖李渊颁布诏书：“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来远》）李渊明确提出，边疆民族地区情况不同于内地，应实行羁縻政策。羁縻政策的核心，是中央政权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适度统治，在唐朝具体表现为羁縻府州的设立。与羁縻政策相配套的是怀柔政策。早在秦朝即制定了保留归附的边疆民族首领的王、长称号，并在法律中给予优待。汉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对这一统治政策奉行不悖，清朝统治者对此政策进行创新改造，使之更加完善，成为治理边疆民族的基本方针。
2.行政管理与军事部署。历代中央王朝都设有管理边疆事务的机构。秦朝在中央政府中设有典客、典属国两个机构；汉朝中央政府设有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及四方夷狄封者”（《后汉书》，卷35《百官二》）。隋朝礼部中的主客司以及鸿胪寺，负责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唐沿隋制，在中央政府中设礼部，其中礼部司和主客司，负责处理边疆民族事务。元朝在中央政府中设有帝师、宣政院等机构，管理边疆民族事务，而明朝中央政府中的吏部、礼部、兵部、提督四夷馆、鸿胪寺、行人司、僧录司、五军都督府等分掌边疆民族的相关事务。到清朝，中央政府设立了理藩院，专理蒙古等民族事务。在加强行政管理的同时，历代中央王朝还通过驻扎军队，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本来，“恩威并施”是我国历朝统治者惯用的手法，对边疆民族地区尤多使用。军事部署是威的体现，是“慑之以兵”方针的具体化。
3.从和亲到联姻。我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上层政治上的联盟，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或求得边疆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往往采取和亲或联姻的措施。汉、唐、清三朝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如汉朝的和亲，主要是与北部边疆的匈奴以及西北边疆的乌孙。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前期，汉朝先后有五位宗室之女和亲匈奴。从汉武帝中期以后，汉朝为联合乌孙反击匈奴，便将和亲重点从匈奴转向乌孙，先后有三位公主、两位宫女和亲乌孙、龟兹和鄯善。又如清朝的联姻，主要在满族贵族与蒙古王公之间进行。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清朝统治者从蒙古王公家族中选择后妃；二是清朝统治者把公主下嫁给蒙古王公。皇太极共有15位后妃，其中有7位是蒙古族，皇太极的两位皇后——孝端皇后和孝庄皇后以及关睢宫的宸妃都来自内蒙古科尔沁部。顺治皇帝有19位后妃，其中6位是蒙古族。康熙皇帝40位后妃中，有两位来自蒙古族，乾隆皇帝的后妃中也有蒙古族。顺治初到乾隆中后期，满族贵族下嫁的公主，竟有13位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并且联姻范围也由漠南蒙古发展到漠北蒙古、漠西蒙古。据不完全统计，科尔沁达尔汉王旗下有公主子孙台吉、姻亲台吉2000余人，土谢图王旗下公主子孙台吉500余人，敖汉旗下600人，巴林王旗下170余人。乾隆皇帝曾作诗：“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清朝的满蒙联姻在发展变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制度，主要有俸禄俸缎制、入京朝觐制、生子予衔制和赐恤致祭制。当然这种政策的局限性和非人道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唐朝时期的和亲为例，唐蕃（吐蕃）和亲特别是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成为千古传诵的佳话，但我们应客观地评述唐蕃和亲在双方关系发展全局中的实际作用。文成公主在青藏高原传播文化、播种友谊，为汉藏人民崇敬，但文成公主却不能逆转松赞干布逝世后唐蕃关系恶化的浊流。至于她们个人命运的悲剧色彩以及封建社会中政治婚姻对人性的摧残，更是应予鞭挞的。
4.经济开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边疆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因而边疆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开发。中国封建时期的边疆地区经济开发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国家行为的屯田；二是中央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边疆和内地的民间交往。在边疆地区屯田，又称之为屯垦戍边。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把屯垦戍边当作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一项重要举措。秦始皇时就开始了屯田戍边活动，以后各朝中央政府尤其是统一王朝的政府都奉行不悖，成为历代治理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新疆为例，从新疆屯田的发展史看，西汉、唐、清三代是规模较大、效果显著的时期，而且依次在前代基础上有新的发展。西汉早在公元前105年前后即开始在眩雷（今伊犁河谷地区）屯田，目的是联合乌孙防御匈奴。但真正大规模屯田是公元前69年以后。由于屯田既可以解决粮食等物资供应，屯田人员又可以成为戍守和维持西域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所以屯田这一措施为汉以后历朝各代所效仿。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如果从公元630年开始计算，至8世纪末，前后长达160余年。“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当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以供糗粮，设牧监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资治通鉴》卷223）。从有清一代新疆屯垦的发展历史看，清朝前期，新疆是全国屯垦最发达的地区，清朝在新疆的屯垦成绩更为显著，主要表现在：一是开垦了大片耕地，推动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朝前期各族军民共垦地301.9万余亩；二是完全解决了军粮、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三是促进了新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四是为新疆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在此必须指出，历史上的边疆政策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它的直接目的是为一朝一代的政治利益服务，但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大趋势的背景观之，其历史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简言之，一是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统一；二是协调了民族关系，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三是有序展开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推动了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一是重视边疆的南北差异。历史上，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对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构成主要的威胁，经营北部边疆成为中国历史上解决国家安全威胁的重点和难点，并在经营方式上不得不采取防御态势，甚至要诉诸军事征讨来调整双方关系。相对来说，南方及西南边疆地区对农耕文化的移入没有大的排斥，也难以对大一统格局构成严峻的挑战，中央政府在经营这一边疆地区时，也较少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因而一般而言可以通过招抚怀柔的办法以实现有效统治。比如，在唐朝的边疆战略中，北部边疆以及西北的陇右、西域地区就被作为边疆经营中的重中之重，并以强大的军事行动，辅之以经济文化的推进来主动进取和开拓。而开拓之后，又适应游牧经济的特点，对这些边疆地区采取“羁縻”体制进行间接管理，同时，维持在边疆地区的强大军事存在，以政府行为进行移民以改变当地的居民结构，从而保持北部边疆的稳定。
相反，对南方以及西南边疆地区，中原王朝则主要采取招抚怀柔的和平方式将其纳入大一统的政治体系，其中，对农业经济发达，便于控制的地区，设立直隶州县，由中央直接管辖，否则按民族或部落建立州府，由都护府、都督府或者道进行间接管辖，只要它们能象征性地给朝廷交纳土特产以示忠于朝廷，不互相攻伐，则中央对其内部事务也就基本不予过问。当然，一旦这些“羁縻”府、州的经济文化有了发展，与内地的差距缩小之后，则又将其改为直隶州县。边疆经营上南北两种不同的模式，既是对边疆实际的尊重，也体现了对大一统原则的坚持。
二是根据边疆地区发展的实际，尽量保持边疆地区各族居民的居住格局，充分尊重其原有的习俗、语言和生产、生活方式，做到“因俗而治”。同时，根据时代和边疆情况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因时因地因人而治。比如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立的管理西域的最高机构——西域都护府，以及管理北方民族事务的重要机构——护乌桓校尉，就灵活地解决了国内多民族地区的治理和管辖问题。到了唐朝，各边疆民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相当一部分地区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已脱离了原始形态，所以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朝决策集团在认真总结前代治边经验的基础上，依据大一统原则并结合边疆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在整个边疆地区推行羁縻府、州体制，以有效地保证唐朝的国家安全和边疆的长期稳定。与汉朝相比，这种治边方式无疑体现了治边政策的进步。但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尤其是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进步，到了清朝，“羁縻而治”已越来越不能够适应对边疆统治与管理的需要，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因为，仅仅满足于对边疆民族加以笼络的间接式管理，毕竟与中央政府真正实现对边疆有效治理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所以清政府逐渐摒弃传统的羁縻政策，废除了明代以来的羁縻卫所制度，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以实现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实施对边疆地区的直接统治。
为什么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边疆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和安全的“国际”环境...
答：在人类文明史上，无论早期国家、封建帝国时代还是民族国家时代，外部世界对国家边疆的稳定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就使本为“内政”的边疆问题，往往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当时“国际关系”的反映。人类历史上各个文明中心与帝国均曾因世界范围的民族迁徙的冲击，导致边疆的动荡甚至于政权的更替。而域外帝国的...
中国封建王朝重视普法教育采取了哪些措施?
答：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重视官员普法教育，为巩固政权必须制订王朝规定的法律制度，对官员更要有严.肃的法律约订，,以防官员之面分各个派系 ，.对皇帝的政权受到威协，不好撑控统治地位，各历史节段的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教训，好多改变王朝统治的都是从官员.那起因的，所以要对官员教育，让他们遵纪守法，朝...
中国封建王朝重视官员普法教育的原因?
答：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重视官员普法教育，为巩固政权必须制订王朝规定的法律制度，对官员更要有严.肃的法律约订，,以防官员之面分各个派系 ，.对皇帝的政权受到威协，不好撑控统治地位，各历史节段的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教训，好多改变王朝统治的都是从官员.那起因的，所以要对官员教育，让他们遵纪守法，朝...
历代封建王朝为了间隔夷夏,采取了哪些措施?
答：在从秦朝到明王朝的近二千年中，各封建王朝不仅在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设立过各种军事、行政机构，而且还多次建筑或修缮长城。秦、汉、隋、明几个朝代，所修长城皆超过万里以上。秦朝为达到“以墙制骑”的效果，在击退匈奴后即于边疆要地因险制塞，筑城设防以安边，所谓“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
中国历代王朝的统一战争中,为何都是由北向南的?
答：中国历代王朝的统一战争中其实都是在围绕着土地在开展。中国的封建王朝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只有拥有了土地才能生产更多的粮食，供养更多的人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北方的农业基础要比南方的农业基础好得多，占领了北方就有了粮食供应，才能为接下来的战争做准备，当时的...
为什么历代封建王朝只是将长城、“边塞”作为军事防御工程,而不是作...
答：长城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把定居务农的中国人与塞外游牧的夷狄隔开的预期目的”。可见，对中原王朝来说，修长城、设边塞是为了稳住基本阵线，在保持中心腹地稳定的基础上，才去考虑发展与“四夷”边疆的关系。而长城两边的统治者从来也不把它当做自己的国界的标志，事实上边疆民族也从未因此受到限制，他们仍...
中国历代王朝加强管辖的措施
答：（4）据所学知，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从此，今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政府管辖，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答案为：（1）西周：分封制．秦朝：郡县制．西汉：推恩令．（2）C．（3）秦朝；前221年．（4）前60年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新疆隶属中央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什么是封建,中国历代王朝都是封建制度吗?
答：其实我们所说的封建制度就是在当时那样的社会里，阶级制度非常森严，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大家也都知道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建立了秦朝，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的第一次大一统，从此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一直都处于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到最后晚清政府的灭亡才结束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
封建王朝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是…?
答：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 一、重农抑商政策产生的原因 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
从历代地图看中国疆域变化(建议为孩子收藏)
答：北方终明一朝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战争状态，打打停停，但从未和亲，这也是封建王朝中值得一说的。明朝治理西藏、应对蒙古的策略对后来清朝稳定疆域提供了不少宝贵经验。九、清朝 清朝时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在统治方面有无数值得现代人诟病的地方，但其在疆域扩张稳定上的贡献是值得肯定。清朝时期，真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