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的抗英斗争
鸦片战争期间，在广州，城外有名的十三行被英军洗劫一空；在乍浦，平民百姓惨遭杀害；在镇江，房屋被毁，盐艘巨舶焚烧一空。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五月，英军占据广州城外炮台后，经常到附近村落奸淫掳掠，甚至盗掘坟墓，窃取祭物，从而激起民愤。五月二十九日，三元里附近各乡农民、丝织工人和打石工人等方面的代表在牛栏冈举行会议，决定联合起来，抗敌自卫，“每乡设大旗一面，上书乡名，大锣数面，倘有缓急，一乡鸣锣，众乡皆出”。就在这一天，一小股英军闯到三元里抢劫行凶，调戏妇女，村民奋起搏斗，菜农韦绍光等当场打死英兵八人，其余英兵狼狈逃走。事后三元里村民料定英军不会甘心，齐集村北三元古庙，决心保卫村庄，相约以庙内的三星旗做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后又联络附近一百零三乡人民，共商对敌之策。这支队伍中有贫苦农民，有纺织、打石和烧炭工人，有渔民、有秘密会党成员，也有爱国土绅。
三十日清晨，5000义勇逼近英军司令部所在地四方炮台。英军司令卧乌古派布尔利少将带兵留守炮台，自己率领千余名官兵出来迎战。义勇按照事先商定的战术，且战且退。临近十二时，英军被诱至丘岭起伏的牛栏冈，手持刀矛锄耙的万余名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把英军团团围住，进行肉搏。下午一时，天空下起大雨，英军火药受潮，枪炮失灵，不敢恋战，便开始撤退。群众奋起追击，一部分英军又陷重围。三元里数万群众又将英军分割包围，进行肉搏战，打死英军少校毕霞。直到深夜援军到达，被围的英军才撤回四方炮台。这一仗，伤毙英军近五十名，还缴获许多战利品。第二天三元里群众再次出动，围困四方炮台，番禺（今广州市附近）、南海（今广州市附近）、佛山、增城（今广东增城县）、花县（今广东等县）等地义勇也赶来支援。英军躲在炮台里，束手无策。后派出汉奸混出重围。英国全权代表义律闻讯后，向广东官府告急，并威胁说：“再有义勇相扰，则将打破议和，大举进攻”。奕山即令广州知府余保纯等出城，“步向三元里绅民揖劝，代夷乞术。”由于余保纯的欺骗、威胁诱降，一部分土绅动摇后，又帮助余保纯诱骗群众撤离四方炮台，才使英军逃脱重围。六月七日，义律贴出告示进行恫吓。广州人民针锋相对加以批驳，并宣布“不用官用，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报我各乡惨毒之害也”。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第一面旗帜。
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等地人民，都对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福建，英军攻占厦门后，到附近各乡抢劫，遭到乡民抵抗。击毙英军数百名，打伤上千名。迫使英军不敢久驻厦门，退守鼓浪屿。晋江（今泉州附近）、惠安（今福建惠安县）、南安（今福建南安）、厦门（今厦门）各厅县群众纷纷“自相团练，各保乡村”。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十月间，英国军舰曾两次进犯台湾。在兵备道姚莹、总兵达洪阿的“自己乡邦”号召和支持下，成立自卫团体，民众达万多人。他们守本庄并听官调遣，配合清军两次击退英军进犯。
在浙江、定海三十六岙群众齐集神庙，订立盟誓，相约同心杀敌。发布《告白》，表示与守军“逢人即杀，见船无备遂烧……一次不成，二次再举。水战不胜，陆战再图。明不得手，暗可施谋。或放虫下毒，或挟刀行刺，使彼防有所不及，备有不能行”，直到把侵略者连船带人一起消灭。他们协助守军作战，捉汉奸，破坏英军食物、淡水供应，不断袭击零星外出滋扰的英军。
镇海乡民伏击英军侦察队，俘获英军官兵。宁波人民的自卫武装组织——黑水党，广泛采用游击战术，在城内外埋伏，截杀小股英军。鄞县（今浙江奉北附近）、慈溪（今浙江宁波市慈溪镇）等县也组成团练乡勇数万，还击侵略军进犯。
在江苏，英军闯入长江以后，沿江农民、渔民、盐民和船夫等，到处奋起还击。崇明（今江东崇明）武装民众事先设下埋伏，派人诱敌上岛入埋伏圈，然后打击。太仓（今江苏太仓）、江阴农民以竿干、锄头袭击英军。妇女儿童加入战斗行列，用石块奋击。靖江（今江苏靖江）人民阻止英军抢劫，一童子从城上投砖石，击毙英军一人。英舰三艘再次来犯，靖江知县杨凤，率军千余人防守江堤，击伤敌舰一艘。
在广东，林则徐主持战争期间，人民纷纷参加他所招募的水勇和士绅组织的团练，支持配合清军作战。
东南沿海人民的抗英斗争，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打响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第一枪。
应该是穆彰阿吧
穆彰阿(1782—1856)，字子朴，号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出身于满族官僚家庭，父广泰，官至内阁学士、右翼总兵。穆彰阿，嘉庆进士。历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一时权倾内外。鸦片战争时阻挠禁烟运动，诬陷林则徐等抵抗派，与英美等侵略者谋求议和，与之订立不平等条约。后被革职。
穆彰阿于1805年（嘉庆十年)中进士，选庶吉士，累迁礼部侍郎，历任兵部、刑部、工部、户部侍郎。道光初年后，受到道光帝的信任，由内务府大臣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两署漕运总督，继授工部、兵部、户部尚书等职，并自太子少保晋太子太保，充上书房总师傅，拜武英殿大学士。于1827年（道光七年)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次年授军机大臣，蝉联十年，至道光十七年又升任首席军机大臣。“终道光朝，恩眷不衰”，前后担任军机大臣凡二十余年。 在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期间，穆彰阿主张维持鸦片走私现状和对外妥协投降，在道光帝的对外决策中起着很恶劣的作用。鸦片战争爆发前，他包庇鸦片走私和官吏层层受贿，阻挠禁烟，对于道光帝授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大权，深为嫉妒；战争爆发后，他极力打击以林则徐、邓廷桢为代表的抵抗派，主张向英国侵略者求和。他先赞同琦善对英军妥协求降，以后更支持派遣耆英等为代表与英国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继而与美国、法国等签订其他不平等条约。在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派往广州查禁鸦片时，穆彰阿虽不敢公然反对和出面阻挠，暗地里却伺机进行破坏。当英舰北上大沽口进行威胁时，他看到道光帝“意移”，即由主战动摇为倾向于妥协，便以“开兵衅”的罪名加给林则徐，表示赞同和议，促使道光帝“罢林则徐，以琦善代之。”而当琦善在广州向侵略者委曲求全，擅自与义律谈判赔款与割让香港的问题败露以致被革职锁拿回北京等候审判时，他又示意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等出面要求道光帝对琦善从轻处理；到奕经被任命为扬威将军派往浙江主持战事，他又保举琦善随军“戴罪立功”。另一方面，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鸦片战争和战后推波助澜，为英国侵略者张目，连续制造冤案，阻挠抗英反侵略斗争的进行，林则徐、邓廷桢的被远戍伊犁，在台湾坚持抗英斗争的姚莹、达洪阿被革职押解进京，都与他从中陷害有关。在战争进行期间，他持消极态度，反对对英军侵略进行自卫反抗，江浙每一败仗警报，他就“相顾曰：‘如何！’盖谓不出所料也。”等到战争结束时，他又公开表示：“兵兴三载，糜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剿之与抚，功费正等，而劳逸已殊，靖难息民，于计为便”，竟全盘否定东南沿海四省广大爱国军民浴血抗战、流血牺牲的反侵略斗争。而也正是他有资格劝说道光帝接受英国侵略者所提出的全部不平等条款。此后，他更进而支持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1850年（道光三十年)道光帝死去，咸丰帝即位后，为了邀结人心，起用林则徐、姚莹等人以镇压刚刚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同时对被时论所丛诟的穆彰阿、耆英分别予以革职永不叙用和降为部属，谕旨中指责穆彰阿“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其心阴险，实不可问！”命令下达后，“天下称快!”⑩
1853年（咸丰三年)，穆彰阿捐军饷镇压太平军，被授予五品顶戴，三年后死去。
史籍记载
穆彰阿长期当国，专擅大权。对上奉承迎合，固宠权位；对下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他利用各种考试机会，招收门生，拉帮结派，形成一个极大的政治势力集团。《清史稿》记载他“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
《清史稿·穆彰阿传》记载：“穆彰阿窥帝意移，乃赞和议，罢则徐，以琦善代之。”
《清史稿·王鼎传》记载：“自禁烟事起，英吉利兵犯沿海，鼎力主战。至和议将成，林则徐以罪谴。鼎愤甚，还朝争之力，宣宗慰劳之，命休沐养疴。越数日，自草遗疏，劾大学士穆彰阿误国。闭户自缢，冀以尸谏。军机章京陈孚恩，穆彰阿党也，灭其疏，别具以闻。”
[历史评价
穆彰阿排斥林则徐是事实，主张对英国妥协也是事实。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学作品中，穆彰阿一直是以投降派、卖国贼的形象，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有两点我们必须注意。首先，鸦片真正的失败，屈辱的条约的签定以及对林则徐等主战派的打击等等，主要责任在道光皇帝。因为，无论是战争的决定权还是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以及高级官员的任免，决定权都是皇帝手中，穆彰阿最多也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穆彰阿的主要“罪行”，在于他主张“和议”，不意味着他反对禁止鸦片。
当初（道光十八年即公元1838年），道光皇帝接到了黄爵滋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感觉非常好，命各地重臣讨论，然后让军机大臣等草拟了新的“禁烟章程”。1839年（道光十九年），由大学士领衔，军机处等官员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拟就的包含39条内容的这个法律草案，真正的主持人正是穆彰阿。该草案后来得到皇帝认可，正式颁布实施了。 一年以后，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建议对该“章程”的内容加以修改。其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对吸、贩鸦片的人的处罚过于严厉了，应该适当加以放宽。持这一观点的人，就是当时的礼部尚书贵庆。道光皇帝对贵庆等人的建议拿不定主意，就下令让朝臣讨论是否需要将原来的法律章程加以修改。穆彰阿等人研究了贵庆等的主张后，向皇帝上了奏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会议贵庆奏改禁烟例文折》中，穆彰阿对贵庆的要求放宽处罚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
首先，坚决反对贵庆提出的对吸鸦片人减轻处罚的主张
。 当初，清政府对吸鸦片者的处罚是“枷”与“杖”，既枷号示众及体罚。后来，新的处罚措施是规定了一年半的期限，在期限过后，凡是抓到吸食者，则要“绞监侯”即死刑缓期执行。贵庆以为这种惩罚过于严厉，理由是对那些无知的百姓似乎不该这样严厉处罚也不好这样严惩。
穆彰阿等人反驳说，新的处罚规定实行一年多以来，各地效果不错，并没有遇到太大障碍。同时，将吸鸦片的人判处“绞监侯”是明文规定在一年半以后，现在期限还没有到，轻易就改变法律，一来是没有看到结果，就不能判断该法律是否可行；二来容易造成混乱，使人们以为政策有所变动，使本来正在戒烟的人又心生侥幸，最终导致前功尽弃。
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尽管我们不一定赞同清政府对吸鸦片者采取如此严厉的处罚措施，当时的法律在今天看来也确实是不人道、人文的。但是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一项措施在执行的中间就加以变动，确实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穆彰阿提出的可能前功尽弃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
其次，穆彰阿驳斥了贵庆的关于下级官吏借死罪威胁小民，可能激起民变的观点。
贵庆认为，在福建、广东一带，吸鸦片的人很多，甚至到了“十人九瘾”的程度。如此众多的吸鸦片者本来就很难禁止，如果当地的基层官吏动辄以死刑相威胁，万一造成烟民铤而走险引发暴乱，那就得不偿失了。
穆彰阿等人首先指出，对于那些下级的官吏借禁鸦片讹诈好人的行为，新的禁烟条例有明文规定，即按照“诬良为盗”罪处罚——发边缘充军；对于勒索财物的，要判处“绞监侯”；对于失查的上级官员也有相应的处罚规定。
其次，穆彰阿等人指出，福建、广东两省吸鸦片的人很多是事实，但该两省到其他各地贩卖鸦片的人也很多，不一定就都是吸鸦片的成瘾者。以两省吸鸦片者众多可能引起动乱为理由就减轻处罚，那么贩卖的人也很多，是否对贩卖罪也要减轻处罚，是否因为害怕这些人的横行，从而修改法律。
穆彰阿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对吸食者及贩卖者的打击是相辅相成的。在当时，吸鸦片的人数很多，贩卖又非常猖獗，如果不用重法加以遏制，禁烟就一定会流于形式，最终彻底失败。
此外，穆彰阿等人在该奏折中还提到了关于如何对待吸鸦片人的问题，即对吸食者是否应该歧视，对其后代是否歧视等问题。 穆彰阿等人在奏折最后指出：政策与法律的制定，固然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到“因时制宜”。但是，政策法律一旦颁布，就必须权利实施、执行，绝对不能因为要照顾什么人的习惯或者特点而更改。鸦片泛滥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要想消除这种危害是非常不容易的。唯一可行的是按照新的政策及法律条纹，全力禁烟，绝对不能轻易改变政策修改法律，造成混
穆彰阿等人在禁鸦片方面，态度是坚决的，所提出的观点看法也是正确的。
穆彰阿在对外妥协、排挤林则徐等严禁派方面确实罪孽深重，但在禁烟方面，也确实有正确的立场和态度，至少在国内禁鸦片方面，穆彰阿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时任清朝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和总兵达洪阿积极备战，组织台湾军民抗击英国侵略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9月30日，英国侵略军侵入台湾鸡笼港口，英国一艘双桅炮舰向鸡笼（基隆）轰击。我台湾军民奋起反击，被参军邱镇功开炮击伤，触礁沉没，毙英军32人。当侵略军上岸逃命时，为台湾“屯丁乡勇”分头追击捕获，生俘130人，缴获武器及地图，击退英军的进犯。这是台湾军民抵抗英国侵略台湾取得的第一次胜利。10月19日，英军三桅兵舰进攻台湾三沙湾炮台，我台湾守军团结一致，把英军击退。1842年3月11日，英军三艘三桅军舰驶入台湾大安港，被大安港守军予以击退，英军49人被守军俘虏。1842年9月29日，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牛鉴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此后，璞鼎查要求清政府惩办台湾抗战将领。清政府竟然完全应敌所请，将姚莹、达洪阿革职逮问。
陈友冰先生在《文武兼备、“皆堪大用”的一代奇才——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三十一》一文中对姚莹抗英战略方针以及“保台治台”方面之措施有详细的考证。
其文云：“姚莹是鸦片战争时期，领导台湾军民英勇抵抗英军侵略，取得五战皆捷的著名军事家。
在鸦片战争中，他与林则徐、邓廷桢等皆属坚决抗英的主战派。作为台湾最高军政长官，从1840年7月到1842年3月，他率领台湾军民抗击英国殖民侵略军的五次台湾保卫战中，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也未丢失过一寸土地，不愧为爱国保台的一面光辉旗帜，也是中国近代史在抗击外敌入侵上鲜有的殊勋。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殖民者看到中国的台湾孤悬东海，便把进攻的矛头直指台湾，欲图抢占台湾作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9月30日，英国侵略军侵入台湾基隆港，英国一艘双桅炮舰重炮轰击二沙湾炮台及兵房。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与协同防御的总兵达洪阿，毫不示弱，狠狠还击。参将邱镇功发射八千斤巨炮，轰断其桅捍，毙英军32人。英舰退出口外，于逃窜中触礁沉没。英军纷纷落水。有的凫水上岸，有的抢搭舢板逃生。当侵略军上岸逃命时，又为台湾“屯丁乡勇”分头追击捕获。击毙和俘虏英军一百六十六人，缴获武器及地图，其中新式大炮十门这是台湾军民抵抗英国侵略台湾取得的第一次胜利。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3月11日，英“纳尔布达”号和“安因”号三艘舰艇，进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莹不与其海上交锋，采取“计诱搁浅，设伏歼擒”战术，密示巡检高春如等，募渔民周梓伪装奸细，把敌舰“安因”号引入土地公港，触礁搁浅，即令该处伏兵奋力攻击，打死打伤英军60人，汉奸5人，俘虏200余名，缴获大小铜铁炮十三门，鸟枪二十支，短刀二十七把。
另还有三次小胜：1840年7月，英国一艘双桅船入侵台湾鹿耳门外海面，被姚莹派兵击退。这是首战英军的胜利，士气为之大振；第二次是1841年7月，英军三艘三桅船再次侵犯，又被击退；第三次是1841年10月，英军又一次卷土重来，并在炮火掩护下强行登陆基隆，在姚莹指挥反击下，全歼登陆英兵。
这五战五胜，战果丰硕，震撼中外，清道光帝曾多次嘉奖。
究其五战五胜之因，并非所谓天意，更非侥幸，而是姚莹积极备战，身先士卒，英勇抗敌出色指挥的结果。
尽管姚莹在台湾率领军民大败英军，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内地沿海各地却屡次战败、丢城失地。最后再耆英、伊里布、怡良等投降派影响下，而终于1842年8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台湾抗英斗争的成功却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别是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的投降派大臣如鲠在喉。在战争中，闽浙诸地均丧师失地，独有台湾地区取得了胜利，“镇道受赏而督抚无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姚莹等人“早已为中外大臣所嫉”。同时，英国对其在台的五战五败、死伤数百人极为恼火，对姚莹、达洪阿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其签约特使璞鼎查要求清政府惩办台湾姚莹、达洪阿抗战将领。诬蔑姚莹、达洪阿“冒功”，“枉杀”其“纳尔布达”号和“安因”号“遭风难民”，要求清朝政府将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偿”，否则“干戈复起”。耆英、穆彰阿等投降派亦助纣为虐，交章弹劾。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月，派新任闽浙总督怡良赴台传旨查办。姚莹据理驳斥璞鼎查“遭风难民”谎言，他说：“如系商船，为何开炮攻我炮台？所有取获大小炮位多门，及夷人战甲、内地营中炮械尚在可证”；并且指出，“该夷捏称遭风商船，以饰其来台挫衄之耻”。怡良不顾事实，强迫姚、达供认英船系遭风破碎，“实无兵勇接仗之事”。台湾士民不肯为英方作证，而且“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呈申诉者，凡数十起”，尤其“精兵千万，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充分显示台湾军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投降媚外的爱国精神。 但是，清廷已决定对侵略者屈服。同年三月，姚莹和达洪阿还是被加以“欺饰冒功“罪名，遭革职查办，并从台湾押解，经福州，送京都。八月，入刑部狱。刑部逮讯时，“台谏交章论救”，而粤督耆英却致书京都某大臣，声称：“不杀台湾镇道，我辈无立足之地”。消息传来，朝野哗然，均为姚莹鸣不平。当姚莹被羁押至京都时，包括曾国藩在内的著名人士三十余人，争相驾车至京郊长辛店迎候。姚莹被关在刑部大狱，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未敢重判姚莹，羁押六天后出狱，将他“以同知直隶州知”身份，“发四川效用”。尽管这样，投降派官员犹不满足，后来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狱”。“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让他受尽了折磨。
但面对政治打击、精神折磨和身体摧残，姚莹仍不改初衷，在出西藏后写的《康輶纪行》中，他怀着爱国义愤，抨击投降派主持的“和局”：“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较”。对此，“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愤恨，思殄灭丑虏，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秽。” 姚莹是鸦片战争时期，领导台湾军民英勇抵抗英军侵略的著名爱国官员。他与林则徐、魏源，同是当时主张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国家近代科学技术以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人物。
台湾镇总兵达洪阿“性过刚，同官鲜与合”，道光十七年（1837年）姚莹至台，彼此“亦有龃龉”，历经两年，姚莹待之以诚，达洪阿深为佩服。某日登门谢过，他对姚莹说：“武人不学，为君姑容久矣，自后诸事悉听君，死生福祸愿与共之”。于是，结成兄弟之交，相互团结合作，以后他们在鸦片战争期间领导台湾军民抗英，屡次取得重大胜利。
道光十八年（1838年）闰四月，黄爵滋奏请严禁鸦片，加重罪名，重治吸食，姚莹认为“非此不能力去沉疴，振启聋瞆”，并会同台镇出告示严申禁烟，命营弁严加查拿，“有买卖鸦片者分别搜拿封毁”，“初犯者刑，再犯者死”，于是各地烟馆，纷纷关闭，一时鸦片几绝。林则徐赴粤查禁海口事件后，姚莹对英国军事侵略保持警惕，认为“夷情狡谲，绝其贸易，有事用兵，此亦事势之必然者。”
姚莹会商总兵达洪阿，对守卫台湾，采取“以守为攻，诱敌入境”策略，保固藩篱，“不御敌于港门之外”而“诱之登岸以取胜”。认真训练水师，严格选择将帅，积极修整炮台船只，添置轮船弹药，加强沿海巡逻、稽查，严防鸦片走私和偷渡。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舰闯入台湾鹿耳门外马鬃洋面挑衅，姚莹即令水师出击，英舰狼狈向西南大详逃窜。七月，他向闽浙总督邓廷桢提出募壮勇、练水勇、雇快船等七条防英急务。并且，亲自巡视南北各路海口，勘察水域深浅，查明船只炮位配备，进而制定台湾十七口设防图。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英舰第二次进犯台湾，未能得逞。
同年八月，英舰“纳尔布达”号驶入鸡笼（基隆），攻打二沙湾炮台，参将邱镇功发射八千斤巨炮，轰断其桅捍，英舰退出口外，冲礁击碎，英军纷纷落水，死者无数，有的凫水上岸，有的抢搭舢板逃生，官兵与壮勇结合，分头追击，击毙和俘虏英军一百六十六人，缴获新式大炮十门。
为了进一步加强防御，姚莹积极组织民力，即发谕示数百道，由各地耆壮，申约连庄，添练壮勇，“家自为守，人自为兵”，乡勇从原一万三千余人增至四万七千余人；并且，揭露英军野蛮逞凶罪状，遍加晓谕，“使人皆切齿，共奋同仇”，又颁发告示，实行信赏必罚，“如兵民奋勇破夷，凡所获夷船银货，悉与出力兵民充赏”，于是，“台湾擐甲之士，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
九月，英军攻陷定海后，借口索还上次战俘，于十三日凌晨，再到鸡笼窥伺，进攻二沙湾、三沙湾，受到当地军民还击，英舰见我人众山险，不敢仰攻，午时逃驶出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英舰三只，进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莹不与其海上交锋，采取“计诱搁浅，设伏歼擒”战术，密示巡检高春如等，募渔民周梓伪装奸细，把敌舰“安因”号引入土地公港，触礁搁浅，即令该处伏兵奋力攻击，打死打伤英军六十人，汉奸五人，缴获大小铜铁炮十三门，鸟枪二十支，短刀二十七把。
后来，英军勾结草鸟船，侵扰台湾，又遭失败。
同年七月，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朝政府与英军头目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英双方交换战俘。九月，璞鼎查在厦门发表文告，进行讹诈，诬蔑姚莹、达洪阿“冒功”，“枉杀”其“纳尔布达”号和“安因”号“遭风难民”，要求清朝政府将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偿”，否则“干戈复起”。耆英勾结穆彰阿危词恫吓，相继弹劾，充当侵略者帮凶，加罪姚、达，声称“该夷之欲求伸冤，尚非无端启衅”，“不值因此一端，致抚局又形决裂”。道光帝在璞鼎查威胁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月，派新任闽浙总督怡良赴台传旨查办。姚莹据理驳斥璞鼎查“遭风难民”谎言，他说：“如系商船，为何开炮攻我炮台？所有取获大小炮位多门，及夷人战甲、内地营中炮械尚在可证”；并且指出，“该夷捏称遭风商船，以饰其来台挫衄之耻”。怡良不顾事实，强迫姚、达供认英船系遭风破碎，“实无兵勇接仗之事”。台湾士民不肯为英方作证，而且，“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呈申诉者，凡数十起”，尤其“精兵千万，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充分显示台湾军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投降媚外的爱国精神。
但是，这时清朝政府已决定对侵略者投降，同年三月，姚莹和达洪阿还是被加以“欺饰冒功”罪名，遭革职查办，并从台湾押解，经福州，送京都。八月，入刑部狱。刑部逮讯时，“台谏交章论救”，而粤督耆英却致书京都某大臣，声称：“不杀台湾镇道，我辈无立足之地”。消息传来，朝野哗然，均为姚莹鸣不平。当姚莹被羁押至京都时，包括曾国藩在内的著名人士三十余人，争相驾车至京郊长辛店迎候。姚莹被关在刑部大狱，后经友人大力营救，羁押六天后出狱。但清朝政府于当年十月，贬姚莹谪川、藏。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殖民者看到中国的台湾孤悬东海，便把进攻的矛头直指台湾，欲图抢占台湾作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与协同防御的总兵达洪阿，对此早有洞察和预防，并做了认真的应战准备，加紧修筑防御工事，添置枪炮弹药等。他们居安思危，“枕戈筹饷，练勇设防”。
1840年7月到1842年3月，姚莹带领台湾军民共取得了“五战五胜”的辉煌战绩。其中两次大胜：一是1841年9月，当时英舰纽布达号驶入基隆港，重炮轰击二沙湾炮台及兵房。中国守军毫不示弱，狠狠还击，英国兵舰受重创，于逃窜中触礁沉没，姚莹率军民大获全胜；二是1842年3月，英舰阿安号载重兵疯狂攻击台湾大安港，来势汹汹，气焰嚣张。姚莹乃与达洪阿“设计以歼之”，将英军舰引入“暗礁林立”的土地公港，使其“搁浅中流”时，乃发动强大攻势，从而大破英兵。这两次大胜，共击毙英军130多名，俘虏200余名，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另还有三次小胜：1840年7月，英国一艘双桅船入侵台湾鹿耳门外海面，被姚莹派兵击退。这是首战英军的胜利，士气为之大振；第二次是1841年7月，英军三艘三桅船再次侵犯，又被击退；第三次是1841年10月，英军又一次卷土重来，并在炮火掩护下强行登陆基隆，在姚莹指挥反击下，全歼登陆英兵。
这五战五胜，战果丰硕，震撼中外，清道光帝曾多次嘉奖。在鸦片战争中，姚莹是坚决拥护林则徐、邓廷桢等抗英的主战派的。他系抗英保台的有功之臣，在率领台湾军民抗击英国殖民侵略军中，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也未丢失过一寸土地，不愧为爱国保台的一面光辉旗帜，也为中国近代史在抗击外敌入侵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内地沿海各地因屡次战败而丢城失地，并在耆英、伊里布、怡良等投降派影响下，而终于1842年8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英国政府借口所谓“杀俘事件”要挟清政府，竟使姚莹、达洪阿等被革职查办。后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未敢重判姚莹，仅以贬至川藏任职了事。 姚莹之所以能够连续多次获得抗击英军的胜利，不仅是因为他在军事上应敌准备充分，使敌无隙可趁，还在于他得到了当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他为官清廉、以身作则、体察民情、关心民疾，深得当地民众的信赖。他在很多方面都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一是调查研究。他在台湾期间，深入民间基层，进行社会民情、风俗、历史、地理方面的考察。他所写的《东槎纪略》五卷，就是实地考察之作。书中记载了台北地区，噶玛兰（今台湾东北宜兰平原）以及浦社（今台湾彰化东南）等地的历史、地理情况，特别是详细记载了噶玛兰浊水大溪以北大量的山川地形、人文历史和人民生活状况。他在农地考察中，还帮农民“绘造图册”、“厘定界址”，不仅“可杜绝土地纠纷，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土著民众的土地权益”。他所留下的记载，至今仍对研究台湾史地，特别是台湾少数民族生活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姚莹注重调查研究，从台湾被贬川藏后任职依然如此。他所写的《康輶纪行》，即以大量资料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并揭露了英国侵略西藏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考察著作。
二是为官清廉。他在台湾三度任职，先后十年。他生活俭朴，一身廉正，两袖清风，知之者无不赞佩。他在台湾第一任，即任“台湾县”解职返回途中，其父不幸逝于鹿耳门，抵福州后，拟“谋其父灵榇及亲属返桐城”，但“以贫困不能成行”，亦因友人“赵慎畛适调任闽浙总督，助其归榇”。其时，姚由“其兄扶榇归里”，而“自己则偕母侨寓福州，谋菽水之养”。
三是爱民爱土。姚莹关心民众疾苦，经常深入基层，亲自辅助解决震灾、风灾、水灾、失业、民间纠纷等。嘉义县发生大地震时，姚“立即开展救灾工作”，“与达洪阿等带头捐出养廉银”，并推动“捐集番银二千九百六十六元”。姚莹被解职离台时，军民夹道跪拜20余里。
四是注重文教。姚莹非常注重当地人民的文化教育，以提高其文化、思想、知识水平。凡其为官之地，均不忘“立学校、敦士习”。在出任台湾兵备道后，即使军务非常繁忙之时，“犹不忘整顿台南的海东书院”，“拿出家藏书目，供在院肄业诸生学习”。后又“整剔海东书院规约，时与诸生相讨论”。在出任台湾县知县及噶玛兰通判时，亦曾筹款、捐款助修台南学府、台湾县书院以及宜兰县之仰山书院，并为延请台邑优秀人士主持。 1840年6月，英军封锁广州洋面，发动了鸦片战争。顿时，整个东南沿海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台湾作为中国东南要区，自然是英军觊觎的重要目标。战争爆发之前，英军就不断派人到台湾岛内了解情况，并经常抓捕渔民询问港口内部的情况。随着战局的发展，台湾形势也越来越严峻，1841年8月厦门陷落，台湾的主要物资供应线被切断，台湾岛内更是人心浮动；同时，英军军舰进犯台湾，来势汹汹。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姚莹和总兵达洪阿同心协力，积极筹防，同时在战争中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为台湾保卫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加紧训练军队。姚莹治军“务在简、严”，即“究其大端，不责苛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抗英斗争中，台湾守军同仇敌忾，英勇战斗，给英军以沉重的打击。
改善武器装备，添置军事设施。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台湾防务。如制造巨舰以利于海战；勘测各个港口的深度，因地制宜进行设防；在各个港口增设炮位，加固原有的炮台；将在福州新近铸的6000斤大炮和8000斤大炮，调来一批以增加台湾的作战能力，多置火器，教士兵应用。这些措施增强了守军的作战能力，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8月的战斗中，就是8000斤和6000斤两门巨炮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打断了英军的桅杆，从而迫使其撤退后触礁沉没。
团练乡勇，使之协防。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姚莹立即驰赴北部，督察防堵事宜，并沿途召见耆老、士绅，使之团练乡勇。“每庄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通计四县二厅，团练壮勇13000多人，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听调用。”当时5个比较大的口岸共用防卫士兵3481人，屯丁200人，而调用的协防乡勇数量则为2160人，水勇520人，和正规军的数量相差无几。这还没有包括那些没有被调用的乡勇。到了道光二十二（1842年），各地所练乡勇已经达到了47000余人，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正规军。而且，这些乡勇平时不领经费，仅在战时调用才拨给口粮。对于军饷本来就缺乏的台湾来说，这种寓兵于民的做法无疑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收养游民，稳定后方。台湾游民素多，成为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许多树旗滋事、趁机抢劫的事件大都是游民所为。姚莹一直比较注意解决游民问题，任台湾道不久，就提出了收养游民的问题，要求将他们编入各庄保甲，由各庄的总理、董事进行约束，“无事则使巡守田园，有事则逐捕盗贼。”这一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与以前相比，游民滋事的数量明显减少。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收养游民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他在《会商台湾夷务》中说：“水师兵少，不敷分拨，必须多募乡勇，既得防夷之用，又可收养游手，消其不靖之心。”这些游民大多被编入乡勇，直接补充了军事力量。对于抗英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部分游民趁抗英斗争期间制造混乱，抢劫财物的行为，姚莹则给予坚决的打击，以保证后方的稳定。道光二十一（1841年）9月11日，北路嘉义地方发生了游民暴动。他们数十成群，向铺户强借银钱，并于15日黎明攻击官员寓所，杀死兵丁。总兵达洪阿迅速带领兵丁平定了这次骚乱。然而北部刚刚平息，又有游民在凤山县竖旗滋事，杀死民人祭旗，并攻击汛地。姚莹迅速调兵缉拿，很快击溃了这一股势力，稳定了形势，从而保证了抗英斗争的顺利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竖旗事件有很多是和英国侵略者相互关联的，有部分流民被英国人收买，到台湾作内应，配合英军进攻台湾。据英国俘虏自己交代，英军司令璞鼎查曾给汉奸番银90000元、纹银6000两，“来台购买奸民”。自道光二十一（1841）年以后，政府缉捕的人员中有很多是这类人。因此，对流民竖旗滋事的打击和打击汉奸、抗击外国侵略者紧密结合，事实上构成了整个抗英斗争的一部分。 台湾抗英斗争的胜利令中国军民士气大振，道光帝也称赞这几次战斗说“可称大快人心”。特赐姚莹花翎，兼二品冠服，“以旌其功”。然而，台湾抗英斗争的成功却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别是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的投降派大臣如鲠在喉。在战争中，闽浙诸地均丧师失地，独有台湾地区取得了胜利，“镇道受赏而督抚无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姚莹等人“早已为中外大臣所嫉”。同时，英国侵略者也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1842年中英签定了《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英军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释放在战争中被台湾军民俘获的士兵。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前，除了9个英军头目之外，其余的英军战俘已在道光帝的同意下被“就地正法”了。英军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谎称这些俘虏本系难民，因商船在台湾海峡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却被台湾镇道当作官兵杀害，以冒功请赏。英国公使璞鼎查坚决要求将台湾镇道“去官正法”，否则的话，“将奏明我国君主，非惟伤及二国和好之气，诚恐难保无致干戈再起。”进行战争威胁。
姚莹对于英国公使的上述说法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他指出：一，这些英军被俘时台湾海峡并无台风，因此遭风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二，在1842年大安之役中俘获的英国船只上发现了浙江宁波镇海营中的军器、绿营旗帜和署为“温州镇左营守备”所造附近山形水势图一本。可以说明此船曾参与过这些侵略中国沿海的战役。三，英国船上设有炮台，“打仗胜则称为兵船，以耀其武，败则指为商船，以讳其短。”而并非如璞鼎查所称仅是商船。因此，姚莹认为，英国公使的说法俱是捏造，仅仅是为诬陷、打击台湾抗战军民提供口实而已。但是这些辩解并没有阻止投降派官员将姚莹罗织成狱。事发之后，“江、广、闽、粤四省大帅……弹章相继，或日为书，偏布京师，曰‘不杀镇道，无以谢夷，以坚和约’。”清政府令闽督怡良到台湾调查此事。怡良“成见早定，不容陈辩”，没有经过调查，立即将姚莹、达洪阿革职查办，“以其所闻于夷人者令镇道俱对”。在这种情况下，姚莹有口难辩，终于被煅炼成狱。对此，姚莹在一首诗中写道：“海外功名泡影如，群公网岂漏游鱼。”表达了他的无奈之情。姚莹含冤下狱，道光帝是知道其中隐情的。当时处决俘虏的命令就是他下的。因此在见到姚莹下狱以后所写的“供辞”时说：“台湾事，朕已知之，毋庸阅也。”但是经过了鸦片战争之后，他早已被英国侵略者吓破了胆，根本不敢违背英国人的意愿。最后还是作出了荒唐的决定，将姚莹下狱。
但是，姚莹的遭遇却激起了主战派爱国人士和台湾人民愤怒。怡良到台将姚莹及达洪阿逮问入京时，就有“精兵数千人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几乎激成兵变。后经劝导，众人才“痛哭投戈而罢”。不久，“士民复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申诉者，凡数十起。”及至姚莹下狱，“台谏诸公纷纷上书言台湾事”，“争为颂冤”。在各方压力下，道光帝不得不将姚莹“赦免”出狱。但是为了使英国人清满意，将他“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四川效用”。尽管这样，投降派官员犹不满足，后来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狱”，“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让他受尽了折磨。
对于这种遭遇，姚莹却安之若素。虽“两次奉使往返万里，冰山雪窖中，崎岖备至，”却能“处之如恬，途中诵读吟咏不辍。”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他系统地考察了所经地区的山川、地形和风土人情，同时，对“西洋各国情节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根据这些资料，写成了《康輶纪行》15卷，并附图一卷。他在书中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者，必须要学习他们的自然科学技术，并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情况。他在书中还特别提醒人们要防范英国侵略者对西藏进行侵略。这部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一起，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同时，姚莹那种虽处江湖之险远，却仍系心于国家之忧患的拳拳赤子之心，足以垂范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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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及三元里等地人民的抗英斗争予以赞扬,对清廷昏愦、官军腐败特别是琦善、奕山等人的卑怯求和,秉笔直书。书中还就鸦片战争中中国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挽救的办法 。 梁廷枬撰写的《夷氛闻记》,从道光初年禁烟写起,迄于1849年人民反入城斗争,追述鸦片战争全过程。书中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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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他们和官兵一道击退了入侵的英军,粉碎了敌人试图侵占台湾的阴谋,赢得了抗英斗争的胜利。当时台湾兵备道姚莹在其《奉逮入都别刘中丞书》中写道:“台湾擐甲之土,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卒得保守岩疆,而获安,未烦内地一珍一矢者,皆赖文武士民之力也”。鸦片战争之后,台湾同胞还先后击退了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