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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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生平简介~

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新学期开始,沈阳东关模范学校魏校长问同学们读书是为了什么?于是有人回答说:“是为了家父读书。”有人回答:“为明礼而读书。”也有人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当魏校长点名要周恩来回答是,坐在后排的周恩来站起来,庄重的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手帕的故事
有一次,周总理在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时,一个美国记者伸出手来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总理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都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周恩来自掏腰包,减轻别人负担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风尘仆仆,日夜操劳,确实辛苦。时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周总理离开新会的前夕,悄悄地安排为总理设宴送行。宴会地点就安排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灶事员,而且没什么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尽管这样,在吃喝将近结束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周总理随即示意他的秘书,把300元人民币交给了县委的司务长。

扩展资料: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 ,原藉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周恩来

周恩来的简短资料: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 ,原藉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扩展资料:

外国政要眼中的外交家周恩来:
1、尼克松:他是一名杰出的外交家。
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与周恩来的接触中,被周恩来那种伟大的精神气魄和宽广的胸怀所折服。在他的眼中,周恩来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一个拥有强大民族自信心的人。
2、斯大林:“周恩来同志,我祝你万事如意”。
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大元帅,是在苏联执政时间最长的最高领导人。在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斯大林曾对中共代表团说:“你们将来一建国,现成就有个总理,周恩来。”
3、基辛格: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
基辛格说:“周恩来智慧超群、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他都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在我见过的外国领导人中,周恩来是百里挑一的人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周恩来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外国政要眼中的外交家周恩来

  周恩来
  1898年3月5日生,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
  1917年留学日本。
  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夫人邓颖超。

周恩来自述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
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大批地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份。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贻�病重,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就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传》。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东北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我十三四岁。

十五岁(一九一三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长。一九一五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一九二○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当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一九二三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结果没有来得及读完,一九二四年夏天即返国。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来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因此,许多民族主义者开始摸索民族独立的道路。当时,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民主的道路,达到了维新,中国也想寻找这一条路。可是,中国封建势力根太深。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但并未打倒封建主义,袁世凯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权,中国对外仍是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轻工业曾一度有机会发展,国内的工人阶级已发展到一定数量。大战结束后,德、奥、俄帝国倒台。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运动,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民主主张。但中国国内封建势力的头目袁世凯竟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而那时的孙中山活动还仅仅浮在上层,他的主张中没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动不深入群众,没有群众做基础。因此,当时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就发动了五四运动。"五四"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运动,而且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物都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世界大战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并认识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未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就趋向社会主义。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思潮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也因为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国外接受了欧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社会主义来担当这个责任。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农民运动。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民族解放,实质上是农民解放。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农民起义,这些革命运动常带有农民的保守性。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其失败原因即在于没有找出农民解放的道路,即土地革命。领导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常常忘记了农民的要求,运动又无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后来就出卖了农民的利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统治者如清朝政府和后来的袁世凯,都依靠外力镇压农民运动,因此农民革命运动常告失败。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精神,加以发扬,要改革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学得了美国改革土地的办法--即收土地税。但他的活动始终未深入农村去了解和组织农民,革命运动并未与农民结合起来,在城市也未与小市民结合,奔走数十年,都是在狭小的圈子里。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觉悟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对孙中山没有深刻印象。当时的三民主义仅有几个简单口号,没有政纲和政治理论。后来,国共合作,三民主义的内容才充实起来,成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义。这以后经过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三民主义才深入群众,在群众中生根。所以,今天我们所遵行的三民主义,是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张做标准的。

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可分五个时期。这是根据它每一时期所包括的阶级成份与其所代表的利益而划分的。 一、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前,一八九四年成立兴中会,一九○五年成立同盟会。这个时期,它代表华侨资本家和劳动者(洪门)的利益,故有民族民主思想。国内依靠知识分子中不满意清朝统治和外国侵略的人,还有社会上的青帮红帮,不满社会现状的人,失业者等。

二、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后,到一九一三年改称国民党,一九一四年又改称中华革命党,它的成份日渐狭小。当时,华侨中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国民党,一派反对它。在国内,是依靠一部分绅士、买办官僚、知识分子,而以依靠军人为主,它的基础很小。知识分子与军人合不起来。结果,代表军人的陈炯明,于一九二二年赶走了代表知识分子的孙中山,于是孙中山逃到上海。

三、一九二四年改组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基础大为扩大。因为有中共的加入,所以它的成员就有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商人以及其他中上层人士,总之,成份包括各阶层,成为一个民族的政党。也正因此,党内分成左右两派。革命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两派破裂,发生了"四·一二"的清党运动。

四、"四·一二"之后,国民党本身就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五、从抗战开始直到现在。抗战开始后,基础又有所扩大,但它所代表的利益,仍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和上层军人阶级的利益。国民党今天所代表的利益是与它的纲领相矛盾的。因此,它的纲领中任何规定都不能实行,土地改革遭受地主阶级的反对;改善军人待遇遭受上层军官的反对;发展民族工业,遭受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的反对。不仅政策与党的统治集团相矛盾,而且党内上下层互相矛盾,下层的意见、利益,都不能实现,一切大权操于CC、黄埔与财政集团之手中。这些集团所以能操纵全党,首先是依靠军权,并且得到其他国家权力的帮忙。

国民党现在是靠军队、政权、特务、银行控制全国,各派都有他们自己的银行,如中央(宋子文)、中国(孔祥熙)、农民(CC)、交通(一半CC),但党的开支靠金库。参议会曾向国民党提出过批评,其后他们往金库拨了一笔款子做基金。国民党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就是因为它握有军、政、金融等权。

一九二四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四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一九二五年参加两次东征,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共产党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但我未去。

一九二六年冬去上海,做工人运动(在广东、在法国也都做过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暴动时我尚未到沪)。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二日组织三十六万工人总罢工,二月二十二--二十四日举行第二次起义,但因革命军未到,起义未能与革命军配合而失败。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两天内击溃张宗昌的军队三个团,共一万多人,工人缴获了步枪四千多枝及其他短枪、机枪等。当时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八十万,直接作战的一万多人。开始时工人只有三百多枝短枪,起义一开始,就从警察那里缴来大批武器,在南市、闸北、虹口、吴淞……的战斗都得到了胜利。这时蒋介石已经到了江西,与武汉政府已经开始冲突,而白崇禧领导进攻上海的北伐军听说工人罢工,就不前进,希望工人失败,他再进来。

北伐军到达南京、上海之后,蒋即亲自到上海来镇压工人。他同外国势力勾结,并且收买流氓,一起进攻工人。四月十一日深夜至十二日凌晨,他利用流氓伪装工人在工人纠察队里引起冲突,接着借口调处,把军队开入纠察队司令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把工人纠察队缴了械。十二日即开始了大屠杀,当天即杀死几十人,伤二百多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屠杀。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第二十军、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等,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焘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起义军后来失败了,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失败后的队伍,一部分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结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领退到福建、江西边境,以后转到湖南,后来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由武汉国民革命军警卫团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

我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一九三一年底去江西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主要在军队中工作。后来参加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年在上海时,我曾绕道欧洲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议。办出国护照时,我照了一张相,叫陈赓认,并且告诉他这个人是黄埔军校的,他想了半天认不出来。我于是就大胆地用这张相片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领了出国留学的护照。

我在一九一九年认识邓颖超同志,一九二五年和她结婚。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一九三六年谈判开始,一九三七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头四次完全失败了。第四次是陈诚指挥的,失败得最惨。于是蒋介石决心加强训练,这便是庐山训练的开始。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这时蒋介石也派人来秘密接洽,要我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接受和平,同时蒋介石仍加紧压迫东北军向红军进攻,以便削弱红军,使中共易于接受他的条件。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亲至西安,逼张打共产党,并且说,他如果不打,就派蒋鼎文来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事变发生后,我们在陕北保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要我们派代表去西安与蒋谈判。在西安参加谈判的共五人: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宋子文、蒋夫人、蒋、还有我。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准备打日本。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夫人坚持要在这一天送蒋回京。张学良自己答应了亲自送蒋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张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后会从此被囚。张学良被囚以后,东北军将领、士兵大为愤怒,以致杀死张学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况严重,闹了两个月才告平静。从那时起,东北军被蒋介石分散到各处,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一九三七年三月正式开始了国共谈判。我曾一次去杭州,两次上牯岭。当时顾祝同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谈判的结果国民党答应中共为合法政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改编红军为八路军。但是后来国民党政府始终未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

抗战开始后,我与朱德、叶剑英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划定作战地区。朱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我也去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合作。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月间,先在太原,太原失守去临汾,然后回延安。十二月底去武汉,一直住到武汉失守之前,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是武汉失守前最后离武汉的一批人。从武汉撤退,路过长沙时遇长沙大火。后去桂林,一九三八年底去重庆。

抗战中的国共军事磨擦,开始于一九三九年六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以南的关中地区。十月,河北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十二月,山西阎锡山的旧军打新军。一九四○年国民党朱怀冰部进攻冀豫边区。

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近一万人,除有二千人突围以外,都被杀、被俘,目前仅放了二百多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曾自重庆去桂林,到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五月返重庆。六月返延安。因骑马伤右臂,未治好,九月赴莫斯科医治。政府的飞机送我到兰州,然后乘苏机赴苏,入克里姆林宫医院。到一九四○年三月返延,体重增加了九磅。五月去重庆,七月返延安一趟。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谈判决裂,开始在报纸上斗争。一九四二年林彪去渝。林彪同蒋介石谈判也无结果。一九四三年七月,我与林彪等离渝返延。

一九四四年五月,史迪威将军决定派美军观察组和记者团去延安,我在延安欢迎他们。十一月赫尔利去延,达成五条协议,大概内容是为了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同意建立联合政府,包括各党派人士,统一军队,改革政治,给人民自由。这是毛主席与赫尔利双方签字的,但具体内容从未公布。

史迪威与赫尔利政策的差别,就是史迪威主张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军队,他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赫尔利的主张却是要经过蒋介石来援助。他也赞成联合政府,但对共军的援助必须经过联合政府。赫尔利的主张虽如此,但蒋介石仍然不同意,结果赫尔利放弃了自己的联合政府主张,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

你也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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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家、 政 治 家、 军 事 家 和 外 交 家, 中 国 共 产 党、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要 领 导 人 之 一,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创 建 人 之 一,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总理 (1949 ~ 1976)。 原 籍 浙 江 绍 兴, 出 生 于 江 苏 淮 安。 1917 年 在 天 津 南 开 学 校 毕 业后 赴 日 本 求 学。 1919 年 回 国, 9 月 入 南 开 大 学, 在 五 四 运 动 中 成 为 天 津 学 生 界 的 领导 人, 并 与 运 动 中 的 其 他 活 动 分 子 共 同 组 织 进 步 团 体 觉 悟 社。 1920 年 去 法 国 勤 工 俭学。 1921 年 参 加 中 国 共 产 党, 1922 年 和 赵 世 炎 (后 来 是 党 的 前 期 重 要 领 导 人 之 一)等 组 织 旅 欧 中 国 少 年 共 产 党 (翌 年 改 名 为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青 年 团 旅 欧 支 部)。 后 任 中 国社 会 主 义 青 年 团 旅 欧 支 部 书 记、 中 共 旅 欧 支 部 领 导 人。

1924 年 秋 回 国 后, 曾 任 广 东 黄 埔 军 校 政 治 部 主 任、 国 民 革 命 军 第 一 军 政 治 部 主 任、第 一 军 副 党 代 表 等 职, 并 先 后 任 中 共 广 东 区 委 员 会 委 员 长、 常 委 兼 军 事 部 长。 1927 年 3 月 在 北 伐 的 国 民 革 命 军 临 近 上海 的 情 况 下, 领 导 上海 工 人 第 三 次 武 装 起 义, 赶 走了 驻 守 上海 的 北 洋 军 阀 部 队。 5 月 在 中 共 第 五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上 当 选 为 中 央 委 员, 在五 届 一 中 全 会 上 当 选 为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7 月 任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临 时 常 务 委 员 会 委员 (共 5 人)。 国 共 全 面 分 裂 后, 他 同 贺 龙、 叶 挺、 朱 德、 刘 伯 承 等 一 起 于 8 月 1 日 在 江西 南 昌 领 导 武 装 起 义 (见 南 昌 起 义), 任 中 共 前 敌 委 员 会 书 记。 1928 年 在 中 共 六 届 一中 全 会 上 当 选 为 政 治 局 常 委, 后 任 中 央 组 织 部 长、 中 央 军 委 书 记。 当 时 中 共 中 央 在 上海 处 于 秘 密 状 态 下 工 作。 他 为 保 证 中 共 中 央 的 安 全, 为 联 系 和 指 导 各 地 区 共 产 党 领导 的 武 装 斗 争, 为 发 展 在 国 民 党 统 治 区 的 革 命 工 作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 在 这 一 阶 段 的大 部 分 时 间 内, 他 实 际 上 是 中 共 中 央 的 主 要 主 持 者。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浙江绍兴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1917年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五四运动中,在天津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4年回国。1927年8月1日领导了南昌起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是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1898~1976)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1949~1976)。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2年和赵世炎(后来是党的前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1972年患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号召。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在20年代与邓颖超结婚,无子女。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从小志高,12岁就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

1911年年底,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这一天,魏校长亲自为学生上修身课,题目是“立命”。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发出剧烈变动的时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很多人,特别是年青人思想困惑,没有明确的理想追求,没有人生奋斗的目标。校长讲“立命”,就是给学生讲怎样立志。

魏校长讲到精彩处突然停顿下来,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读书?”

教室里静静的,没有一个学生回答。

“如果没有人回答,我就一个个问了!”

魏校长走下讲台,指着前排一同学说:“你为什么而读书?”这个学生站起来挺着胸脯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就是为了光宗耀祖。”魏校长又向第二个学生,回答是:为了明礼而读书。第三个被问的学生是一个靴铺掌柜的儿子,他很认真地回答说:“我是为我爸而读书的。”同学们听了哄堂大笑。

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摇了摇头又到周恩来面前,问道:“你是为什么而读书?”

周恩来在学生中威信挺高,在以前不久,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他在同学们中第一个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因为满清政府规定,所有汉人男子都必须像满族人一样留长辫子,以表示忠于清朝朝廷,不留辫子就要杀头。周恩来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学生,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周恩来站起身来,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回答。周恩来非常郑重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回答的多好啊!一句话,表达了周恩来从小立志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

魏校长没有想到,竟然有这样出众的学生,非常高兴。他示意让周恩来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意思是说,有志气的青年,都要向周恩来学习啊!

鞠躬尽瘁全心为人民

同学们可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特别时行戴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越来越大,越来越精致,到现在我也还保存着“两毛巾”毛主席像章。这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爱戴之情。

敬爱的周总理胸前也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但是他戴的不是当流行的圆形毛主席像章,而是一种长条形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这枚纪念章上,1/3的地方是毛主席头像,2/3的地方是毛主席书写的“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有一回,周总理去广州,宾馆里的女服务员胆子挺大,要跟周总理换像章。那时候,如果能得一枚好像章,可是一件了不起的收获。周总理笑着说:“你喜欢我戴的这枚,好啊,那就送给你。”一听这话,姑娘赶紧自己动手摘下了周总理戴的像章,又把自己戴的那枚毛主席头像纪念章给周总理别在胸前。到了晚上,周总理又把那枚毛主席头像纪念章摘下来,仍然换了一枚为人民服务纪念章戴在胸前,这枚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一直戴到他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