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周恩来的生平事迹,越详细越好.
作者&投稿：堵馥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香港历史~
淮安这个地方，文化发达，经济繁华，既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又有鸦片战争中抗英英雄关天培的祠堂。周恩来“少游江淮，纵览名胜”，热爱祖国的山河和历史上的英豪，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小时候读章太炎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他曾在林则徐写给关天培词的挽联前默默哀悼。后来，1939年周恩来回绍兴，谈到团结抗战时，还谈到祠前的对联，勉励大家勿忘关天培的气节。
周恩来的母亲万氏，精明强干，周恩来从小就耳儒目染。他在不满一周岁时过继给了叔父。过继母陈氏知识丰富，会诗文书画，教周恩来认字诵诗，从小培育了他丰富的感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诗词，和南宋梁红玉在淮安抗击金兵，西汉时淮安名将韩信乞食漂母到建立汉业；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他的乳母蒋氏，使他懂得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
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本来已经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堕入了清贫困苦的境地。两个母亲相继死亡，父亲为了生活而长年在外谋事，幼小的周恩来不得不去富户叩门借债，或是送衣物进当铺
典押。
国仇家难，从小教育了周恩来。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到奉天（今辽宁省），进银川（今铁岭）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后，转入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在东北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上，留下过少年周恩来的足迹。
“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
“为了中华之崛起！”
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渗透在他的各项活动中。他是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后来自觉参加革命的。
1913年春天，周恩来身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来到天津，入南开学校读书。天津旧称天津卫，是捍卫中国京都的门户，1860年被迫开埠，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有租界，成为一个典型
的半殖民地城市。南开学校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他在这里上了四年学，汲取了近代教育的各方面的知识，这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参加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编辑《敬业》、《校风》刊物，发表小说、文章；参加新剧团；当选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江浙同学会会长；参加天津备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大会；参加全校演说比赛；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反映出青年周恩来的忧国爱国之思。他在文章
中说：“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他在诗中说：“极目青郊外，烟蚕布正浓。中原方逐鹿，搏浪踵相踪”。他针对日本提出的亡我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上勿负是期也。”他同情穷苦人民，“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他注重锻炼身体，要改变“东亚病夫”的面貌。就是他参加演出话剧，也是为唤醒人民，“欲重整河山，复兴祖国”。
1917年夏，周恩来中学毕业，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表明了他的一贯志愿。但是，怎样才能使中华腾飞？当时，教育救国说，实业救国说，甚至军国主义救国说，弥漫尘上。周恩来是一个扎实、谨慎的青年，他需要认真考察一番。
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既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世界，更有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饥饿和失业大军，军国主义分子叫嚣着要侵略中国。看到这样的现实，周恩来抛弃了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他处于彷惶、苦闷之中，在给人写的信中说过：“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周恩来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著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给了周恩来深刻的印象。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变化，正如
他在诗句中所说：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他于1919年4月回到中国，接着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不敢贸然在巴黎和约上作屈辱的签字，五四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周恩来积极参加了**示威。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报上大声疾呼：“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这张报办得“很有精神”，“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点，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从1919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为了支援山
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两次进北京到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应和宣传、报道。这期间，天津五四运动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20名男女学生组成了觉悟社。《觉悟社社员歌》中提出了“阶级斗争”。
“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
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
这年11月，日本驻福州领事指使歹徒打死打伤中国学生和警察，并令驱逐舰侵入中国海域，派水兵登陆挑衅。天津人民决定抵制日货。日本驻津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镇压学生。周恩来等20余人被捕。在牢房中，他们没有屈服，继续燃起光明的火炬。周恩来向难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据当时的《检厅日录》记载：
1920年5月14日 议决“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
5月28日 “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5月31日 “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6月2日 “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6月4日 “仍由周恩来续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
6月7日 “周恩来续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本集中说’，
今天马氏学说已经讲完了。”
这说明，五四时期，周恩来已经在系统地宣传马克思的学说。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
经过周恩来等在狱中斗争和狱外爱国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反动政府终于把被拘的学生全部释放了。
半年的牢狱生活，使周恩来更加坚定、凝练，观察问题、考虑问题更加深刻了。他深深感到苦难的中国需要有根本的改造，而改造必须有更加强大的社会力量，要“到民间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而且必须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指导。周恩来后来谈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道：自己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20年11月，周恩来坐海轮去法国，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说：“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周恩来初到欧洲的时候，对于采取什么主义来救中国，思想上还没有最后确定。究竟是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暴力手段呢？还是采取英国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作法？他当时的思想认识是：“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生产调敝，满目疮痍，
物价高昂，民生窘困。1921年1月，他到伦敦，对英国进行考察。英国这时正处在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之中，资本家疯狂地剥削工人，煤矿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这些使周恩来感到“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2月，他回到法国，辨析了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派思潮，终于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年春天，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从此，周恩来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1921年底，周恩来和赵世炎开始酝酿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约李维汉到巴黎见面商量，然后分头进行。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传达和贯彻旅欧党组织的意见，在青年中启发革命觉悟。经过多方筹备，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召开了成立大会，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这个组织后来由中共中
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批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周恩来在西欧的将近四年中，丰富了理论知识和多方面的实践经验。
1921年7、8月间，中国旅法的勤工俭学生联合华工和各界侨胞，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反对北洋政府秘密借款的斗争，迫使它的用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同法国政府和资本家签定的5亿法郎借款合同中途停止。周恩来积极支持这一斗争，并向国内作了详细的报道。法国政府采取了报复手段，决定从9月15日起停发对勤工俭学
生的维持费。同时，即将开学的里昂中法大学剥夺了勤工俭学生的入学权利。勤工俭学生被推入了绝境，他们采取进占里大的行动。里昂的警察逮捕了勤工俭学生的先发队，将他们押送回国。
从此，五四运动后形成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基本结束。
1923年5月，国内发生了山东临城的劫车案，土匪扣留了30多名西方乘客，帝国主义各国借机提出要共同管理中国的铁路。到6月12日，被劫持的旅客已全部获释，但7月间法国《巴黎时报》透露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不日即将见诸实行”。周恩来看到报纸后，决定发动旅法华人起来开展保卫国家主权的斗争。7月3日，他主持旅法华人各团体联合会议，商讨行动计。8日，又召集22个旅法团体的代表开会，组成“临时委员会”，发出《致国内各界公电》，指出“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国内人民也强烈反对这事，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连续发表蔡和森、张太雷等的文章。帝国主义见众怒难犯，后来不得不将“共管”方案搁置。在这次斗争中，周恩来始终是旅法华人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有5万工人远渡重洋到法国，“以工代兵”，表示中国的参战。周恩来到法国时，留在法国的华工还有2000多人。他们吃的是黑面包，住的是帐篷和木板工棚,遭受奴役。旅欧党团组织十分重视华工，建立了统一的组织华工总会，并且对华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帮他们办好《工人旬报》。周恩来经常到巴黎近郊的华工聚居地区比央古，深人工厂和工棚，同华工办事处负责人谈话，了解工作情况，进行指导帮助，有时还去作报告。旅欧期间，他自己
也当过工人。在他的带动和号召下，旅欧党团组织和它所属的各单位经常召开各类华工会议，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深入华工中活动。华工领袖袁子贞、马志远等先后加入了旅欧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2年8月，孙中山指派王京歧到法国组织中国国民党驻法支部。此前，即这一年的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对时局的主张》中曾提出愿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王京歧一到法国，周恩来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同他取得联系。1923年6月16日，周恩来、尹宽、林蔚等代表旅欧青年团与王京歧达成协议，80余名团员全都以个人身分参加了国民党旅欧组织。这是在国内统一战线
尚未正式建立前，欧洲已经实现国共合作，成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先声。由于旅欧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遍及法国、德国、比利时，国民党总部就令驻法支部改为驻欧支部。1923年11月25日，在中国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在执行部长王京歧归国期间，周恩来代理部长
职务，实际负责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在统一战线中，周恩来强调要遵循共同的革命纲领，联合其他革命势力，积极从事国民革命工作。但是，决不能“抛并共产主义不信”，忘了“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他和王京歧合作，一个对外，一个理内，关系处埋得非常好。后来周恩来被调回国，王京歧深感“现中央（广东）夺之东归，全欧党务影响非浅”。
中共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是很重视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的，专门办了侧重于理论的杂志《少年》。周恩来在这段时间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同时，结合在欧洲的斗争实践，写了很多文章，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
他认为：“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倒，中国民族也万难解放。帝国主义列强和新旧军阀、封建余孽、洋行卖办，滥官乃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他说：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而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主力”。
他主张中国革命要分为两步来走，第一步是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第二步才是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他在进行工人工作中，对工会的性质、任务、作用、组织以及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作了系统论述。他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工会主要是“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教化，散布革命种子”，就是“预备破坏”旧制度，在夺取政权之后，工会的主要作用“是在建设”。工会与党的关系是“极密切而永不相欺的”，党是“劳动运动的先驱，社会革命的向导”
。工人运动的目标应该是“改良工人状况，引导工人为经济的奋斗，协助工人政党图谋工人阶级的解放，取消工银奴役，以达到最后共产主义的胜利”。
对于世界形势，周恩来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指出“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他卓有远见地预言：“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终有爆发之日”，在日美之战起来后，谋中国独立的战士“要切实地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
旅欧这段时间，对于周恩来来说，除了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为以后从事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打下多方面的基础外，同时在组织上也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这为中国革命准备了众多的领导干部，其中有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邓小平、聂荣臻、李维汉、刘伯坚、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卓然、刘鼎、张伯简、林蔚、郭隆真、熊雄、孙炳文、穆青、欧阳钦、袁子贞、马志远、李大章、邢西萍等，而周恩来和赵世炎等是旅欧党团组织的创立者和领导人。
周恩来，字翔宇，别名少山、伍豪等，祖籍浙江省绍兴，1898年3月5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生于江苏淮安。
淮安这个地方，文化发达，经济繁华，既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又有鸦片战争中抗英英雄关天培的祠堂。周恩来“少游江淮，纵览名胜”，热爱祖国的山河和历史上的英豪，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小时候读章太炎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他曾在林则徐写给关天培词的挽联前默默哀悼。后来，1939年周恩来回绍兴，谈到团结抗战时，还谈到祠前的对联，勉励大家勿忘关天培的气节。
周恩来的母亲万氏，精明强干，周恩来从小就耳儒目染。他在不满一周岁时过继给了叔父。过继母陈氏知识丰富，会诗文书画，教周恩来认字诵诗，从小培育了他丰富的感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诗词，和南宋梁红玉在淮安抗击金兵，西汉时淮安名将韩信乞食漂母到建立汉业；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他的乳母蒋氏，使他懂得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
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本来已经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堕入了清贫困苦的境地。两个母亲相继死亡，父亲为了生活而长年在外谋事，幼小的周恩来不得不去富户叩门借债，或是送衣物进当铺
典押。
国仇家难，从小教育了周恩来。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到奉天（今辽宁省），进银川（今铁岭）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后，转入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在东北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上，留下过少年周恩来的足迹。
“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
“为了中华之崛起！”
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渗透在他的各项活动中。他是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后来自觉参加革命的。
1913年春天，周恩来身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来到天津，入南开学校读书。天津旧称天津卫，是捍卫中国京都的门户，1860年被迫开埠，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有租界，成为一个典型
的半殖民地城市。南开学校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他在这里上了四年学，汲取了近代教育的各方面的知识，这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参加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编辑《敬业》、《校风》刊物，发表小说、文章；参加新剧团；当选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江浙同学会会长；参加天津备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大会；参加全校演说比赛；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反映出青年周恩来的忧国爱国之思。他在文章
中说：“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他在诗中说：“极目青郊外，烟蚕布正浓。中原方逐鹿，搏浪踵相踪”。他针对日本提出的亡我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上勿负是期也。”他同情穷苦人民，“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他注重锻炼身体，要改变“东亚病夫”的面貌。就是他参加演出话剧，也是为唤醒人民，“欲重整河山，复兴祖国”。
1917年夏，周恩来中学毕业，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表明了他的一贯志愿。但是，怎样才能使中华腾飞？当时，教育救国说，实业救国说，甚至军国主义救国说，弥漫尘上。周恩来是一个扎实、谨慎的青年，他需要认真考察一番。
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既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世界，更有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饥饿和失业大军，军国主义分子叫嚣着要侵略中国。看到这样的现实，周恩来抛弃了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他处于彷惶、苦闷之中，在给人写的信中说过：“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周恩来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著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给了周恩来深刻的印象。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变化，正如
他在诗句中所说：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他于1919年4月回到中国，接着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不敢贸然在巴黎和约上作屈辱的签字，五四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周恩来积极参加了**示威。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报上大声疾呼：“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这张报办得“很有精神”，“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点，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从1919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为了支援山
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两次进北京到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应和宣传、报道。这期间，天津五四运动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20名男女学生组成了觉悟社。《觉悟社社员歌》中提出了“阶级斗争”。
“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
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
这年11月，日本驻福州领事指使歹徒打死打伤中国学生和警察，并令驱逐舰侵入中国海域，派水兵登陆挑衅。天津人民决定抵制日货。日本驻津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镇压学生。周恩来等20余人被捕。在牢房中，他们没有屈服，继续燃起光明的火炬。周恩来向难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据当时的《检厅日录》记载：
1920年5月14日 议决“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
5月28日 “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5月31日 “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6月2日 “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6月4日 “仍由周恩来续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
6月7日 “周恩来续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本集中说’，
今天马氏学说已经讲完了。”
这说明，五四时期，周恩来已经在系统地宣传马克思的学说。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
经过周恩来等在狱中斗争和狱外爱国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反动政府终于把被拘的学生全部释放了。
半年的牢狱生活，使周恩来更加坚定、凝练，观察问题、考虑问题更加深刻了。他深深感到苦难的中国需要有根本的改造，而改造必须有更加强大的社会力量，要“到民间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而且必须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指导。周恩来后来谈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道：自己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20年11月，周恩来坐海轮去法国，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说：“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周恩来初到欧洲的时候，对于采取什么主义来救中国，思想上还没有最后确定。究竟是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暴力手段呢？还是采取英国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作法？他当时的思想认识是：“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生产调敝，满目疮痍，
物价高昂，民生窘困。1921年1月，他到伦敦，对英国进行考察。英国这时正处在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之中，资本家疯狂地剥削工人，煤矿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这些使周恩来感到“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2月，他回到法国，辨析了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派思潮，终于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年春天，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从此，周恩来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1921年底，周恩来和赵世炎开始酝酿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约李维汉到巴黎见面商量，然后分头进行。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传达和贯彻旅欧党组织的意见，在青年中启发革命觉悟。经过多方筹备，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召开了成立大会，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这个组织后来由中共中
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批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周恩来在西欧的将近四年中，丰富了理论知识和多方面的实践经验。
1921年7、8月间，中国旅法的勤工俭学生联合华工和各界侨胞，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反对北洋政府秘密借款的斗争，迫使它的用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同法国政府和资本家签定的5亿法郎借款合同中途停止。周恩来积极支持这一斗争，并向国内作了详细的报道。法国政府采取了报复手段，决定从9月15日起停发对勤工俭学
生的维持费。同时，即将开学的里昂中法大学剥夺了勤工俭学生的入学权利。勤工俭学生被推入了绝境，他们采取进占里大的行动。里昂的警察逮捕了勤工俭学生的先发队，将他们押送回国。
从此，五四运动后形成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基本结束。
1923年5月，国内发生了山东临城的劫车案，土匪扣留了30多名西方乘客，帝国主义各国借机提出要共同管理中国的铁路。到6月12日，被劫持的旅客已全部获释，但7月间法国《巴黎时报》透露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不日即将见诸实行”。周恩来看到报纸后，决定发动旅法华人起来开展保卫国家主权的斗争。7月3日，他主持旅法华人各团体联合会议，商讨行动计。8日，又召集22个旅法团体的代表开会，组成“临时委员会”，发出《致国内各界公电》，指出“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国内人民也强烈反对这事，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连续发表蔡和森、张太雷等的文章。帝国主义见众怒难犯，后来不得不将“共管”方案搁置。在这次斗争中，周恩来始终是旅法华人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有5万工人远渡重洋到法国，“以工代兵”，表示中国的参战。周恩来到法国时，留在法国的华工还有2000多人。他们吃的是黑面包，住的是帐篷和木板工棚,遭受奴役。旅欧党团组织十分重视华工，建立了统一的组织华工总会，并且对华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帮他们办好《工人旬报》。周恩来经常到巴黎近郊的华工聚居地区比央古，深人工厂和工棚，同华工办事处负责人谈话，了解工作情况，进行指导帮助，有时还去作报告。旅欧期间，他自己
也当过工人。在他的带动和号召下，旅欧党团组织和它所属的各单位经常召开各类华工会议，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深入华工中活动。华工领袖袁子贞、马志远等先后加入了旅欧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2年8月，孙中山指派王京歧到法国组织中国国民党驻法支部。此前，即这一年的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对时局的主张》中曾提出愿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王京歧一到法国，周恩来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同他取得联系。1923年6月16日，周恩来、尹宽、林蔚等代表旅欧青年团与王京歧达成协议，80余名团员全都以个人身分参加了国民党旅欧组织。这是在国内统一战线
尚未正式建立前，欧洲已经实现国共合作，成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先声。由于旅欧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遍及法国、德国、比利时，国民党总部就令驻法支部改为驻欧支部。1923年11月25日，在中国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在执行部长王京歧归国期间，周恩来代理部长
职务，实际负责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在统一战线中，周恩来强调要遵循共同的革命纲领，联合其他革命势力，积极从事国民革命工作。但是，决不能“抛并共产主义不信”，忘了“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他和王京歧合作，一个对外，一个理内，关系处埋得非常好。后来周恩来被调回国，王京歧深感“现中央（广东）夺之东归，全欧党务影响非浅”。
中共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是很重视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的，专门办了侧重于理论的杂志《少年》。周恩来在这段时间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同时，结合在欧洲的斗争实践，写了很多文章，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
他认为：“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倒，中国民族也万难解放。帝国主义列强和新旧军阀、封建余孽、洋行卖办，滥官乃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他说：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而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主力”。
他主张中国革命要分为两步来走，第一步是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第二步才是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他在进行工人工作中，对工会的性质、任务、作用、组织以及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作了系统论述。他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工会主要是“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教化，散布革命种子”，就是“预备破坏”旧制度，在夺取政权之后，工会的主要作用“是在建设”。工会与党的关系是“极密切而永不相欺的”，党是“劳动运动的先驱，社会革命的向导”
。工人运动的目标应该是“改良工人状况，引导工人为经济的奋斗，协助工人政党图谋工人阶级的解放，取消工银奴役，以达到最后共产主义的胜利”。
对于世界形势，周恩来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指出“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他卓有远见地预言：“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终有爆发之日”，在日美之战起来后，谋中国独立的战士“要切实地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
旅欧这段时间，对于周恩来来说，除了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为以后从事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打下多方面的基础外，同时在组织上也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这为中国革命准备了众多的领导干部，其中有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邓小平、聂荣臻、李维汉、刘伯坚、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卓然、刘鼎、张伯简、林蔚、郭隆真、熊雄、孙炳文、穆青、欧阳钦、袁子贞、马志远、李大章、邢西萍等，而周恩来和赵世炎等是旅欧党团组织的创立者和领导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1.html?wtp=tt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4417307.html?si=10&wtp=wk
http://zel.chinaspirit.net.cn/（超全）
周恩来
1898年3月5日生，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
1917年留学日本。
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夫人邓颖超。
香港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先后在南方建立了南海、桂林、象郡三个郡，香港隶属南海郡番禺县。
由此开始，香港便置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汉朝香港隶属南海郡博罗县。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香港隶属东莞郡宝安县。
隋朝时香港隶属广州府南海郡宝安县。唐朝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宝安县为东莞县，香港仍然隶属东莞县。
宋元时期，内地人口大量南迁香港，促使香港的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香港隶属新安县。
1941年12月25日（香港人称为“黑色圣诞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犯香港，驻港英军无力抵抗，当时的香港总督杨慕琦无奈宣布投降。
香港被日本占领，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1945年9月15日，日本战败后在香港签署降书，撤出香港，香港被英国重新管治。
1982年至1984年，中英两国就落实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1984年12月19日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决定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方承诺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基本法开始实施。香港进入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纪元。
扩展资料：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2-1997年间，香港曾为英国殖民地。二战以后，香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不仅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更成为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香港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之地，把华人智慧与西方社会制度优势合二为一。
以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及完善的法制闻名于世，有“东方之珠”、“美食天堂”和“购物天堂”等美誉。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三步曲：
侵吞香港岛。1840年4月，中英鸦片战争首先在香港揭开序幕。战后，英国代表义律提出割让香港，赔偿鸦片烟价等无理要求。
清政府负责对英交涉的琦善在谈判中虽力求妥协，但由于道光皇帝态度强硬，琦善未敢接受义律的割地要求和与义律订立任何条约。
但1841年1月20日，义律却擅自宣称与琦善达成了“把香港岛及其海港割让给英国”(即《穿鼻草约》)。这纯属义律所捏造。
公告颁布5天后，英国侵略者便用武力强占了香港岛，并于26日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1841年5月，英军攻打广州，逼迫皇侄奕山订立《广州和约》，要求清政府赔款和清军从广州城撤出。
并提出协商割让香港岛。1842年6月，英国攻入长江，并于8月进入南京江面。面对城下耀武扬威的炮口，清政府彻底屈服了，遂于8月29日，派全权代表耆英、伊里布与英军谈判。
被迫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同意把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割占九龙半岛。英国殖民者侵占香港岛后，便以港岛为基地谋取九龙。
1860年，英法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3月，侵华陆军司令克灵顿遵循英国在华全权代表卜鲁斯的指令，派遣军队强行占领了九龙半岛岬角至尖沙咀一带。
在军事占领后不久，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巴夏礼强迫广东地方政府签订租约，将“九龙司地方一区”“永租”英国。
是年9月，英法联军6000余人进逼北京，10月24日，强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了《北京条约》，从而九龙半岛南端的九龙司又被英国割占。
谋取“新界”。1898年4月，中英双方就香港扩界问题开始谈判。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根据英国外交部的指示，向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等出示展拓界址范围的地图。
李鸿章等屈从于压力，遂于1898年6月9日，与英国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沙头角海至深圳湾最短距离直线以南、界限街以北广大地区。
附近大小岛屿235个以及大鹏湾、深圳湾水域租予英国，租期99年。至此，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地区)这颗“东方明珠”完全落入了英国殖民者的魔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香港
关于中国的历史资料：约公元前2070年，中国最早的国家夏朝出现。东周推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思想上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帝国—秦朝，西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局面。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中国陷入分裂割据局面，五胡乱华期间，异族融于中国趋势加强，诸多民族在分立政权的冲突中逐渐汇聚。隋唐时期，中央与边疆少数民族联系更为密切，经济繁荣、科技文化高度发展。
宋元时期，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经济、科技发展到新的高度。明朝鼎盛时期，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明末在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确立了共和政体。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混乱时期。后经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又经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1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扩展资料；
中国军队积极开展对外交往。目前，解放军已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军队建立了联系，在90多个驻外使馆中设 立了武官处。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国防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的强弱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安危存亡。
新世纪，朱镕基总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明确了“十五”期间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全面体现了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思想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新世纪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古代史
淮安这个地方，文化发达，经济繁华，既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又有鸦片战争中抗英英雄关天培的祠堂。周恩来“少游江淮，纵览名胜”，热爱祖国的山河和历史上的英豪，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小时候读章太炎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他曾在林则徐写给关天培词的挽联前默默哀悼。后来，1939年周恩来回绍兴，谈到团结抗战时，还谈到祠前的对联，勉励大家勿忘关天培的气节。
周恩来的母亲万氏，精明强干，周恩来从小就耳儒目染。他在不满一周岁时过继给了叔父。过继母陈氏知识丰富，会诗文书画，教周恩来认字诵诗，从小培育了他丰富的感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诗词，和南宋梁红玉在淮安抗击金兵，西汉时淮安名将韩信乞食漂母到建立汉业；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他的乳母蒋氏，使他懂得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
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本来已经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堕入了清贫困苦的境地。两个母亲相继死亡，父亲为了生活而长年在外谋事，幼小的周恩来不得不去富户叩门借债，或是送衣物进当铺
典押。
国仇家难，从小教育了周恩来。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到奉天（今辽宁省），进银川（今铁岭）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后，转入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在东北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上，留下过少年周恩来的足迹。
“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
“为了中华之崛起！”
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渗透在他的各项活动中。他是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后来自觉参加革命的。
1913年春天，周恩来身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来到天津，入南开学校读书。天津旧称天津卫，是捍卫中国京都的门户，1860年被迫开埠，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有租界，成为一个典型
的半殖民地城市。南开学校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他在这里上了四年学，汲取了近代教育的各方面的知识，这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参加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编辑《敬业》、《校风》刊物，发表小说、文章；参加新剧团；当选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江浙同学会会长；参加天津备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大会；参加全校演说比赛；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反映出青年周恩来的忧国爱国之思。他在文章
中说：“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他在诗中说：“极目青郊外，烟蚕布正浓。中原方逐鹿，搏浪踵相踪”。他针对日本提出的亡我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上勿负是期也。”他同情穷苦人民，“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他注重锻炼身体，要改变“东亚病夫”的面貌。就是他参加演出话剧，也是为唤醒人民，“欲重整河山，复兴祖国”。
1917年夏，周恩来中学毕业，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表明了他的一贯志愿。但是，怎样才能使中华腾飞？当时，教育救国说，实业救国说，甚至军国主义救国说，弥漫尘上。周恩来是一个扎实、谨慎的青年，他需要认真考察一番。
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既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世界，更有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饥饿和失业大军，军国主义分子叫嚣着要侵略中国。看到这样的现实，周恩来抛弃了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他处于彷惶、苦闷之中，在给人写的信中说过：“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周恩来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著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给了周恩来深刻的印象。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变化，正如
他在诗句中所说：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他于1919年4月回到中国，接着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不敢贸然在巴黎和约上作屈辱的签字，五四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周恩来积极参加了**示威。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报上大声疾呼：“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这张报办得“很有精神”，“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点，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从1919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为了支援山
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两次进北京到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应和宣传、报道。这期间，天津五四运动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20名男女学生组成了觉悟社。《觉悟社社员歌》中提出了“阶级斗争”。
“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
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
这年11月，日本驻福州领事指使歹徒打死打伤中国学生和警察，并令驱逐舰侵入中国海域，派水兵登陆挑衅。天津人民决定抵制日货。日本驻津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镇压学生。周恩来等20余人被捕。在牢房中，他们没有屈服，继续燃起光明的火炬。周恩来向难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据当时的《检厅日录》记载：
1920年5月14日 议决“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
5月28日 “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5月31日 “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6月2日 “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6月4日 “仍由周恩来续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
6月7日 “周恩来续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本集中说’，
今天马氏学说已经讲完了。”
这说明，五四时期，周恩来已经在系统地宣传马克思的学说。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
经过周恩来等在狱中斗争和狱外爱国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反动政府终于把被拘的学生全部释放了。
半年的牢狱生活，使周恩来更加坚定、凝练，观察问题、考虑问题更加深刻了。他深深感到苦难的中国需要有根本的改造，而改造必须有更加强大的社会力量，要“到民间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而且必须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指导。周恩来后来谈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道：自己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20年11月，周恩来坐海轮去法国，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说：“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周恩来初到欧洲的时候，对于采取什么主义来救中国，思想上还没有最后确定。究竟是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暴力手段呢？还是采取英国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作法？他当时的思想认识是：“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生产调敝，满目疮痍，
物价高昂，民生窘困。1921年1月，他到伦敦，对英国进行考察。英国这时正处在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之中，资本家疯狂地剥削工人，煤矿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这些使周恩来感到“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2月，他回到法国，辨析了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派思潮，终于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年春天，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从此，周恩来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1921年底，周恩来和赵世炎开始酝酿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约李维汉到巴黎见面商量，然后分头进行。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传达和贯彻旅欧党组织的意见，在青年中启发革命觉悟。经过多方筹备，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召开了成立大会，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这个组织后来由中共中
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批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周恩来在西欧的将近四年中，丰富了理论知识和多方面的实践经验。
1921年7、8月间，中国旅法的勤工俭学生联合华工和各界侨胞，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反对北洋政府秘密借款的斗争，迫使它的用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同法国政府和资本家签定的5亿法郎借款合同中途停止。周恩来积极支持这一斗争，并向国内作了详细的报道。法国政府采取了报复手段，决定从9月15日起停发对勤工俭学
生的维持费。同时，即将开学的里昂中法大学剥夺了勤工俭学生的入学权利。勤工俭学生被推入了绝境，他们采取进占里大的行动。里昂的警察逮捕了勤工俭学生的先发队，将他们押送回国。
从此，五四运动后形成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基本结束。
1923年5月，国内发生了山东临城的劫车案，土匪扣留了30多名西方乘客，帝国主义各国借机提出要共同管理中国的铁路。到6月12日，被劫持的旅客已全部获释，但7月间法国《巴黎时报》透露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不日即将见诸实行”。周恩来看到报纸后，决定发动旅法华人起来开展保卫国家主权的斗争。7月3日，他主持旅法华人各团体联合会议，商讨行动计。8日，又召集22个旅法团体的代表开会，组成“临时委员会”，发出《致国内各界公电》，指出“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国内人民也强烈反对这事，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连续发表蔡和森、张太雷等的文章。帝国主义见众怒难犯，后来不得不将“共管”方案搁置。在这次斗争中，周恩来始终是旅法华人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有5万工人远渡重洋到法国，“以工代兵”，表示中国的参战。周恩来到法国时，留在法国的华工还有2000多人。他们吃的是黑面包，住的是帐篷和木板工棚,遭受奴役。旅欧党团组织十分重视华工，建立了统一的组织华工总会，并且对华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帮他们办好《工人旬报》。周恩来经常到巴黎近郊的华工聚居地区比央古，深人工厂和工棚，同华工办事处负责人谈话，了解工作情况，进行指导帮助，有时还去作报告。旅欧期间，他自己
也当过工人。在他的带动和号召下，旅欧党团组织和它所属的各单位经常召开各类华工会议，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深入华工中活动。华工领袖袁子贞、马志远等先后加入了旅欧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2年8月，孙中山指派王京歧到法国组织中国国民党驻法支部。此前，即这一年的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对时局的主张》中曾提出愿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王京歧一到法国，周恩来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同他取得联系。1923年6月16日，周恩来、尹宽、林蔚等代表旅欧青年团与王京歧达成协议，80余名团员全都以个人身分参加了国民党旅欧组织。这是在国内统一战线
尚未正式建立前，欧洲已经实现国共合作，成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先声。由于旅欧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遍及法国、德国、比利时，国民党总部就令驻法支部改为驻欧支部。1923年11月25日，在中国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在执行部长王京歧归国期间，周恩来代理部长
职务，实际负责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在统一战线中，周恩来强调要遵循共同的革命纲领，联合其他革命势力，积极从事国民革命工作。但是，决不能“抛并共产主义不信”，忘了“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他和王京歧合作，一个对外，一个理内，关系处埋得非常好。后来周恩来被调回国，王京歧深感“现中央（广东）夺之东归，全欧党务影响非浅”。
中共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是很重视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的，专门办了侧重于理论的杂志《少年》。周恩来在这段时间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同时，结合在欧洲的斗争实践，写了很多文章，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
他认为：“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倒，中国民族也万难解放。帝国主义列强和新旧军阀、封建余孽、洋行卖办，滥官乃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他说：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而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主力”。
他主张中国革命要分为两步来走，第一步是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第二步才是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他在进行工人工作中，对工会的性质、任务、作用、组织以及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作了系统论述。他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工会主要是“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教化，散布革命种子”，就是“预备破坏”旧制度，在夺取政权之后，工会的主要作用“是在建设”。工会与党的关系是“极密切而永不相欺的”，党是“劳动运动的先驱，社会革命的向导”
。工人运动的目标应该是“改良工人状况，引导工人为经济的奋斗，协助工人政党图谋工人阶级的解放，取消工银奴役，以达到最后共产主义的胜利”。
对于世界形势，周恩来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指出“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他卓有远见地预言：“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终有爆发之日”，在日美之战起来后，谋中国独立的战士“要切实地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
旅欧这段时间，对于周恩来来说，除了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为以后从事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打下多方面的基础外，同时在组织上也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这为中国革命准备了众多的领导干部，其中有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邓小平、聂荣臻、李维汉、刘伯坚、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卓然、刘鼎、张伯简、林蔚、郭隆真、熊雄、孙炳文、穆青、欧阳钦、袁子贞、马志远、李大章、邢西萍等，而周恩来和赵世炎等是旅欧党团组织的创立者和领导人。
周恩来，字翔宇，别名少山、伍豪等，祖籍浙江省绍兴，1898年3月5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生于江苏淮安。
淮安这个地方，文化发达，经济繁华，既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又有鸦片战争中抗英英雄关天培的祠堂。周恩来“少游江淮，纵览名胜”，热爱祖国的山河和历史上的英豪，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小时候读章太炎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他曾在林则徐写给关天培词的挽联前默默哀悼。后来，1939年周恩来回绍兴，谈到团结抗战时，还谈到祠前的对联，勉励大家勿忘关天培的气节。
周恩来的母亲万氏，精明强干，周恩来从小就耳儒目染。他在不满一周岁时过继给了叔父。过继母陈氏知识丰富，会诗文书画，教周恩来认字诵诗，从小培育了他丰富的感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诗词，和南宋梁红玉在淮安抗击金兵，西汉时淮安名将韩信乞食漂母到建立汉业；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他的乳母蒋氏，使他懂得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
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本来已经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堕入了清贫困苦的境地。两个母亲相继死亡，父亲为了生活而长年在外谋事，幼小的周恩来不得不去富户叩门借债，或是送衣物进当铺
典押。
国仇家难，从小教育了周恩来。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到奉天（今辽宁省），进银川（今铁岭）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后，转入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在东北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上，留下过少年周恩来的足迹。
“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
“为了中华之崛起！”
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渗透在他的各项活动中。他是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后来自觉参加革命的。
1913年春天，周恩来身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来到天津，入南开学校读书。天津旧称天津卫，是捍卫中国京都的门户，1860年被迫开埠，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有租界，成为一个典型
的半殖民地城市。南开学校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他在这里上了四年学，汲取了近代教育的各方面的知识，这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参加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编辑《敬业》、《校风》刊物，发表小说、文章；参加新剧团；当选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江浙同学会会长；参加天津备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大会；参加全校演说比赛；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反映出青年周恩来的忧国爱国之思。他在文章
中说：“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他在诗中说：“极目青郊外，烟蚕布正浓。中原方逐鹿，搏浪踵相踪”。他针对日本提出的亡我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上勿负是期也。”他同情穷苦人民，“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他注重锻炼身体，要改变“东亚病夫”的面貌。就是他参加演出话剧，也是为唤醒人民，“欲重整河山，复兴祖国”。
1917年夏，周恩来中学毕业，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表明了他的一贯志愿。但是，怎样才能使中华腾飞？当时，教育救国说，实业救国说，甚至军国主义救国说，弥漫尘上。周恩来是一个扎实、谨慎的青年，他需要认真考察一番。
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既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世界，更有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饥饿和失业大军，军国主义分子叫嚣着要侵略中国。看到这样的现实，周恩来抛弃了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他处于彷惶、苦闷之中，在给人写的信中说过：“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周恩来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著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给了周恩来深刻的印象。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变化，正如
他在诗句中所说：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他于1919年4月回到中国，接着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不敢贸然在巴黎和约上作屈辱的签字，五四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周恩来积极参加了**示威。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报上大声疾呼：“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这张报办得“很有精神”，“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点，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从1919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为了支援山
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两次进北京到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应和宣传、报道。这期间，天津五四运动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20名男女学生组成了觉悟社。《觉悟社社员歌》中提出了“阶级斗争”。
“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
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
这年11月，日本驻福州领事指使歹徒打死打伤中国学生和警察，并令驱逐舰侵入中国海域，派水兵登陆挑衅。天津人民决定抵制日货。日本驻津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镇压学生。周恩来等20余人被捕。在牢房中，他们没有屈服，继续燃起光明的火炬。周恩来向难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据当时的《检厅日录》记载：
1920年5月14日 议决“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
5月28日 “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5月31日 “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6月2日 “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6月4日 “仍由周恩来续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
6月7日 “周恩来续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本集中说’，
今天马氏学说已经讲完了。”
这说明，五四时期，周恩来已经在系统地宣传马克思的学说。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
经过周恩来等在狱中斗争和狱外爱国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反动政府终于把被拘的学生全部释放了。
半年的牢狱生活，使周恩来更加坚定、凝练，观察问题、考虑问题更加深刻了。他深深感到苦难的中国需要有根本的改造，而改造必须有更加强大的社会力量，要“到民间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而且必须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指导。周恩来后来谈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道：自己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20年11月，周恩来坐海轮去法国，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说：“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周恩来初到欧洲的时候，对于采取什么主义来救中国，思想上还没有最后确定。究竟是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暴力手段呢？还是采取英国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作法？他当时的思想认识是：“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生产调敝，满目疮痍，
物价高昂，民生窘困。1921年1月，他到伦敦，对英国进行考察。英国这时正处在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之中，资本家疯狂地剥削工人，煤矿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这些使周恩来感到“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2月，他回到法国，辨析了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派思潮，终于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年春天，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从此，周恩来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1921年底，周恩来和赵世炎开始酝酿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约李维汉到巴黎见面商量，然后分头进行。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传达和贯彻旅欧党组织的意见，在青年中启发革命觉悟。经过多方筹备，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召开了成立大会，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这个组织后来由中共中
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批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周恩来在西欧的将近四年中，丰富了理论知识和多方面的实践经验。
1921年7、8月间，中国旅法的勤工俭学生联合华工和各界侨胞，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反对北洋政府秘密借款的斗争，迫使它的用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同法国政府和资本家签定的5亿法郎借款合同中途停止。周恩来积极支持这一斗争，并向国内作了详细的报道。法国政府采取了报复手段，决定从9月15日起停发对勤工俭学
生的维持费。同时，即将开学的里昂中法大学剥夺了勤工俭学生的入学权利。勤工俭学生被推入了绝境，他们采取进占里大的行动。里昂的警察逮捕了勤工俭学生的先发队，将他们押送回国。
从此，五四运动后形成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基本结束。
1923年5月，国内发生了山东临城的劫车案，土匪扣留了30多名西方乘客，帝国主义各国借机提出要共同管理中国的铁路。到6月12日，被劫持的旅客已全部获释，但7月间法国《巴黎时报》透露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不日即将见诸实行”。周恩来看到报纸后，决定发动旅法华人起来开展保卫国家主权的斗争。7月3日，他主持旅法华人各团体联合会议，商讨行动计。8日，又召集22个旅法团体的代表开会，组成“临时委员会”，发出《致国内各界公电》，指出“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国内人民也强烈反对这事，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连续发表蔡和森、张太雷等的文章。帝国主义见众怒难犯，后来不得不将“共管”方案搁置。在这次斗争中，周恩来始终是旅法华人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有5万工人远渡重洋到法国，“以工代兵”，表示中国的参战。周恩来到法国时，留在法国的华工还有2000多人。他们吃的是黑面包，住的是帐篷和木板工棚,遭受奴役。旅欧党团组织十分重视华工，建立了统一的组织华工总会，并且对华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帮他们办好《工人旬报》。周恩来经常到巴黎近郊的华工聚居地区比央古，深人工厂和工棚，同华工办事处负责人谈话，了解工作情况，进行指导帮助，有时还去作报告。旅欧期间，他自己
也当过工人。在他的带动和号召下，旅欧党团组织和它所属的各单位经常召开各类华工会议，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深入华工中活动。华工领袖袁子贞、马志远等先后加入了旅欧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2年8月，孙中山指派王京歧到法国组织中国国民党驻法支部。此前，即这一年的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对时局的主张》中曾提出愿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王京歧一到法国，周恩来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同他取得联系。1923年6月16日，周恩来、尹宽、林蔚等代表旅欧青年团与王京歧达成协议，80余名团员全都以个人身分参加了国民党旅欧组织。这是在国内统一战线
尚未正式建立前，欧洲已经实现国共合作，成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先声。由于旅欧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遍及法国、德国、比利时，国民党总部就令驻法支部改为驻欧支部。1923年11月25日，在中国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在执行部长王京歧归国期间，周恩来代理部长
职务，实际负责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在统一战线中，周恩来强调要遵循共同的革命纲领，联合其他革命势力，积极从事国民革命工作。但是，决不能“抛并共产主义不信”，忘了“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他和王京歧合作，一个对外，一个理内，关系处埋得非常好。后来周恩来被调回国，王京歧深感“现中央（广东）夺之东归，全欧党务影响非浅”。
中共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是很重视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的，专门办了侧重于理论的杂志《少年》。周恩来在这段时间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同时，结合在欧洲的斗争实践，写了很多文章，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
他认为：“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倒，中国民族也万难解放。帝国主义列强和新旧军阀、封建余孽、洋行卖办，滥官乃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他说：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而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主力”。
他主张中国革命要分为两步来走，第一步是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第二步才是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他在进行工人工作中，对工会的性质、任务、作用、组织以及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作了系统论述。他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工会主要是“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教化，散布革命种子”，就是“预备破坏”旧制度，在夺取政权之后，工会的主要作用“是在建设”。工会与党的关系是“极密切而永不相欺的”，党是“劳动运动的先驱，社会革命的向导”
。工人运动的目标应该是“改良工人状况，引导工人为经济的奋斗，协助工人政党图谋工人阶级的解放，取消工银奴役，以达到最后共产主义的胜利”。
对于世界形势，周恩来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指出“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他卓有远见地预言：“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终有爆发之日”，在日美之战起来后，谋中国独立的战士“要切实地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
旅欧这段时间，对于周恩来来说，除了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为以后从事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打下多方面的基础外，同时在组织上也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这为中国革命准备了众多的领导干部，其中有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邓小平、聂荣臻、李维汉、刘伯坚、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卓然、刘鼎、张伯简、林蔚、郭隆真、熊雄、孙炳文、穆青、欧阳钦、袁子贞、马志远、李大章、邢西萍等，而周恩来和赵世炎等是旅欧党团组织的创立者和领导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1.html?wtp=tt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4417307.html?si=10&wtp=wk
http://zel.chinaspirit.net.cn/（超全）
周恩来
1898年3月5日生，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
1917年留学日本。
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夫人邓颖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