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系的形成阶段
《现代汉语字典》：客家：指在4世纪初（西晋末年）、9世纪末（唐朝末年）和13世纪初（南宋末年）从黄河流域逐渐迁徙到南方的汉人，现在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台湾等省区。
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个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在其成型的过程中，由于大规模的流动迁徒和环境的险恶，迫使他们摒弃了懦弱保守的性格和意志薄弱的成员，并以坚忍卓绝的精神和斗志开拓着自我的生存环境，从而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但是，客家文化的前身其实是中原文化，客家民系就产生于中原，客家人就是中原移民。遍布于今日粤、桂、台、闽、赣及海外的客家人，先天就带有中原文化的印痕，虽然历时久远，但他们代代相习，不断传递们，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客家文化是演变、递嬗了的中原文化，由于它较多地保存了中原文化的原生形态，所以，从文化渊源上，它和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是研究中原文化的资料来源和活化石。
没有中原地区移民的流动和南下就没有客家民系，这是客家文化形成的前提。然而，迁徙的原因主要是兵燹战乱、国破家亡，这就使得迁徙带有被迫的性质和悲怆的色彩；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流动也使他们更加看重旧有的文化基础和观念形态。中原文化中牢固的本土意识和人文精神时时振动着这些移民的灵魂，使得他们在观念上和汉文化精神始终难以分离。另一方面，完全改变了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又迫使他们改变着旧有的文化(至少是局部地改变)，必须建立一些适应新环境、新形势的新文化而对过去有所扬弃。这样，客家文化必然具有两重性：一是有意识地对旧有文化予以保留；二是被动性地对旧文化进行改革，这成为客家文化的格调，也成为客家文化的特质。不管是对旧有文化予以保留还是进行改革，也都无法脱离中原文化这个母体来源。
一
所谓“客家”，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客”，指外来移民；二是“家”，指由中原南下，举家迁徙或落地成家的那些豪门望族。
从历史上看，客家先民多为中原地区、尤其是豫州的居民。其迁徙最早始于西晋末、东晋初。《晋书·地理志》豫州条云：“永嘉之际，豫州沦于石氏。元帝渡江，于春谷县侨立襄阳郡及繁昌县。成帝又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阳，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口。又以当阳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南下，最后一举灭掉西晋，中原震动，豪门大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场大变动中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是京畿豫州一带的士族豪门。随着东晋政权在南方的建立，他们纷纷迁移南下，而东晋政权为了延揽和照顾这些士族，开始在南方设立这些外来移民的居住侨郡，并以北方地名来命名这些侨郡，以照顾他们的意识和心理。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所设侨郡中规模最大的是“豫州”。由此可见从河南地区来的移民人数最多，势力最大；为了最大限度地照顾这些贵族的利益，东晋又设立了“给客制度”，它直接演化成为“客家”这一称谓，并为客家民系的组织制度和社会结构输入了更大的活力。《南齐书·州郡志》云：“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当时，北方大姓几乎全部南移，由于受到东晋政权的保护，这些迁移的北方人并未衰微，反而日渐兴盛，这就为后来的屡屡南移提供了一定的动力源。
从整个客家人的迁徙路线来看，按照历史的划分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五次：第一次是东晋初期的“中原望族，相率南奔”。他们来自中原，大多落在江淮一带，至皖赣者为多。这次南迂，由于有着东晋政府的种种照顾政策，很快趋向于稳定，并一直保持了五个世纪。唐末社会动荡不安，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兵锋纵横南北，这些名门望族受到极大的威胁，客家先民第一次逃难后的落居地正当黄巢起义军展转往复的要冲，在这种情况下，遂开始第二次迁移，即由皖豫鄂赣等第一时期落居地，再迁至皖南及赣东南、闽西南和粤东北地区。第二次迁移后稳定了三百年。后来，金、蒙古相继占领北方，并日益南侵，客家先民不得本又一次迁移，这第三次迁移乃是一部分由第二时期旧居，分迁至广东东部和北部。经过五百余年之后，客象人又开始了第四次迁移，时在明末清初之际，满清人南下入主中原，受祸烈最为严重的部分客家人，从第二或第三次迁移旧居，分迁至粤中部和滨海地区及川桂湘台等地，一小部迁至贵州南边及云南。客家的最后一次迁移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部分客家人又迁至粤南及海南岛，有的流寓海外。至此，经过五次迁移，客家人的居住范围已基本稳定，表现出现今所呈现的客家分布态势。
由于中原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不断颠沛流离十使得客家人最重家世谱牒，这数次迁移的始因和路线都十分详尽地记述在他们的谱牒中，不管如何迁移，他们始终都对自我的起源地难以割舍忘怀，常常“述本源流”。在现今所能觅到的客家人族谱中，总是对先世的故居极尽缅怀之情，而他们的祖籍大多在中原地区，其中以河南较多。
客家的概念和群体是历史上中原部分居民经过不断迁徙和流动形成的，是历史所造就的一种文化人文现象。然而，从中原人到客家人毕竟还有一个契合点和转折点。由于客家的概念主要是居住地点的变更，那么，这个转折点也体现在其迁移过程中的中转环节。考察客家人的迁移，可以发现，福建宁化石壁乡是客家迁徙的中转环节，是中原移民转化为客家人的里程碑。从大量族谱和方志记载来看，宁化石壁乡在客家迁徙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客家人称道和记铭之所在。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南方乃至世界各地几乎都经过了宁化及其石壁。宁化西北有武夷山脉作为屏障，自外入闽又有一条较为平坦的狭长地带作为通道，而中原移民在这里集结、休养整息之后形成了较为整体化的移民集团再向闽粤等地整股流寓，从而开始了真正的客家人时期。因此，凡流寓这里，并在这里认定共同族系的中原移民就转化为客家人及其后裔，它成为客家人的界定尺度和标准，而在历史实际上也确乎如此。
客家人的称谓形成于唐宋，《旧唐书·食货志》、《太平寰宇记》、《元封九域志》、《舆地纪胜》等书中都曾”提到“客”、“客人”、“客家人”、“客族”。记述客家人经过宁化石壁的一些重要谱牒文献，如梅县《丘氏族谱》、嘉应《刘氏族谱》、兴宁《廖氏族谱》、平远《姚氏族谱》等，记其经宁化也是在唐宋这两次迁徙时期，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实体上，客家民系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并由此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客家文化。
二
客家文化是在迁移过程中，根据环境的变化需要而成型的文化，它秉承着中原文化的主核，而延伸着新环境新条件下的文化需求，从而既创造一些新文化内容，同时也恪守着中原文化传统。由于客家人在流动中始终是集团式或家族式的迁移，有着相对封闭和单一的生存空间，又由于这些客家先民本身就是中原地区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名门望族，所以，由他们所保存下来的一些中原文化，也相对较为原型和纯正。
恪守礼教，重伦理、倡道德，是中原文化的一大特点。客家先民本身就是中原地带的高知识阶层，自然极为重视这个传统文化中的基本内容，所以特别重礼教、倡文风，古朴求真，发愤求学，勇于进取。台湾学者陈运栋先生对此总括为：“客家虽自中原南迁，然其重道德、重义气、重礼节、重理智、性刚强，仍具古风。保存汉族血统，最为纯粹。语言风俗习惯，犹是中原遗风。其守礼节、重道义、好学问、讲伦理，均表现中原民族气质……客家，就其语言与精神表现，均具中原古风”。著名学者罗香林在其《客家源流考》中指出，这种“客家精神”乃是“中原精神”的最好体现和发扬。客家人集中的嘉应地区《嘉应州志》卷八礼俗引《大清一统志》云：“民俗质实尚勤俭，重本薄末，地狭民瘠，尚气轻生。君子质木，小人悍蔽，俗称谨愿。”又引王志云：“温饱之家益敦俭素，输赋奉公，不事鞭扑。士喜读书，多舌耕，虽困穷至老，不肯辍业。”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方渐知梅州，尝渭：‘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可见州士之读书，自宋已然。”这种情况与中原古风如出一辙。
重礼教、喜读书是一种文化习惯，它的实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尤其是对传统学术的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是中原文化精神的最高体现，而客家人也把儒学奉为经典。在客家人的较大聚居点，几乎都修建有学宫和奉祀孔于的场所，岁时祭拜。对于传统学术，客家也不乏儒学鸿师。据有关史书所记，客家人为硕儒者，在宋有长汀杨方、宁化张良裔，俱人史书儒林。明代理学大盛，客家人研究理学而有成就者更多，著名的如惠阳叶春芳、叶天佑，信丰俞溥，龙南月华，南康刘昭文，兴宁张天赋，长汀扬昱等数十人，俱名重一时。清代及近代，客家的经师及学问家、文学家、诗人、书画名笔更层出不穷，形成了有着自身特征的学术流别。
客家人恪守礼教，自有一套与之相符的伦理道德。环境的变迁和条件的困难使他们更为重视家庭，关系和家族团体，中原文化的人文精神时时深化着家群观念。作为社会最基本单位的家庭是他们精神和生活上的直接寄托和依靠，对家庭的依赖成为他们的生存意识而渗入心理。在这种心理意识上所形成的一系列品格——忠于家庭、孝顺父母、悌友兄弟、和睦毗邻也成为客家人倡导的伦理规范。
客家人最讲“木本水源”，他们对于自己祖先的经历如数家珍，永不忘怀，并由此而尊奉家族制度。客家人尊奉并大力提倡数世同堂，早在唐、宋时，这种情况就十分明显；《资治通鉴·唐纪》记客家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过寿张，幸其宅，问其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宋史·孝义传》记客家人陈兢“长幼七百余妇，不畜卜妾，上下姻睦，人无间言，每食必群坐广堂，未成人者别为一席……乡里率化，争讼稀少”。这种家族群体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对内谋求经济的自给自足，养老抚幼，教育子弟，祭祀祖先；对外则防御外侮，以集体的力量保护家族的安全。在客家的大家族中，分工细致合理，行业完备，若一行失败，则可由它行弥补，不致空缺。大家庭内由家长主持，如家长健在，虽子孙满堂也不分家。人数增多则营造房舍，逐渐形成“围垄房屋”，这一被日本艺术大学茂木计一郎教授所称颂的“自天而降的黑色飞蝶”显示了客家人居住文化的基本特色，被称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这种具有居住功能和安全功能的房建群，也反映了客家人的浓重家族观念及其亲和力。
客家人祭祖是一件大事，至今仍然如此。正月祭祖，供品须摆至十五天才撤去。守岁之夜，全家聚集在祖先灵位前，老人给儿孙讲述祖先功绩，教谕后辈，通霄达旦。《中华旧礼俗》引客家人节日歌云：“正月是新年，烧香奉祖先”。祭祖活动既有隆重庄严的仪式，也有热闹欢快的祥和气氛。节日期闻如初二回娘家、腊八和祭灶等，仍明显体现着中原文化的风彩。
几次迁徙也使客家人处于大型或小型的流动状态。在迁移时，不管多么艰难险恶，他们往往把祖先的骸骨出土背着出走，到新住处时，再按礼重新安葬，在遇到危难时，如兄弟被迫分离，则必分抄族谱，牢记宗系，以备将来“敬宗睦族”；它无一不是由血缘关系纽带长期缔结成路中原人文的延续。
客家人的婚礼和丧礼也充分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征。人种的蕃延和个体的死亡是人类社会中永远出现和重复的事实，是无论任何民族或部族都不可避免的，而由于生产方式、经济来源、生态环境、人文心理的不同，婚丧礼仪也千差万别。在这两则永恒主题上抽象出来的礼仪，也显示了不同文化的不同特质子对于客家人来说上无论怎样颠沛梳离，对以保证自身蕃延的婚礼和人生归宿的丧礼，都依然遵奉祖先的垂训，体现着“中原人”的行为习尚。台湾学者邓迅之先生称：“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中原，而且历代都保存中原的传统文化，所以他们的婚姻礼俗深受古时风尚气习的影响；也就是说，客家人的婚姻观念，仍以传统的‘传宗按代’为目的”。从历史上的情况来看，客家的婚姻礼仪，基本上都按照着中原古礼中的婚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徽、请期、亲迎六礼来进行。在西方文明传入中国之前，基本上遵循着旧式婚礼和旧式程序。随着社会的发展，即使当中原地区的婚礼随时代变化也简单化和自由化之后，客家的婚礼仍然据中原古礼进行。在这方面，由于生存的内向性，他们所体现的中原文化传统甚至比中原地区还要明显，客家人的丧礼也和中原古札难分轩轾，从人弥留之际到成服、守灵、入葬和服丧，都保留着中原文化的传统习惯。这种庄严肃穆的哀礼加上客家人的细心和恰到，往往把亲属的悲哀宣泄得淋漓尽致，客家人既恪守风习又十分懂得使用感情。
以上我们林林总总所述的一些客家文化现象，显露出明显中原文化特征。但这并不是因客家文化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所致，而是客家文化本身就是中原文化的一种推进形式，上述只是与中原古文化相比，在推进过程中依然恪守和保留的东西。由于诸多原因，客家文化对传统的保留甚至比中原地区的保留更正统、更纯执。不过文化本身毕竟是随着生存环境而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客家人毕竟已迁出中原而定居在与中原风物有很大差异的生活空间，必然对自身原有文化、特别是物质文化进行改造和更新。例如饮食文化，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土质生态物产的改变，要想保留中原的传统膳食结构已不可能。其它诸如居住、营生、新的神祗崇拜、衣服被饰等等，也与中原同类文化发生了重大差异甚至大相径庭，这是文化发展中的必然情况和正常现象。
三
语言是显示一种类型文化特点的重要方面。客家浯言是维系客家群体的意识凭籍和精神力量，几乎成为是否客家人的界定。而客家由于源于中原，故客家语言又是中原古音的直接展现。
从民族源流而论，客家就是汉族，而且就是居住在中原的汉族大姓，由于漫长的封闭状态，他们的汉族血统似乎更为纯正。语言是居住共同体内交流思想感情、生产生活的第一文化要素，这些清高孤傲的贵族后裔，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语言特征。所以在客家语言中保留着许多汉语古音，尤以唐宋之际为最多。陈沣《东塾集》称：“嘉应之话，多隋唐以前古音。”章太炎《新方言·岭外三州语》：“广东惠、嘉应二州，潮之大埔丰顺，其民自东晋末逾岭，宅於海摈，言语敦古，与土著不相能……余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
语言的传布不外有两个途径，一是自小学语的生活语言；，一是授书课读的书面语言，客家人的祖先有较高文化水准，接受的书面语言更多。这在古代被称为“雅言”。所谓雅言，是相对摒除了“俚语”的那些文明语。在现今所能得知的客家语言中，仍保留着大量的这些古代雅言，它们往往可以在古语中找到一致的对照。如客家语中，称我为吾，你为若，他为其，他的为厥，太阳为日，姐为姊，没有为无，吃为食，喝酒为饮酒，稀饭为粥，漂亮为艳，肮脏为垢腻或秽，胖为肥，散乱为阑珊，好了为好矣，这些都是古代的雅言，是古代正规的文学用语。我们只要稍稍涉猎一下古代汉语，便会发现古汉语传承至今的各方语系中，它的最佳保存者便是客家语言。诸如此类的用语在客家话中比比皆是。实际上，在真实的文化生活中，客家应用雅言所达到的口语化程度和古代相差无几。其实，在古代中原地区，也恐怕只是知识分子在写作时才用，这些雅言词汇。而有着较高知识水平的客家先民，在迁徙过程中面对南方陌生的语言环境，为了准确一致地名物状义，往往把中原雅言有意识地推广到、固定到生活口语之中，并成为一种传统。它无形中使中原古语—脉相继地沿续下来，成为客家语言的重要内容。
客家话也是中原古音的最佳保留者。这种保留的程度比现今的中原音系更正统、更规范。例如《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大部分出自中原。既然是诗歌，尾字总要韵，但用现今时普通语音来说，却不尽然。《诗·齐风·南山》：“葛履五两，冠緌双止。鲁道有荡，齐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从止?”其中的双、庸、从应该叶韵。但由于中国语音至唐一大变，开始分韵，所以现今中原乃至大半中国，已很少保留隋唐以前古音，而在客家话中，却对中原古音多有保留，如以客家话诵读上诗，却可以琅琅上口，韵切分明。
客家语言的研究，是一个非常专门化、难度很大的课题。从总体来讲，无论是从音韵学方面或训诂学方面，方言学家都认为客家方言与中原古语，尤其是中州河南的古汉语最为相近，它保存着许多古中州音韵语汇，有浓厚的古中州风俗色彩。其实，这些说法只是泛指，客家方言中的中州古语，并非单一时代空间内的古音语汇，而涉乎自先秦至唐宋的中原古音韵语汇，它与客家先民南迁的不同时代、不同出发点及所经历的站点密切相关，之所以能保存着这些古音，则主要由于客家人的“宁卖祖宗田，毋忘祖宗言”的文化心理，也由于客家人“多居山地”，处于封闭的生活环境。而这种语言的形成，则是客家人向客家群体归属的基本条件。客家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深深植根于客家民系的总体文化之中，昭示着自己祖先、来源的一面明镜。
客家文化与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客家部类文化中梳理追溯，总可以找出中原文明的某些原型或是影子。但是，从客观的文化形成而论，客家文化毕竟是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另一类文化形式，它也不能描述成派生出来的中原亚层文化。客家文化就是客家实体文化，它是在中华民族大文化背景，社会历史变化中的产物，是局部文化运动嬗变的结果。
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客家民系的形成区域是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但是自孕育到定型有个发展过程，在不同的时期中各自均发挥了不同作用，从而兴起了客家民系形成阶段论。《客家学概论·客家民系的形成》中说：“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个历史的过程，它起于客家先民南迁的西晋末，历经六朝、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至北宋末南宋中完颜亮南侵结束而最后完成。大体言之概括为孕育于赣南，成熟于闽西，发展于粤东。”《宁化石壁与客家在闽西形成、发展的若干的问题》中说：“客家人和其他民族民系的形成和发展一样是一个历史过程。赣、汀、惠三州及这三江流域在客家形成发展中各自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赣州和赣江流域是客家人形成的摇篮；汀州与汀江流域是客家先民初步转变为客家人之地；惠州及东江流域是客家人最终形成、完善与兴旺发达之地”。《客家风华·客家源流》中说：“客家民系的形成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赣南开始，在闽西进一步发展，在粤东完成。”
综全，客家民系即是肇始发祥在赣南，发展形成在闽西，定型成熟在粤东。 客家民系的肇始发祥在赣南（约在唐朝前）
赣州市，位于江西南部、赣江上游，通常称为赣南。赣州有18个县市区，总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1/4，为江西省最大行政区域。赣南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也是客家民系的肇始发祥地。但客家民系在赣南的起步不一定是并驾齐驱的，其中于都、兴国、宁都、石城这些东部县尤为重要，特别是石城。
（1）从行政建置与人口情况看，赣州处于客家民系的肇始发祥期。
先从行政建置看。某些史书载，秦统一中国以前，南国并无汉人居住，而生活在闽、粤、赣客家聚集地的土著民族为畲瑶（古代又称山越）。在闽粤客家大本营中行政建置最早要数赣州，秦代便设南懋县。秦始皇“南定百越”时曾派10万军驻扎在章江流域。赣州市历史上曾称花州、虔州。又据《赣州地区志》：“吴嘉禾五年（236年）析庐陵郡置南部都尉，治于都，领7县，为赣州地区之雏形。”明、清以赣县为府治，1949年设赣州市，为赣州地区所在地；20世纪90年代成为市管县之市，辖17县，赣州市改为章贡区。赣州所辖各县建置时间是：
于都县汉高帝六年（前201），原名赣都县
赣县汉朝（前206~前220）
兴国县三国吴嘉禾五年（236），原名平阳县
南康县三国吴嘉禾五年（236），原名南安县
宁都县三国吴嘉禾五年（236），原名阳都县
安远县南北朝大同十年（544）
信丰县唐永淳元年（682），原名南安县
大余县唐神龙元年（705），原名大庾县
上犹县南唐保大十年（952）
龙南县南唐保大十一年（953）
瑞金县南唐保大十二年（954）
石城县南唐保大十二年（954）
会昌县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
崇义县明正德十四年（1519）
定南县明隆庆三年（1569）
寻乌县明万历四年（1576），原名长宁县
全南县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原名虔南县
上述17县建置时间分别为唐以前8县、五代4县、北宋1县、明3县、清1县。这说明该地区在客家民系形成之前就非常汉化，是客家民系的肇始发祥地，在客家先民南迁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东部。 再从人口情况看。据新编《赣州地区志·人口》载：唐天宝年间（742~755）约37647户、275410人，宋崇宁年间（1102~1106）约310159户、827709人。崇宁年间比元丰年间人口增长2倍。说明这一时期赣州人口密度远远高于汀州、梅州，尤其是东部的宁都、石城。罗勇在《略论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文中说：“宁都，南北朝至宋末迁入的姓氏40多个，后来发展分布到全县80%的村庄，成为宁都的基本居民。石城这时期迁入的姓氏60个，其后代也散布到全县各地，成为全县的主要姓氏，而其他地方则较为稀疏……”这说明东部是最早的客家发祥地。
（2）从历史记载与民俗风情看，它是客家最早发祥地。
先从历史字记载看。其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阿房宫，把原六国一些降卒派往南方伐木，最后定居于上洛山区，这就是世称的“木客”。其二，秦始皇派尉屠睢率领的镇守岭南的50万大军（谪徙），任嚣、赵佗率领的增援秦军的四、五万楼船水师都是最早进入岭南国的中原汉人，他们大部分留籍赣南。其三，汉时朝廷曾两次派官兵出守梅岭筑寨修城。秦汉两代的官兵成了开发和留籍赣南石城最早中原汉人。
再看赣南东部的民俗风情。兴国素有“将军县”之称。在20世纪上半叶为国、共两党输送60多位将军，即是否秦时将士的（秦始皇派往江西兴国伐木建阿房宫的士卒）的军人血统遗传。另，兴国山歌为赣南客家之最，似与陕北信天游同出一辙，尤其是歌里的“里格”两字，在两地歌中均能找到，而在全国其它地方则找不到。又，石城灯彩：手擎彩灯身穿对襟衫、头缠白羊肚手巾的小青年与陕西小伙宛如异地同胞。再看于都唢呐：那身穿对襟大褂、头裹毛巾的老头仿佛是陕北、晋北老汉的现场表演。还有井冈山上客家风情展里的吹辣叶（用威灵仙叶夹在舌上吹奏乐曲，其音高亢清亮），与陕北的吹辣叶同出一辙。
上述皆可旁证秦汉时官兵与徙民早已抵达赣南东部。
（3）从石城在客家民系肇始发祥阶段的重要地位看。
首先从地理环境看，它是南迁汉民的天然栖息地。新民系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石城位于江西省东南部、赣州东北部，地处闽赣交界处武夷山脉中段西麓，与闽省长汀、宁化两县毗邻。四周崇山峻岭往来不便，宛如世外桃源。石城不仅地处偏僻，且近乎闭塞，距宁都州治140里，距赣州府治450里，山路崎岖逶迤难行，对于统治者来说是鞭长莫及“望洋兴叹”，对于移民们来说则是避乱之佳地。石城境内3/4是土地，1/10是耕地，1/30是水域，四周高山境内河流交错，贯穿着许许多多的谷底小盆地、低矮丘陵地、缓坡地，适于垦殖，且土地肥沃，又有水利条件，从自然条件来说是宜于农耕之地。由于四周崇山峻岭往来不便，历史上未曾有兵马大道，从地理环境来说是属于封闭型农耕地区，有如“世外桃源”宜于栖息。先秦以前石城居着古山越人或称古车瑶民。故石城许多古地名中都带有畲字，如温家畲、杨畲、下畲、大畲等，这些带“畲”字的地点有一共同之处即是一律毗连着高山大岭，并有畲民居住。自秦末至晋末，有少量的南迁汉民于邑境居住。至隋唐五代，成批的中原汉人迁入，辟山造田聚族而居，他们大都以同姓宗族为核心聚族而居，数姓混居的少，有些数百上千人的大村庄几无杂姓。至宋代，南下移民又大量迁入。在石城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的南迁开发者们，经过几个世纪前赴后继的团结奋斗、开拓创新，培养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对新环境具有很强适应力的精神气质，形成了客家人的特有的精神秉性。
其次，从其交通环境说它又是移民的优越中转站。石城为赣江之源，琴江贯穿南北支流遍布，经水路乘舟楫可达赣州、南昌、九江等地；陆路有数十条古道与闽省长汀、宁化，本省广昌、瑞金、宁都相通，虽闭塞但还能流通。又，石城地处闽赣交界，在邑境长达百里的边界线上有数十条大大小小的道路相通。从九江南下至抚州经南丰、广昌进入福建必经石城，从吉安往东经兴国、宁都去福建也必经石城，自古以来石城就是进入闽西北直至粤东的主道，堪称咽喉之地。明万历年间石邑郭北镇武楼门额勒石“闽粤通衢”四个大字，至今仍清晰可见。历代避乱南迁的中原汉人千里跋涉是为了寻求更理想的栖生之处，遇到合适之地就住下，不合适就继续往前走。到了石城再往前就是福建了，必须停靠一下再作最后的抉择，石城自然成为移民的天然中转站。石城既为理想的停靠中转之地，因此每临乱世移民高峰期则蜂拥而进，乱平世治则外迁新址。据不完全统计，唐末前进入石城居住过的移民姓氏当在50姓上下，但真正留下的定居至今的只有13姓；宋代迁入的有70多姓，真正留下的也只有30多姓，进者多留者少，来石城多是中转而已。从石城迁出主要迁往何处，从地理位置上说，翻过武夷山，半天功夫就可到宁化石壁。从学者的调查看，从石城迁出后，多数经往宁化石壁，复迁广东。如《温氏族谱》载：“五胡乱华之际，温氏族人随中原土族南迁，部分后裔迁居江西石城。唐僖宗时，温钢宝避黄巢乱，自石城移居福建省宁化县石壁乡。”还有广东族谱迁徙记载。兴宁黄陂《曾氏族谱》载：“宋末政和二年（112），由江西南丰，初迁宁化石壁，后徙广东梅州五华，经广昌、石城、至宁化、长汀、上杭、广东梅州平远、兴宁而达五华。”陈氏《崇正同人系谱》载：“宋末，由安徽阜阳出发，上颍川渡长江至江西湖口，溯赣江，折东于宁都、石城，入福建宁化，经长汀、上杭至广东梅州市梅县区、大埔、兴宁、五华、龙川。”由于石城位置上的原因，使石城成为早期客家民系形成的发祥地之一，又是中原汉人南迁途中最大的中转站之一。
石城在整个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它特有的历史作用，在客家民系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再次，从客家文化的发祥来看，它是客家文化之源（含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先从语言看，石城方言保留了古代语音特点。石城人使用的确良独特的赣南客家方言——石城方言。石城方言与邻县宁都、瑞金比更接近梅州口音。石城方言声母23个，中古全浊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一般都变为送气清音，浊擦音变为清擦音；普通话中的不少“轻唇音”字（古非敷奉），在石城方言中念为“重唇音”（古帮滂并），保留了“古无轻唇音”这一上古语音特点。石城方言有61个韵母，其中舒声韵38个、促声韵19个、自成章节2个、无元音章节1个。韵母中只有开口、合口、齐齿三呼，无撮口呼；方言中收——m、——n、——η尾及收——p、——t、——k尾的字，与中古音乐系大致相同，阳音韵与入声韵的配合十分整齐。石城方言有五个声调，即阴平y53、阳平y24、上声y31、去声y32、入声y21。中古平声依声母清浊分为阴平、阳平；入声不分阴阳。在词语方面石城方言中的单音词比普通话更多（古代单音词多）；喜欢在外国传生入的物品名称前加“番”或“洋”等字样；忌讳语较多。石城方面还保留了较多的古汉语词汇。如称太阳为“日头”，白天为“日昼辰”，“睡”为“歇”，“砍柴”为“斫樵”，“吃”为“食”，“黑”为“乌”，“站立”为“企”，“脸”为“面”，“稻子”为“禾”，“嚼”为“噍”等。总之，由于地理环境上的封闭性，使石城方言受外来语言的冲击比较少，形成了比较纯正的客家方言。
再看石城的建筑。石城的建筑艺术颇具客家风格，古典高雅又朴素大方，房舍庙宇、寺院祠堂莫不如此。742年—756年（唐天宝年间），境内已建白玉现与西华山仙殿。珠坑集贤寺与秋溪罗云祥寺亦传为唐所建。至宋代佛教大兴，远近闻名的内宫禅院、永福寺、海藏寺、宝福院、清禅院等均系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所肇建。而最精美的建筑莫过于宝福院塔，为宋高僧应可、道符主持募资合建。1102年（崇宁元年）始建，1110年（大观四年）落成，高57.68米，七级六面，竹节钢鞭形。结构精巧造型独特，既保存了盛唐遗风又有典型的宋代风格，是客家先民中原文化与闽粤特色融合的结晶，属我国珍贵古典建筑。石城居民肇闽西土楼之端。为自卫安全起见，石城乡间多有山寨和土楼建筑，外形不一大小不拘，大都可容纳数百上千人。外端设垛口为望孔，还有射击孔。邑内至今保存较好的土楼有木羊城土楼，大由河背土楼及小姑高岭土楼。
上述表明了石城在客家民系的形成的初始阶段的特殊的地位与作用。 客家民系形成在汀州（约在宋朝）
汀州（尤宁化及石壁）在客家民系的完成中处于中间阶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1）从历史建置与人口情况看。
先从历史建置看，汀州整体建置晚于赣州、早于梅州。据载：唐元开二十一年（733），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虔州东、福州西检责得避役百姓三千余户，奏置州。后，唐开元二十四年设置汀州，辖长汀、黄连（宁化）、新罗等邑，纵横近400公里。旧时汀州共8县，即宁化、清流、归化（明溪）、长汀、连城、上杭、永定、武平。8县建置时间是：
宁化唐开元十三年（725）
长汀唐开元二十四年（736）
上杭北宋淳化五年（994）
武平北宋淳化五年（994）
清流北宋元符三年（1100）
连城南宋绍兴三年（1133）
归化明成化七年（1471）
永定明成化十四年（1478）
上述8县：唐代建2县，宋代建4县，明代建2县。可见其历史建置总体要比赣南晚，比粤东早。
再从人口状况看。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增长速度看，宋代江汀流域的人口发展都是清代以前最高的，成为赣闽粤边三角地区之冠。宋中叶后，闽西汀江流域的人口密度已超过赣江流域，与粤东比，闽西与粤东的实际面积相近，都约为赣南的1/3强，但同期汀州人口却是梅州的6倍多。自南宋后一直到明末汀州人口的总趋势是下降，尤其是南宋，宝祜至宋亡的22年间，人口发展出现负增长，平均人口负增长率为7.1%，22年间人口剧减了百万。《客家民系形成探源》中说：“宋代入汀之中原南迁客家先民，100余姓，为历代最多者。”从五代末至北宋末年（1127年），前后发展近400年，这时汀州的客家先民早已占绝对优势，客家先民和畲客已基本演变成客家人。
上述可见，汀州在客家历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2）从宁化及其石壁在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阶段的地理位置看。
《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一文中说：“石壁具备有构成客家民系的诸如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等诸多要素。宁化石壁是形成客家民系的早期中心地域，是孕育客家的摇篮。”宁化及石壁作为客家民系诞生的中心地域，可从以下几点来看。
首先从宁化及石壁的特殊地理交通生存环璋看。从地区里位置看，宁化地处闽赣两省结合部，与江西于都、瑞金和福建长汀、明溪等地相接。四周是崇山峻岭荒山野林，特别是西北边境有高峻的东北西南走向的武夷山脉作为屏障，防阻着大规模的北方南来的兵祸之乱。从交通环境看，陆路上，江西省石城县与福建省宁化县相距只50公里，两地往来有四条重要通道，其中站岭隘是闽西西北与赣东南交界线上最为低矮的隘口，距石壁不到10公里，自古至今都是两省重要通道之一。从水路交通看，宁化位于三江之源，有通往“四水”之便。宁化是福建最大河流闽江源头之一，是通往广东韩江的汀江源头之一，是通往江西省大江赣江的贡水源头之一。它距江西盱江主流也不远，在无公路之时利用航道，自赣北溯赣江而来，自赣东北溯盱江而至，都很方便。“四水”之便是：自宁化往东有闽江航道，往南有汀江航道，往西有贡江至赣江航道，往北有盱江航道。历代汉人南下进入闽西，特别是进入宁化石壁的，其最主要的路线有两条：一是自赣北溯赣江至宁都经石城过站岭进入宁化石壁；二是自赣东北溯圩江，经南城、南丰、广昌至石城过站岭进入宁化石壁。从生存环境看，宁化有相当广阔的地域，是一方土地肥美、林木繁茂初有开发的处女地。这里既有开发的热土又有未开发的腴壤，自然是移民定居的理想环境。且宁化在靖康之前，千百年兵革未及。而其间由江西入闽处又恰恰有一条较为平坦的狭长地带作为通道。这就不仅为南迁的中原移民提供了迁徙的方便，而且居于其中也相对安全，不失为逃难者理想的“世外桃源”。因此，中原南迁移民都乐于在此避难和喘息，就是安定时期而忧畏动乱的人也愿意选择此地以保平安。宁化石壁特殊的地理交通及生存环境，决定了在客家民系形成发展时期的重要地位。
其次从客民迁徙情况看由于宁化及石壁具有上述优越的条件，促使进入其地的中原移民不仅南迁闽西、广东极为方便，而且东迁闽中、闽北和北迁江西南部也还轻松。而由赣南而东经宁化石壁迁徙它处的，在客家第五徙的回迁过程中，大都又经过宁化及其石壁。因此，凡是客家人，其先世几乎都有人流居宁化甚至石壁。从民族迁移史来看，目前可确定为客家人的各氏族谱都提到祖先曾流居宁化及其石壁。从氏族认始祖来看，现今各地的客家人往往把入闽特别是宁化入闽那代视为始祖；从客家各氏族本身的意识中，也在认为自己流居宁化之后就是“客家人”了。从今日客家分布的地域看，以广东东北部、江西东南部及福建西南部一带最为集中，这与历史上中原移民经宁化及其石壁播迁的区域吻合。又据《客家与宁化石壁》所述客家姓氏迁移情况：唐至南宋迁入101姓，占清以前可统计迁入姓氏119姓（支）的85%；迁出情况是：以80姓（支）统计；晋1、唐末2、五代6、北宋11、南宋32、元12、明14、清2，唐末至南宋49姓（支）占63%。尤其在南宋时期，迁入宁化的客家先民37姓以上，占统计数119姓的32%；迁出的有32姓以上，占统计数80姓的40%，是宁化历史上进出量最大的时期，也是客家大本营中进出量最大的地区。人口的流动情况是：742年（唐天宝元年）5000人，1253~1259年（南宋宝祐年间）11万多人。此后人口急骤下降，1391年（明洪武二十四年）人口下降至44930人。人口的增减同姓氏流迁相吻合。这样高度的人口集散在闽粤赣大本营区30多个纯客家县中只有宁化，这充分说明从唐末到南宋，宁化及石壁是客家人的集散中心。
再次从民俗文化看其中间过渡性。从客家话看其过渡性。汀州、长汀以南的客家方言，与石城等闽赣交界地区和梅州地区比较，有明显的过渡形态，尤其石壁。中国社会科学院罗美珍教授说：“客家方言形成时期，宁化石壁占了重要历史地位。石壁是北人从赣南进入闽西的主要通道。不少客家姓氏的祖先都在这片宽阔的平坝上生息过一段时间。从语言上看，石壁处在赣、客语的交界处，因而至今宁化石壁话还有一些和赣语同而和大多数地区客语不同的语言和词汇……但是宁化石壁以及赣南的瑞金、石城、于都、宁都等地的语言，大多数特点和闽西、粤东北的客家话是一致的。”“宁化石壁是客家方言形成时期最早的聚散中心，后来由于长汀是汀州首府，中心逐渐转移到长汀。”
从客家民居的发展看其中介性。俗云：“福佬好食粥，客家好起居。”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居民建筑是客家文化事象中最能反映民系文化内涵的一类事象。从客家大本营区的居民看，永定土楼、梅州围龙屋都由闽西西北地区的方楼或圆楼发展而来。一般的客家土楼有三种典型样式，即五凤楼、方楼与圆寨。所谓五凤楼，实际上只是在宁化方楼的原格局中将正屋和横屋顺进深方向由前面而后递加楼层至五，其立面形象宛如一把交椅，只不过以‘凤’蓖美而已。而方楼与圆楼实质上是照搬了宁化、长汀方楼、圆楼格局，只不过加强了它的防御性能而已。而围龙屋是梅州典型的客家民居，它是根据梅地地势较为平坦而造的，它更突出聚族而居而不在于防御。
客家民系形成于什么朝代
答：目前的主要观点有：五代宋初；宋明时期；明代中叶以后；清代中叶以后。一般认为在南宋时客家群体分化成为汉族的一个支系，初具规模。到明代中期，已经人数众多，成为一大社会势力，及至清代，客家人的自我意识更为增强，在社会舞台上表现很是积极、主动。客家在南宋时期形成的主要依据是什么？⑴客方言的形成。
客家民系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有什么特点'?
答：晚期中古汉语演变成其它民系，北方民系，广府民系，江南民系等 中古汉语民系（客家民系，江右民系是其中一两个小民系）南越国地区就是现在的客家地区，也就是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南岭 从前中国人说中古汉语，之后中古汉语在岭外演变成闽语，吴语等各种语言，只有岭内没进化，中古汉语在岭内被称为客赣语民系 ...
广府民系,客家民系,福佬民系形成的原因及特点?
答：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为五代至赵宋年间，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客家人是汉民族（中原民族）独特稳定的民系之一。在古代历史上，中原民族南迁后曾与百越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相融合，历经千年，但其形神气质还是中原民族而无变异，有独特的稳定性。福佬民系：福佬民系是古闽越（东越）后裔融合于汉族的一支，其文化...
客家二字起源于什么时候
答：客家，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 汉族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 民系之一。从 宋朝开始， 中原汉民大举南迁，经 赣南、 闽西到达 梅州，最终形成相对成熟的、具有很强稳定性的客家民系。此后，客家人又以梅州为基地，大量外迁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客家三州”为 梅州、 赣州、 ...
客家民系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答：1. 客家人，亦称客家民系，是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汉族民系之一，其分布广泛且影响深远。2. 在秦汉至五代时期，中原汉族大规模南迁，抵达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区，与南方百越群体通婚。3. 历经千年演化，这些汉族群体形成了南方一支稳定的民系，拥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和文化。
“客家”的来历
答：所谓客家人，是指原籍为河南地区的中原汉族，在东晋战乱时南迁，开始成为具有“特殊身份”的一群居民，更在后来的几次迁徙行动中，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民系。客家民系是中华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讲客家话，客家语系是汉民族八大方言之一。历史上，客家人有五次大南迁，时延...
客家人是怎样形成的?
答：客家人是中华汉族中特殊的一支，在学术界经过了充分讨论之后，目前已经达成共识，客家人是汉族中的一个民系，是中华汉族在特定的时空中形成的一支重要的特殊民系。它以其独特的语言、建筑、民俗、民性等等的文化特质而有别于其他汉族民系，是一个独特的汉族分支。据史料记载，秦始皇时期是客家人的第一次大...
客家民系是怎么演化形成的?
答：客家人又称为客家民系，是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南方汉族民系，是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秦汉五代时，中原汉族大举南迁，到达广东、福建、江西等地与南方百越群体互通婚姻，经过千年演化，形成了南方一支稳定而又独具特色的民系。
客家人是怎样形成的?
答：1. 学术界对客家人形成的问题尚无定论，但“客家”一词意味着“外来移民”，这一描述贴切，因为客家人的迁徙历程始于秦朝，历经六次大规模南迁，小型迁徙更是频繁。2. 客家人是汉族的一个特殊分支，经过学术界的深入探讨，现已普遍认同客家人是汉族民系之一，具有独特文化特质，如语言、建筑、民俗和...
谁知道客家人的起源?
答：“客家”是客家民系、客家人的简称。但是,“客”不是简单的相对“主”而言的外来者,如广府系、福佬系,他们也都是中原南迁的汉人,也是“外来者”,为何又不称客家?其中缘由还在学界讨论之中。从历史的现象看,汉族南方各民系的形成时间都比客家民系早,基本都在同一个行政区域之内(有的也只有部分外延),而客家民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