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80年代古典音乐介绍
叫“经典摇滚”更为正确，那个年代就是 Classic Rock。
这些歌是喜欢摇滚的人都必听的经典，歌词、旋律都一流。
Dream on -- Aerosmith（史密斯飞艇），连纯正的美国摇滚迷都视其为圣歌。
Don't Cry -- Guns N'Roses，是那个时代风靡中外的经典情歌。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 Joan Jett，第一女吉他手。
Infinite Dreams -- Iron Maiden（铁娘子），纯正的老牌金属乐队。
Dream Deceiver -- Judas Priest，同样是经典乐队的大作。
Gimme Gimme Gimme -- ABBA，其实这也是经典摇滚。
Holding out for a Hero -- Bonnie Tyler
Edge of Seventeen -- Stevie Nicks，那个年代两位摇滚女歌手的经典作品。
We Are the Champions -- Queen
I Want it All -- Queen，回应楼上那个黄瓜手，皇后乐队绝对是摇滚里程碑。
另外，The Beatles 的一些经典曲目现在也觉得很耐听:
1.Drive My Car
2.Let it be
3.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1a巴赫
2b贝多芬
3c莫扎特
4d德彪西
5e海顿
6f马勒
7g舒伯特
8h肖斯塔科维奇
9i西贝柳斯
10j瓦格纳
纽约时报》“首席音乐评论家”Anthony Tommasini在2010年推出“史上十大古典音乐作曲家”系列连载，辅以博客文章和网上视频， 并收到读者的大量反馈。 在2011年初的连载文章中Tommasini最终揭晓了他心目中的“十大”。该文颇长， 以下为节译， 最后是本博主的意见：
“...史上最伟大之十位古典音乐作曲家评选， 半为智力游戏; 然就我本人及他人而言， 目的亦为探究何种特质令作曲大师之不同寻常。此‘游戏’虽看似荒谬， 当我考虑是否把勃拉姆斯和海顿从‘十大’榜单中排除， 代之以巴托克及蒙特威尔地时，我不得不思索他们各自的成就以及‘伟大性’(greatness)。
谈及‘伟大性’， 早前一位读者曾来信，友善地表示对音乐的‘伟大’这一观念的质疑......他认为‘古典音乐’这一称呼本身即使此种充满活力的艺术形式听似已经僵死。他甚至写道， ‘伟大’和‘严肃’并不一定是古典音乐特有的品质， ‘古典音乐’也可能是‘愚蠢、庸俗和疯狂的’。
诚然。 但从读者反馈以及我本人的文章和视频中可以看出， 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 这些作曲家并非屹立不动的偶像，而是鲜活的现实存在。 我们构建自己的生活时， 把我们所爱的人组成一个互相支持的网络；我们对自己仰赖的作曲家也是如此。
许多读者急不可待地告知我他们最喜爱的作曲家， 毫无疑问他们认为这些作曲家是最伟大的。 对此我深为感动。即使那些对我这次评选活动不以为然的读者也难免加入战团：‘当然这个评选非常荒谬。 但是我还是把我的榜单列出。 还有， 马勒必须入选！’ 还有贝尔格、利盖蒂...... 甚至一位巴洛克音乐爱好者坚持认为阿尔比诺尼必须入选。
我一向支持当代音乐， 因而我非常感谢许多读者来信反对我在此次评选中排除在世的作曲家。 然而， 对我而言别无他法。我们离在世作曲家距离太近， 无法将其放在历史视角中审视。 另外，在聆听一首令人兴奋或令人困惑的新作品时，你的思想恐怕无暇顾及评价这一作品伟大与否。
怀着对各位品位优异的读者的敬意， 我现在揭晓我的榜单。 记住， 我的编辑支持我这次评选的条件就是，我必须依次列出全部10位作曲家。
我的榜首之选是巴赫。这是由于他杰出的音乐构建能力与深邃的表现力的无与伦比的完美结合。...巴赫在世时已被认为是老套守旧。他1750年去世时海顿已经18岁， 古典乐派正属方兴未艾。 巴赫一定清楚时代的潮流，然而其反应却是在自己的创作方式中更深地开掘。他生前未及完成的‘赋格的艺术’具有静穆之美，在这部作品中巴赫将复杂的对位技术层层剥至最基本简单的核心， 甚至未指明这部作品应以何种乐器演奏。
巴赫也可以非常具有现代性， 不过是以他自己的方式。 尽管他从未写过一部歌剧，但在其宗教合唱作品中显示出出神入化的戏剧技巧，例如“受难曲”中群众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热叫嚣将耶稣钉上十字架时的场景。他的键盘乐作品， 如“半音阶幻想曲和赋格”，是李斯特乃至拉赫玛尼诺夫等人充满狂想的浪漫派作品的前驱。 在其众赞歌中， 巴赫还探索了调性的最大可能性。
很显然亚军和季军的争夺者是莫扎特和贝多芬。如果只比较管弦乐和器乐作品， 二人可谓势均力敌。 但莫扎特还是一位划时代的歌剧作者，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全面性本应使他在竞争中领先。
然而我还是认为贝多芬应该排在第二位。 贝多芬的作曲技术不如莫扎特一样好似手到擒来，他的创作是殚精竭虑的， 这在他的作品中有时能听出来。 但无论创作过程如何使他绞尽脑汁， 贝多芬的作品是如此大胆创新、如此坚不可摧，即使拙劣的演绎也不能掩没其光芒。
我对贝多芬作品的一次顿悟是在上世纪80年代聆听作曲家Leon Kirchner指挥哈佛室内乐团的音乐会。第一首曲子是辟斯顿(Walter Piston)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首交响曲，是充满清新气息和创意的新古典主义作品。 然后是德彪西的‘大海’。 Kirchner曾求教于勋伯格并喜爱日耳曼风格，因而将这部作于1905年的里程碑式杰作演绎得具有瓦格纳式的重量和强度。 德彪西这部作品听来比辟斯顿的作品更具现代性。
中场休息后Kirchner与Peter Serkin合作演出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他们的演绎传达出了作品的神秘、充满诗意的梦幻和狂野。 它是如此深不可测、引人入胜，以致于整场音乐会中这首贝多芬的曲子听来是最激进的作品。 因此我认为， 贝多芬第二， 莫扎特第三。
第四是舒伯特。 你无法不热爱这位31岁时就贫病交加、与世长辞的作曲家，他的作品除了少数对他的天才五体投地的朋友以外， 几乎无人知晓。 仅凭他的几百首歌曲， 舒伯特就是我们音乐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他令人难以忘怀的‘冬之旅’， 对于歌手和听众来说永远不会丧失吸引力。男中音Sanford Sylvan曾告诉我，在杰出的钢琴家Stephen Drury的一场演奏会上听到舒伯特最后3首钢琴奏鸣曲， 是最令他精神升华的音乐体验之一。舒伯特的交响曲是不断进步的过程， 但其第8‘未完成’以及第9交响曲是震古烁今的作品， 特别是第9， 为布鲁克纳铺平了道路，并预示了马勒的作品。
第五是德彪西。 在节奏分明的日耳曼音乐独领风骚数百年后， 德彪西证明，紧张感也可以存在于在永恒的静止之中。 他对和声的创新， 他充满性感的美妙音响，以及他不可思议的、弗洛伊德式的触动人们潜意识领域的本领， 使其成为音乐进入动荡不安的20世纪的桥梁。
后来走过这座桥梁的人是斯特拉文斯基， 他也是我心目中的第六名。当他的‘火鸟’和‘春之祭’轰动巴黎时， 他与德彪西互相交流思想， 后者比斯特拉文斯基年长20岁。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斯特拉文斯基仍旧活跃， 并为当代音乐开辟了天地。 1971年的一天， 我来到耶鲁大学音乐楼门口，有人在门上贴了一张卡片， 上面写道：‘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今天去世。’ 当时的感觉是我的音乐世界崩塌了：斯特拉文斯基就像我们之中的贝多芬。
前十名中的位置越来越少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 列出“五大”或“二十大”作曲家都比列出“十大”作曲家容易。 名额只有10个，这就迫使你把亨德尔或肖斯塔科维奇这样的人物排除出去， 给其他人腾出位置。
有些我尊敬的音乐家能毫不费力地找出勃拉姆斯的缺点。 的确，他有时纠结于在传承古典传统的同时探索新领域；但他最优秀的作品，例如交响曲、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有钢琴的室内乐作品以及钢琴独奏作品， 特别是为勋伯格指明道路的晚期间奏曲和随想曲，具有贝多芬的光辉灿烂和奇思妙想。 勃拉姆斯是我的第七名。
在早先一期连载中， 我试图避免在勃拉姆斯以外的浪漫派作曲家中作出选择， 理由是那个时代最注重的是原创性和个人情绪的表达。像肖邦这样的天才更注重的是独特的风格和自己灵感的宣泄， 而非获取某种可以计量的‘伟大性'。
然而19世纪的两大歌剧巨匠威尔地和瓦格纳志存高远。我已经透露过， 他们两位都位列我的‘十大’榜单。威尔地歌剧的新制作， 例如大都会歌剧院的Willy Decker制作的‘茶花女’，仍然可以使观众沸腾， 这是威尔地作品长盛不衰的丰富内涵的明证。
瓦格纳的‘指环’系列已经成为一切试图制造轰动的歌剧院的敲门砖。 ‘女武神’最后20分钟的音乐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哀婉动听的音乐。
但是两人的排名孰先孰后呢？ 作为作曲家， 二人不分伯仲；而作为人来说却不然。 威尔地尽管也有其难以相处的一面，但他是个正直的人， 一位爱国者， 他为在米兰工作的音乐家们创立了养老院。 而瓦格纳是个反犹太人的变态自大狂，只是在他的音乐中他才超越了自己。 因此威尔地第八， 瓦格纳第九。
只剩一个位置了。 希望海顿原谅我， 但维也纳四杰中必须排除一个，而且海顿的伟大遗产已经由他的朋友莫扎特和弟子贝多芬以及整个古典乐派发扬光大。 我也要向马勒的支持者道歉，他们对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作曲家始终不渝。 如果我能把自己喜爱的普契尼包括进去该多好啊。
有如此众多的读者支持利盖蒂、梅西安、肖斯塔科维奇、艾夫斯、勋伯格、普罗科菲耶夫和柯普兰等20世纪作曲家， 这使我深感欣慰，这些作曲家都是我音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还有贝尔格， 可以说他创作了20世纪最优秀的两部歌剧。他的小提琴协奏曲我认为可以列入十大小提琴协奏曲之列。只有少量读者支持布里顿， 对此我有些失望， 看来我需要做些推广工作。
对我最强有力的挑战来自认为巴赫之前的作曲家必须入选的读者们， 特别是蒙特威尔地的支持者。 蒙特威尔地虽然不是歌剧的发明者，但他只需一瞥1600年左右佛罗伦萨（音乐界）的状况， 就明白歌剧这一体裁应该如何发展。 1607年的‘奥菲欧’是第一部歌剧杰作。他的牧歌集把语言和音乐结合的艺术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蒙特威尔地的支持者也许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必须选择最后一位作曲家， 我的选择是巴托克。 他是一位民族音乐史家，他的作品激励后世作曲家在作品中结合民间音乐和古典传统；而且他是一位强悍的现代主义者， 在勋伯格令人目眩的音乐格式之外，巴托克结合调性、非正统音阶和无调性的音乐语言开辟了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
这就是我的‘十大作曲家’排行榜。
作为一种忏悔， 我准备不间断地听布里顿、海顿、肖邦、蒙特威尔地、利盖蒂以及其他作曲家的唱片， 我没能把他们放进我的榜单，但他们的音乐支撑着我度过每一天。”
译者按：我同意这位评论家的说法， 即“十大”比“五大”和“二十大”都难排。 我想，巴赫、贝多芬、莫扎特位列前三，大部分古典音乐爱好者恐怕都能同意。 再往后分歧就会相当大， 因为音乐欣赏说到底是主观的事。但现在我们评的是“最伟大作曲家”而不是“我最喜爱的作曲家”， 因此还是要制定客观标准的。 上面这位评论家并未明示他的标准，但我感觉对音乐体裁和语言的创新、对后世的影响、所属的年代和音乐流派， 甚至人品都是他考虑的因素。我觉得这就使他的评判标准未免有不够一致之嫌。 而且我认为评选“伟大作曲家”，实际上是评选他们的作品在音乐史上的地位以及对当今受众的影响力，而与作曲家的人品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 如果纯以人品论， 那么莫扎特和患梅毒而死的舒伯特恐怕也并非洁白无瑕。而以维也纳古典乐派已经有3人上榜而拒绝海顿更是令我费解： 这又不是评十大元帅， 有必要照顾到各方面军、各野战军的派系平衡吗？至少我个人以为， 海顿无论在音乐史上的地位（交响乐和弦乐四重奏这两大古典音乐体裁的奠基者）还是其作品的popularity上，都胜过巴托克乃至斯特拉文斯基。 以popularity而论， 则恐怕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和马勒也胜过以上两位。因此Tommasini的排行榜， 特别是舒伯特以后的6位， 恐怕也只能是他个人的意见而已。 看来，评选“十位最伟大作曲家”真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补白： 冒着被Tommasini列入阿尔比诺尼爱好者同类， 以及各位同好猛抡板砖的风险， 我还是斗胆列出我心目中的“十大”，或曰“十位在我的音乐世界中位置最靠前的古典音乐作曲家”， 也热切期望朋友们分享自己的“十大”：
前三名：巴赫、贝多芬、莫扎特（与Tommasini全同）
第四至第十名（以字母顺序排列）： 德彪西、海顿、马勒、舒伯特、肖斯塔科维奇、西贝柳斯、瓦格纳
就钢琴一种乐器而言，早在BAROQUE时代，已经有一个发展的雏形，然后在经过古典，烂漫，现代，甚至后先代，其工业已经发展到相当的地步，其音色音调都已经相当完美精确了，而中国的古典乐器确实一直裹足不前的。
可我认为中国的传统古典音乐一方面有工业的因素在里面，同时也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在里面。首先，中国对于艺人是一种歧视态度；其次，传统的思想里是力求简约无为清净闲适的不象西方的力求严谨细致：关于中国的乐谱如广陵散乐府诗经宋词元曲比比结实，只不过现在所谓的乐谱部分已经失传，而只留下了文学部分了……等等，我并没有说中国没有乐谱，我和你一样是反对说中国没有乐谱这么一说的，我知道中国古代的记谱方法是用宫商角子羽这些文字来记谱的，包括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都是有谱的只不过，在儒教统治的古代，艺人一直处在三教九流的最底层，和妓女一般，只是比花子高一些，所以那些中国古典的个种艺术形式都只是以一种文学的形式流传下来的（万班皆下贫，惟有读书高）。所以才给那些只有半吊子的所谓汉学家看成是中国根本没有古典音乐。
对于，古典音乐，我的一个观点是中国的艺术是高于西方艺术的，他之所以不让西方的，或者只崇尚西方文化而对自己文化毫无研究的人们接受，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综合的包罗万象的文化艺术，他是被西方划分政治哲学艺术社科天文等等学科的综合体，例如一首古诗词他同样又是一种哲学观点的体现，又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古诗词的唱法据说已失传了）等等：同样古代的士人如果靠上功名，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他可能作为政治家同时有时文学家，军事家改革家（中国原先的文人都是博览群书的，其实就只一篇文章中原本就有很多方面的知识道理）天文学家地理学家等等；如果官场失意的话他就有可能成为艺术家棋手甚至医生（历来的古代文人当中有很多都是擅长歧黄之术的）。
古琴美学思想中的道家思想
道家对古琴美学思想影响深远。《老子》崇尚自然为美，排斥人为之乐、有声之乐，推崇“淡兮其无味”的音乐风格，倡导自然、无为、体现道之精神的“大音希声”。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自然观，主张“法天贵真”，对束缚人性、违反自然的儒家礼乐思想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批判（见《骈拇》、《马蹄》等篇）。但庄子并没有完全否定有声之乐，而是提出“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的命题，要求音乐表达人之自然情性，而不应拘于人为的礼法。基于此，《庄子?大宗师》所载子桑“父邪，母邪？天乎，人乎”的悲歌在古琴审美中就不但实现了对情的肯定，而且实现了对悲乐的肯定，《庄子?让王》中提出的“鼓琴足以自娱”的命题，则强调了古琴音乐的娱乐作用、审美作用。
老、庄上述思想渗透在其后古琴美学思想的各个方面。《老子》“淡兮其无味”的思想被阮籍、嵇康、白居易、周敦颐、徐上瀛等人吸收、发展，在音乐审美上形成对“淡和”之乐的崇尚，限制了古琴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对古琴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老子》“大音希声”的思想则为陶渊明、白居易、薛易简等人所继承，使崇尚“希声”之境成为众多琴人追求的目标；庄子“得意而忘言”的思想被陶渊明等众琴人所继承，使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成了古琴音乐审美中的重要特征；老、庄对自然之美的推崇为嵇康、陶渊明、李贽等多人继承，使古琴美学思想重视人和自然的联系，追求人和自然的统一；庄子以自由为美、音乐可自由表达感情的思想又被嵇康、李贽等人发展，提倡音乐要成为人们抒发心声的艺术，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另外，老、庄明哲保身、退隐出世的思想也对古琴美学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老子》“淡兮其无味”、“大音希声”的观点受到琴人的一致推崇，对古琴音乐审美产生了重大影响。“淡”出自《老子?三十五章》“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文献显示，《老子》提出“淡”的范畴后，在汉代之前并未引起大的反响。魏晋之后，经学受创，玄学盛行，“淡”之审美受到重视，所以阮籍说“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提倡恬淡之乐，排斥美声、悲乐。至唐，“淡”开始被较多地用于形容琴乐风格，“清泠由本性，恬淡随人心”、“曲淡节稀声不多”、“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等琴诗表明恬淡之音已被唐人作为古乐、雅乐的标志而受到推崇，在古琴音乐审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宋周敦颐援道入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对《老子》的思想加以吸收、融合，提出“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的“淡和”说，从而使“淡和”成为儒、道两家尊崇的音乐审美观。“淡和”审美观既与道家恬淡的主张相符，又与儒家中和的主张相合，所以被众多琴人所接受。宋真德秀在《赠萧长夫序》中就竭力赞扬古琴“希微”、“寥寥”之风格，明严天池也说:“惟鼓琴，则宫商分而清和别，郁勃宣而德意通，欲为之平，躁为之释”（《琴川汇谱》）。徐上瀛则认为“琴之元音，本自淡也”，“琴声淡则益有味”，并说“淡”就是要“使听之者游思缥缈，娱乐之心，不知何去”（《溪山琴况》）。清汪�更将“淡和”发展到极端，认为“先王之乐，惟淡以和。淡，故欲心平；和，故躁心释”（《立雪斋琴谱》），将“淡”作为一个居于“和”之上的重要审美准则。他将“淡”的标准定为“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是以儒释道:“节有度，守有序”是儒家提倡的“中声”；“无促韵，无繁声”显然和儒家禁止“烦手淫声”的思想一致；“无足以悦耳”则是对儒家崇尚“一倡三叹”之乐、排斥“?堙心耳”之声思想的发挥，完全否定了古琴音乐的艺术性。较之“中和”、“平和”，“淡和”强调音乐要灭人欲，释躁心，更加排斥音乐的艺术性，排斥音乐对感情的表达，所以对古琴的自由发展有更大的消极作用。《老子》“淡兮其无味”的主张与儒家思想结合，形成“淡和”审美观，既是以儒家思想改造道家思想的结果，也是道家思想本身局限所致。《老子》的目的就在于以无为否定有为，以“大音希声”否定有声之乐，所以它最终会由“淡兮其无味”发展至“淡和”，对音乐美学思想产生消极影响。
《老子》“大音希声”以有声之乐为参照，充分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后被《庄子》纳入古琴理论，说“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齐物论》）。这一思想备受文人推崇，对传统古琴美学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琴人无不将“希声”作为演奏的至境，以追求琴乐的含蓄之美。徐上瀛在《溪山琴况》中从演奏美学角度对“希声”有详尽的描写，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如“静”况所说“所谓希者，至静之极，通乎杳渺，出有入无，而游神于羲皇之上者也”，“迟”况中所说“疏如寥廓，�若太古，优游弦上，节其气候，候至而下，以叶厥律者，此希声之始作也；或章句舒徐，或缓急相间，或断而复续，或幽而致远，因候制宜，调古声淡，渐入渊源，而心志悠悠不已者，此希声之引申也；复探其迟之趣，乃若山静秋鸣，月高林表，松风远拂，石涧流寒，而日不知哺（晡），夕不觉曙者，此希声之寓境也”。值得注意的是，徐上瀛此处对“希声”的解释是建立在有声之乐的基础上，和老、庄本意不同。徐氏之言代表了绝大多数琴论的观点，古典琴论中的“希声”之“希”多为稀疏之意，即指“调慢弹且缓，夜深十数声”（白居易《夜琴》）、“曲为节稀声不多”（白居易《五弦弹》）的有声之乐，而《老子》“大音希声”之“希”是“听之不闻名曰希”之意，指无声之乐。“大音希声”对古琴美学的积极影响表现在人们以此追求“淡而会心”的含蓄之美，要求创造音乐的深远意境，追求音乐的弦外之韵味；其消极影响则表现在琴人以“希声”为准，排斥古琴演奏中的“烦手淫声”、“靡曼烦响”，陈幼慈、祝凤喈等人都有类似琴论。
《庄子》提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又提出“心斋”———“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虚而待物”（《人间世》）、“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化通”（《大宗师》），要求审美主体忘掉自身、忘掉功利，超越个人的生理感官、摆脱个人之机心，用心灵去感受、体验、想像，达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物我合一的自由审美境界。这对古琴美学也有深刻影响，所以陶渊明提出“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认为音乐的真意不在声音本身，而在于声音之外，弹琴就是为了求得弦外之意趣。此后的琴论也都重视音、意之关系，以心手俱忘、回归自然、天人合一为其最终目标，并从创作、演奏、欣赏等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体现出对弦外之音、音外之意的追求。如《庄周梦蝶》和《坐忘》两曲的音乐创作表现了这种对物我两忘的追求，而成玉�、欧阳修、苏轼、庄臻凤等人的琴论则表现了琴人在演奏、欣赏中格外追求言外之意的表达，弦外之美的体验，认为演奏时意比声更重要、欣赏时心比耳更重要，心意既得，形骸俱忘，才是音乐至境。刘籍说“遇物发声，想像成曲，江山隐映，衔落月于弦中，松风飕�，贯清风于指下”（《琴议》）；徐上瀛说“与山相映发，而巍巍影现；与水相涵濡，而洋洋徜恍；暑可变也，虚堂疑雪；寒可回也，草阁流春”（《溪山琴况》）；祝凤喈说“迨乎精通奥妙，从欲适宜，非独心手相应，境至弦指相忘，声晖相化，缥缥缈缈，不啻登仙然也”（《与古斋琴谱》暨《补义》）。他们所描述的就正是这样的至境，所以颜元在《四存篇》里干脆将“心与手忘，手与弦忘”列为能琴的重要标准之一。
李贽继承、发展了庄子“法天贵真”、反对束缚、追求自由的精神，以“童心”说为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基础，对代表典型儒家美学思想的“琴者，禁也”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此命题出自《焚书》卷五之《琴赋》，其美学意义有三:首先，“琴者，心也”视琴乐为抒发人们内心感情的艺术，突破了“琴者，禁也”思想的束缚。儒家视古琴为君子修身养性、治家理国的工具，倡导“平和”、“淡和”之审美观，从排斥音乐旋律、节奏的变化到否定音乐的娱乐功用，直至禁止音乐对感情的抒发，严重束缚了古琴艺术的发展。由于儒家音乐思想在传统音乐思想中的统治地位，这些思想始终成为古琴美学思想的主流，为封建文人所推崇，李贽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对此发出挑战的思想家，“琴者，心也”则是数千年孕育的非主流思想的惟一大胆表现。其次，李贽在论述“琴者，心也”命题时，突破了魏晋以来“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渐近自然”的传统思想，提出“同一心也，同一吟也”、“心同吟同，则自然亦同”，心殊则手殊，手殊则声殊，手虽不能吟，但“唯不能吟，故善听者独得其心而知其深也”，认为琴乐比人声更近自然，显示他对纯音乐丰富的表现力有深入的认识。孟子曾言“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尽管两人立论的出发点不同，但在承认音乐比语言等更能打动人心这一点上倒是一致的。再次，“琴者，心也”的提出是建立在“以自然之为美”的基础上，即表现以自然为美、最近自然为最美，是李贽“童心”说在古琴美学领域的体现。李贽认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焚书?童心说》）。此童心即人生之初的自然之心，失却了童心，便非真人。由此出发，李贽格外强调人的自然情性，提出“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声，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焚书?读律肤说》）。既然音乐是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所以就应该表现人之自然情性，而不应束缚于人为的礼义，因为“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这种以自然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达人之各种感情的观点是对道家“法天贵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儒家礼教思想的突破。
“琴者，心也”是道家古琴美学思想的重要命题，它的提出使道家古琴美学思想进入更加合理的阶段。此命题认定音乐是一种自由表达人们思想感情的艺术，其根本价值是对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音乐既然自由表情，就不应对其进行限制，只以“平和”、“淡和”为美，排斥其他音乐，而应自由抒发“情之所激”，诉“发狂大叫，流涕痛哭”等不平之情。“琴者，心也”和儒家“琴者，禁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它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在古琴论坛上的一次剧烈碰撞，对于古琴音乐的自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受李贽的影响，古琴美学出现了“声以情为母”等命题。清人李渔也在《闲情偶寄》中说:“‘妻子好合，如鼓琴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非他，胶漆男女而使之合一，联络情意而使之不分者也。”这些思想尽管在当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甚至遭到封建卫道士的围攻，但它们对情感价值的强调、对于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方古典音乐历史
中世纪时期（Medieval Period）（1450年前）
这一时期主要是罗马天主教会所保存的在教堂中广为演唱的单声部歌曲集。大多用于两种礼拜仪式：一是弥撒，歌词为纪念基督最后晚餐及其献身事迹，这是教 堂仪式的中心；二是日课，就是修道院每天咏唱的八课圣事，主要以诗篇为主。 推荐：GREGORIAN CHANT
巴洛克时期（Baroque）（约为公元1600—1750）
这一时期的音乐是现代演奏会的先河。作曲家手下的巴洛克音乐带有显见的特性: 华丽、复杂、藻饰、扭曲, 著重于超现实和雄伟宏奇, 这些特质都能彼此融会贯通。如果说文艺复兴时代(以及后来的古典时代)代表著井然的秩序和澄澈的表现, 那么巴洛克时代 (及后来的浪漫时代)就是代表著骚动、不安和疑虑。四声部的和声, 以及加上文字指示和弦的「数字低音」 (figured bass) 都产生于巴洛克时代；旧有的教会调式消逝, 大小调音阶系统和沿用至今的相关调性之崛起, 是巴洛克时代大事。另外, 节奏思想也在这个时代萌芽, 也就是在音乐曲谱中加入小节线。这些形式日后直接衍生为奏鸣曲、交响曲、协奏曲、前奏曲与变奏曲。不过巴洛克时代也不乏一些自由的曲式--如触技曲、幻想曲、序曲和主题模仿(古幻想曲) 。
古典主义时期（Classicl）（约公元1750—1820）
因为这一时期的三位代表性人物：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生活与创作主要都在维也纳，因此又被称为“维也纳古典乐派”或“维也纳古典主义音乐”。此时期作家中，莫扎特的小夜曲、嬉游曲等都很具亲和力。海顿的第一、二号大提琴协奏曲也会是很适合入门者欣赏的曲目。至于贝多芬的作品，轰轰烈烈的音响俯手可得，个人比较欣赏他的小提琴奏鸣曲《春》、钢琴奏鸣曲《悲怆》、《热情》、《月光》。
浪漫主义时期（Romanticism）（约为公元1820—1900）
这一时期的音乐更注重表达人的精神境界与主观感情，对自然景物的表现也愈加突出，创作上对民族和民间音乐的利用更加重视与频繁。19世纪中后期出现了以振兴本民族音乐为己任的民族乐派。在音乐体裁上出现了新的器乐独奏体裁，如夜曲，即兴曲，叙事曲，谐谑曲，幻想曲与无词歌等。此时期作品风情万种，各自独具特色，入门曲目有舒伯特艺术歌曲精选、《美丽的磨坊少女》；萧邦夜曲、钢琴协奏曲第二号；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协奏曲第一、二号；华格纳歌剧序曲集；布拉姆斯交响曲第一、三号；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第一号；拉赫曼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第二号、《帕格尼尼主题与变奏》；拉罗《西班牙交响曲》；拉威尔钢琴协奏曲G大调。
20世纪的作品有布列顿的《青少年管弦乐指引》、《小交响曲》，斯特拉文斯基的《保钦奈拉》、《彼得洛希卡》，以及普罗科菲耶夫的钢琴奏鸣曲第七号、钢琴协奏曲第一号。在此推荐德国作曲家亨德密特的《韦伯主题交响变奏曲》、《画家马席斯》交响曲，以及美国作曲家科普兰的《马术竞技会》、《一个平凡人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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